英汉隐喻翻译过程中的图式处理

英汉隐喻翻译过程中的图式处理作者：杨军昌

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7年第11期

摘要：本文从隐喻认知的基本图式角度指出，隐喻翻译过程的关键是英汉隐喻图式对比后对源隐喻图式的处理。借助Bell的翻译过程理论，本文认为图式处理的过程主要包括4种方式，即图式复制、图式修饰、图式转换和图式移除，而每一种方式都可以作为隐喻翻译的一种策略。

关键词：隐喻认知图式翻译过程图式对比图式处理

一、引言

对于隐喻的翻译，译界存在不同观点。传统翻译理论对隐喻的翻译研究总体上是修辞取向的，视隐喻翻译为修辞层面上从源语到目标语的语际转换问题。随着人们对隐喻认识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隐喻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与明喻、夸张等诸多修辞手段并列的一种修辞手法，它已经成为了我们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社会以及探讨语言发生变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束定芳，1998）。因此，隐喻的本质是认知的，隐喻的翻译活动是一种认知活动，应以认知为取向，它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更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转换过程。

二、隐喻认知的基本图式

Lakoff & Johnson（1980）在其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指出，隐喻无处不在，它不仅存在于人类语言中，还存在于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中，隐喻的本质是一种类比现象，是人类在感知体验的基础上，用具体的、已知的、熟悉的事物来理解抽象的、未知的和不熟悉的事物。胡壮麟（2004）也指出，我们要认识和描写未知的事物，必须依赖我们已经知道和懂得的概念去寻求语言表达式，由此及彼，有时还要发挥惊人的联想力和创新力。这个认知过程是隐喻的核心，它把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事物作不寻常的并列，从而加深了我们对不熟悉事物的认识。所

以，隐喻的认知基础在于“相似”，这种相似性使得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网络（源域和目标域）發生关联，并在认知语境作用下进行相互对话（彭文钊，1999）。简单来说，隐喻的本质就是建立在认知语境之上的由源域向目标域的投射。人们对隐喻认知的基本图式可以用图1来描述：

从图1可以看出，认知主体通过认知语境将一个概念域（源域）的特征投射到另一个概念域（目标域），从而使另一个概念域（目标域）获得某些相关的特征，在映射的过程中产生隐喻义。这里的认知语境是指人系统化了的知识结构，由直接场合、语言上下文、背景知识和社会心理表征构成。例如：

（1）I froze and turned beetroot.

（2）她娓娓地讲述着这些，就如她不急不躁地构筑她的良好人生。

在例（1）中，源域是“我”，目标域是“甜菜根”。二者可以相互关联是因为“甜菜根”的某些特征，如“不可移动”“红色外表”等在“我”身上体现了出来。由于二者的这些属性相同或相似，才有了用“甜菜根”来代表“我”。在这一过程中，例（1）的隐喻意义就产生了，其字面意义是“我一动不动，变成了甜菜根”，而其内涵意义就是“我浑身僵硬，满脸通红”。

例（1）把“浑身僵硬”表达成像甜菜根等实体物质一样可以“freeze”，而把“满脸通红”喻成“甜菜根红色的外表”，既形象生动又具体可见，使得我们对抽象的事物（我的状态）有了一个更清晰和身临其境的感受。而例（2）中的“构筑”把人生的进程喻成建筑物的构造过程也有同样的效果。

Lokoff & Johnson的隐喻研究掀起了人们对隐喻认识的一场革命，它使得人们不再将隐喻仅视为语言的装饰，而是作为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隐喻的认知观从人类独特的隐喻性思维入手，

三、英汉隐喻认知基本图式的一致性

Chomsky（1968）指出语言学应该以研究语言能力为主要任务。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对语言认知进行了持久的研究，结果发现：“尽管各个语言在（表层）结构上有种种差异，但语言感知的基本特征是完全不随语言的改变而改变的，它是贯彻于所有人类语言之间的一个不变的常量。”（程工，1999：53）不同隐喻中包含着人类相似的认知基础，所以不同文化中的隐喻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王广成，王秀卿，2000）。英汉虽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但人脑这一机能的相同性，反映到人类语言上，便产生了英汉两个民族一致的隐喻认知基本图式，请看下面这些翻译例子：

（3）…who have an uncanny ability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rap， hip-hop， pop and soul.（译文：在说唱，嬉蹦音乐，流行乐和灵歌音乐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4）When you cut away all the junk， every situation is a choice.（译文：从每一事物剔除一切枝节后剩下的都是一种选择。）

例（3）的原文和翻译选用了相同的事物（bridge——桥梁）表达了相同的概念，这更体现了英汉隐喻认知的一致性。

而在例（4）中，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相同概念时选用了两种不同的意象（junk——枝节），但是其认知过程并没有违背隐喻认知的基本图式，它们都是把一种事物的特征投射到另一个事物上，从而达到认知的目的。

由此可以看出，英汉两个民族对隐喻的认知的基本图式是一致的。相同的隐喻思维和语言能力使他们联系在一起，使得英汉两种语言共享基本的隐喻认知图式及思维模式，拥有相同的心智能力，这也使得英汉两种语言能进行跨越时空的心灵沟通并能深入其文化的内涵。

四、隐喻的翻译过程

隐喻的翻译作为一种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隐喻的可译性和隐喻翻译从源语到目标语转换的潜在细化过程（Schaffner，2004）。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隐喻是一种具有语言共性的现象，英汉隐喻存在一致的基本认知图式，因此隐喻的翻译就可能发生和实现（谭业升、葛锦荣，2005）。但是隐喻的概念体系来源于人们的经验，生长于社会文化土壤之中，不同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影响和制约了人们对周围世界的感知，使得不同民族的隐喻表达表现出了一定的民族特性。因此，如何将这种文化的差异转化到目标语文本中成了隐喻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为展现隐喻翻译过程中的细化过程，本文引入了Bell的翻译过程理论。

（一）Bell的翻译过程理论

Bell（1991）在其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一书中对翻译过程做了如下图示：从记忆到源语文本的分析、再到语义表征、再通过综合构建成目标语文本。如图2所示：

Bell认为，译者把源语文本转换成目标语文本时，大脑的运作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步骤：

1）把一种带有语言特征的文本（即源语文本）分析成普通的、没有语言特征的语义表述；

2）把语义表述组合成第二种带有语言特征的文本（即目标语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