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卵巢癌患者的故事：为爱重生

一位卵巢癌患者的故事：为爱重生
一位卵巢癌患者的故事：为爱重生，借写作走出泥潭2011-12-12 11:05:45|
分类：何裕民谈肿瘤|
标签：何裕民中医健康肿瘤卵巢癌|
何裕民
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于春霞，大连优秀的处级女干部，2009年底被确诊为晚期卵巢癌，术后复发，肝转移，化疗后卵巢癌的特异性指标（CA125）只升不降，只能放弃化疗。

在爱的感召下，她以中医药治疗，配合积极的自我调整，一步步走了出来！而走出困境过程中，努力写自我传记也是重要方法之一。

至少，让她的心境安宁了！
经常有患者要求我就卵巢癌写些东西，我也一直有这个想法，近期，正值于春霞女士的自传体著作——《活着，努力地绽放》在辽宁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她的亲身经历很能给人以启示与力量。

我想，我作为一个医生，讲得再
多，再好，只是一个消防员的角色，毕竟不是当事人，远远不如经历者来得直接、感人！一个真实的故事，胜过一打理论！故节选于下（有所删减），以为所有卵巢癌朋友示范。

我甚至建议各位患友，去买一本这书好好看看！已经有几位在我的鼓动下买了阅读，感受匪浅！精神粮食有时胜过药物！
死，就在眼前我，很长时间以来都在透支着自己的身体，但我从来没想到过“死”这个字眼儿。

还差两天，我才过50岁生日！死，是遥远的事，自己应该还有十年、二十年……！< XMLNAMESPACE PREFIX ="O" />
但现实残忍地告诉我：死，就在眼前！
2009年11月26日这天下午，我怀着异样的心情，踏上了去北京求生之路。

从告诉丈夫去医院检查的病情后，无论是中午回家收拾东西，还是坐在飞机上，我都尽量回避着丈夫悲伤的目光，也没说几句话。

说什么呢？大脑一片空白，只有一个意识萦绕心头“自己将给这个家带来一场灾难……。

”
11月27日上午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妇科内检、肿瘤标记物化验、B超检查。

给我做B超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女医
“你做完肝脏部位后到外面喝些水，憋好尿后再做盆腔。

”我在准备时她对我说。

“你不用憋尿了。

”B超探头在我肚子上没划几下她便说，因为我的腹腔里已积满了足够的水，无需再往肚子里灌水了。

“姑娘，怎么才看病呢？……”她边做边说，老医生也是情不自禁了！
病情发展的很快，来北京才几天的功夫腹部又“胖”了许多。

丈夫心急如焚，大礼拜这两天他像疯了一样的给无数个朋友挂电话，为的是能让我尽早住院治疗，他要争取分分秒秒的时间和癌细胞抢夺我的生命。

夜深人静，我依在丈夫怀里，“后事”一个个明晰地浮上心头。

虽然我不想伤他，可是现实必须面对。

托付他的事：有儿子的、有爸妈的、有朋友的、有我自己捐献眼角膜的……，丈夫哭了，几天来这是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失声痛哭。

我知道他这几天背着我没少落泪，常常看到他湿润的眼睛和挂着泪痕的脸。

几天里，我的心千头万绪，而想的最多、最久的是和丈夫恩爱的日子没有过够，想的更多的是对不起丈夫。

10多年前我才渐渐懂得如何去爱他，还没有用余生好好的弥补自己年轻时的任性和不懂事，老天却急着要收走我，心好痛
为了爱我的人，赌上这一刀12月8日这一天，所有爱我的人都在期待着生命的曙光照耀着我。

走廊里有爸爸的老部下，有我私下称呼首长的单位领导；有我的同事和朋友；有丈夫单位的同事和朋友；还有到现在仍不知妈妈得了大病的儿子。

在此之前，丈夫拿着我的病历拜见北京一家有名医院的肿瘤专家询问最佳治疗方案。

专家毫不掩饰地坦言，“只能活3——6个月。

”也就是说手术的意义不大。

一向沉着坚定的丈夫躲到下榻的宾馆里嚎啕大哭，此时的他已是六神无主了。

是手术、还是放弃手术……？他询问了身边所有的人，有的说应该手术，有的说别遭这个罪了。

“你的意见呢？”丈夫凌乱的心情都写在了脸上。

“手术。

”我毫不犹豫地说。

死，对于每个人来说，不是在今天，就是在明天。

我没有负责任的爱护自己，已经对不起生我养我的爹娘和亲爱的丈夫、儿子了，为了我的亲人，就是千刀万剐我也要赌一把。

手术车要进手术室的那一刻，丈夫突然俯下身在我的嘴唇上印了一个热吻，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丈夫是一个内向的人，结婚前曾对我说过一句“我会让你幸福。

”此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我没再听过一句情意绵绵的爱
语，尽管我是那么想听。

平日里的他少言寡语，幽默的话就更少了，偶尔来上一句我都要调皮地跑在窗前，把手掌放在眼睛上方向窗外左看右看，风趣地说“今天的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呀。

”
今天，这个我曾不止一次数落没有浪漫情调的男人，竟在大庭广众面前亲吻了他的妻子。

这一吻，吻到了我的心上，此时的我完完全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危在旦夕的病人。

八个半小时后，我，终于被推出手术室，这一觉“睡”得可够长的了，从下午14：30到晚上23：00。

我的腹腔取出5000毫升积水，大小手术部位28处，主要部位：卵巢、子宫、脾脏、部分直肠……，当赤裸的我从手术车被抬到病床上的那一刻，丈夫的精神一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刀口像个长拉链一样，从胃部一直开到小腹底部；身上插着6根管子，胃管、颈部管、上腹引管、左下腹引管、右下腹引管，导尿管。

那天夜里，丈夫守候在我的床前，只有寂静的夜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丈夫说我：心可真够大的手术的第三天下午，我坚持下床。

医生嘱咐多活动尽早排气，更重要的是好像死过一次后对生命渴望的冲动。

我拖着身上横七八竖的管子，扶着墙边的扶杆，一小步、一小步地蹒跚在病房的走廊里。

我很快成为病房里的勇敢样板，有的病号喊这疼那痛的，医
生、护士马上会把我搬出来，“你看人家19床，做那么大的手术也没像你们这样……。

”
手术后的第9天，丈夫陪同我在病房走廊活动，他见我病号服裤子长，蹲下身子挽裤腿。

“你听见我放屁了吗？”我突然感觉像是排气了，急切的眼神盯着他扬起头的脸。

“好像是。

”丈夫的语调像是不完全确定。

迟疑了片刻，四只闪亮的眼睛忽地对视在一起，丈夫幽默地来一句“真是春雷一声响。

”我觉得内裤湿，匆匆扭动着身子回了病房，果然是排气了，内裤上一片暗红色的血迹，是肠子切除时留下的瘀血。

丈夫在第一时间向护士报告了我排气的喜讯，这两天医生也焦急地等待着。

在生命“保卫战”的日子里，既使是小小的“胜利”都会让我和丈夫喜出望外的。

单位一把手领导来看望我了。

笑容分分秒秒地挂在我的脸上，不是最初查出癌症向他请假时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模样。

“今年春节联欢会上我要给大家跳蒙古族独舞！”我欣喜地说。

“好啊！”领导的声音是那样的爽朗。

要是在以往，我的话并没有什么特别，因为每次联欢会上我都会有精彩的表演。

但在我一心想着要活下来的时候，还能有这般情怀，真像丈夫平常说的，“心可够大的了……！”
如此超常的乐观心态，我都佩服自己。

在持续高烧中坚守上天好像并不同情我这个弱女子做了那么大的手术，已经倍受痛苦折磨，而是再次考验我的毅志力。

术后第12天，漂亮的女医生又来到床前，通知明天要给我做第一次化疗。

“化疗后会有骨髓抑制、脱发、恶心呕吐……副作用。

”介绍完化疗方案后，她盯着我的脸柔和地说，算是下“毛毛雨”。

对于化疗，以前自己只是听说过，挺遭罪，好多患者都坚持不下来，有的甚至“化”死了。

晚上躺在床上，我想着自己将要面对的化疗。

我，手术前肿瘤标志物CA125已达到1157（正常值35以下），腹腔到处“种植”了癌细胞；手术后，医生将90%的癌细胞清除出了我的体内，CA125已经降到150。

可我，仍然是站在地狱的门口，我绝不能让这得来不易的“战果”从自己手上丢失，我要坚守住“阵地”。

只要我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能够达到化疗标准，咬牙坚持挺住，一定要把癌细胞赶尽杀绝!（我自己反问我自己：）“你不自认为是一个刚强的女人吗，考验你的时刻又来了。

”
那知道，化疗后的第三天（麻烦）就找上身来。

我的体温开始升高了，每天都在38度以上。

医生开了一堆血培养、便培养等各类检查单子，可没检查出原因。

消炎药、退烧
药源源不尽地输进我的血管里，但高烧不退。

消化科、外科医生来会诊，确诊是脾脏摘除手术时，碰到胰腺尾部，胰瘘引起的发烧。

一天24小时躺在床上输液，烧得我连睁开双眼的力气都没有了；两只手不是抓着冰袋，就是用酒精棉擦，仅500毫升的75%酒精就用了5瓶，手掌心让酒精烧得“开了花”，像玉米棒似粗糙。

元旦这天，也是我高烧最严重的一天。

不管怎么用药，就是在39度以上！望着在床上烧得死去活来的妻子，稳重的丈夫失态地冲值班医生吼，“人都要烧死了，你们什么办法也没有，干脆转重症监护室吧！”
因为持续高烧不退，医院相关科医生又对我进行了第二次会诊，不仅仅是胰瘘，胸腔有积水。

漂亮的女医生又要给我做胸部穿刺，这次穿刺，我的心没有七上八下的，自己都“死”人一个了，死马当活马医吧！上午施行的穿刺，傍晚时体温就降到37度多，身体一个多月来从未有过的轻松、舒坦。

心里非常感激为我解除痛苦的内科医生。

丈夫和很多朋友认为：我，闯不过眼前的这道鬼门关。

是啊，癌症几乎夺取了我生存的希望，高烧一个多月更是雪上加霜。

我，又活过来了！而后的两天，从背部留置的管里注入盐水冲洗后再抽出来，体温再也没有升至38度以上。

刀山、火海，也得闯啊！做完第一次化疗后，癌标记物没有像我祈盼的那样降下来，而且CA125值由150升至170。

“化疗由原来21天做一次，改为7天做一次。

”医生半是通知，半是商量。

化疗观察表“更改方案的原因”一栏记录：考虑病情较重……！
这可真不是个好消息！21天做一次化疗就已是痛苦不堪了，7天做一次还让不让人活了！？悲哀是悲哀！但我确信，这是我能够活下来的唯一一条路，前面就是刀山、火海，自己也得向前闯……。

化疗终于做完了，我告别了当班的医生和护士，告别了两个月以来日夜与我相伴的女护工，迈着欣悦的步伐离开了苦住64天的病房，离开了把我两次从死神手里夺回来，至少让我现在仍然生命不息的北京协和医院。

我出了医院的大楼，阳光照耀在我的身上，虽然冬季的太阳没有夏日里那么艳阳，但久日没有享受到阳光的我心中已是火热激情，挺起胸膛向前走。

我虽然很平凡，但在做人的标准上对自己是很苛刻的。

善良、正直是做人的根本。

我以自己对爱的理解和这次生死经历教育儿子：一个人只有懂得自尊、自重、自爱，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一个人只有懂得爱他人是一种幸福，才能赢得他人的爱戴。

经历了生死后，我发现自己的心灵更加干净，思想空前的升华，无论是面对病痛折磨，还是对生命的理解，或是对过去的那个我的自我评价，还有自己心中一直以来不能原谅的人，尤其是对“被爱”、“爱他人”有了更新的认识。

不寻常的除夕除夕那天，我向医生请假。

“我要回家过年！”，为了我那至爱的亲人。

窗外，满目繁花，鞭炮声、礼花声此起彼伏，这是一年当中最喜庆的夜晚，也是我有限的生命里不寻常的夜晚，躺在床上没有睡意。

到半夜12点了，我不听话的从床上爬了起来。

给儿子过年压岁钱，“只要我活着。

”自己心里想。

25岁的儿子跪在地上，给妈妈磕了三个响头。

初一早晨5点钟，丈夫和我简单的洗漱后，匆匆忙忙从东头的家里往西头的医院赶。

患病后，亲人、同事、朋友、医生护士都夸我是“爷们儿”、“刚强”，但我不得不承认，“癌症”像厚厚的乌云笼罩着我的心，眼泪也像桂林的雨季，说来就来。

待护士抽血、治疗后，丈夫又载着我回家，自己默默地注视着车窗外。

也许是因为在这个大多数人吉庆的日子里，自己却为能够活在这个世上起早贪黑奔波，连我也解释不清楚，伤心的泪水又掉了下来。

一会儿，似乎听到了丈夫也在抽泣，我连忙回过头，泪水啊已挂满了他的脸颊。

生的希望在哪？按照化疗方案，整个化疗结束是在5月底。

但因这次患胰腺炎住院，打乱了每周化疗的计划。

“等你身体恢复恢复再说吧！”出院时医生对我说。

在我的意识里，只有做完全程化疗才能把癌细胞彻底消灭，我才有活着的希望。

正是这个信念支撑，无论化疗有多痛苦，我都在坚持。

当化疗不能按期进行时，我焦虑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我把它深藏在心底。

在丈夫面前，我竭力装出无所谓的样子。

“这个周六我带你去金龙寺？”出院一个星期后丈夫对我说。

“好啊！”我兴奋地应着。

金龙寺是郊外一处好山好水的地方，山连着山、树挨着树，空气清新，溪水潺潺，远离喧闹。

以前丈夫和我经常在忙碌了一周后驱车到这里感受大自然带来的那份愉悦的心境。

是我生病后第一次到金龙寺，重生的我旧地重游，欢喜的目光拥抱这里的一切，山峦、树木、花草、小溪……！游人不多，但只要是和我擦肩而过，回头率几乎是百分之二百，我不漂亮，是我那格外触目的光秃秃的头……！
也许是悲哀自己不是一个正常人吧，每每此时，我总是扭过脸去躲闪着他们投来的探询目光。

我和癌细胞就像是“红蓝”两军作战。

我借助了现代的、颇具杀伤力的化学武器对癌细胞进行了13次围剿，而且是每周打一场战役。

癌细胞
虽然伤亡惨重，但仍以相当数量的兵力死守着“阵地”。

2010年4月15日最后一次化疗，癌标记物CA125为21（正常35以下），没能降到10以下的理想预期。

3个月后，化学武器的“杀伤力”彻底消失后，癌细胞抓住了“战机”，疯狂地反扑回来。

癌标记物CA125每月呈10多个的往上升。

我，再好的化学武器也没有体力去“扛”了，“战场”的局势是“蓝军”一天天在扩大战果；而“红军”没了有抵抗能力，眼见着只能是坐以待毙……！
此时，我的家人每天都是心惊肉跳地挨过，我也是郁郁寡欢。

难道我生命的路就这样走到尽头了吗？真不甘心啊……!
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就在这生死关头，也许是我的善良感动了上苍，老天把一个救苦救难的贵人送到了我的眼前。

2010年8月初，一位癌症病友的朋友向我们介绍了中国著名中医药专家，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会会长——何教授。

我患癌症后，朋友纷纷热心地介绍治癌中医、治癌偏方、治癌新医术。

心被爱填得满满的，但何去何从却很难定夺。

在一个小面包车里，我和丈夫见到了朋友介绍的何教授医
治过的那个癌症患者。

“这哪是个癌症病号？脸色比丈夫都红润”一进他的车里，我的心略显激动。

他，肝癌患者，肿瘤位置不能做手术，化疗后像个纸人，风一吹就倒。

何教授治疗后，肿瘤最终由12公分缩至2公分，现在，他上班了，开着车到处跑。

见面前，他送我一本何教授治疗肿瘤的书。

书中“治癌，还是救人？”、“癌症只是一种慢性病”、“圆桌诊疗”的理念让我觉得新奇。

“反正是身体做不了化疗了，这个中医还比较靠谱，也许会是‘柳岸花明又一村’呢？”我的心，充满了一线希望。

我和丈夫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到了上海何教授的门诊部。

进了诊所大厅，“怎么这么多癌症病人？”心里掠过一阵悲伤。

癌症患者，口音南腔北调，男女老少，几个秃着头的患者分外显眼。

“唉，这些可怜的人啊！”原本愁苦的心更加沉重。

“圆桌诊疗”，是诊室里有一个长圆形的桌子，何教授和他的助手、患者围坐在桌子边，像会议室里开着会议一样。

何教授为每一位患者把脉、看舌苔……，我在诊室外面等候时，就隔着玻璃墙紧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像不会游泳的
落水者，极力想抓住一切能够生还机会的心态，想从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生存的希望有几分。

总算挨到我进诊室了，里面有7、8个患者，有序地依着坐次待诊。

我的心让愁苦塞得满满的，脸皮紧绷，没有一丝笑容，像学生听老师上课一样，目不转晴地看着、听着。

我前一位男患者70多岁，患肺癌5年了，既没手术也没化疗，一直是教授诊治。

这次觉得肺部有些不适来就诊，教授看过片子微笑告诉他是炎症。

当这位老者的儿子向教授告状“他还喝酒……。

”教授冲着其他患者开玩笑地说“这是我的患者里最不听话的一个……！”
“肺癌5年没手术没化疗还活着。

”我自言自语，一缕曙光照进了心里。

我是教授的新患者，他把我在北京协和医院的手术记录等病历、手术前后的CT片子认真地看了一遍。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政府部门。

”
“什么职务？”
“处长。

”
“你就太认真了，不需要的！你看那位老患者什么都不在意……。

”他手指着老患者刚刚走出诊室方向对我说。

“工程师、会计、教师、党务工作者都是那么认真了。

”教授
边摇头边笑着说。

“我就是因为太不认真了才生这么重的病！”我在心里没有完全接受教授的说法。

我怀着略好于初来就诊时的心情，带着教授研制的“零毒抑瘤”片剂和中草药方子走出了希望能够创造生命奇迹的梦想诊所。

“我怎么觉得两腿有点劲儿了？”口服教授研制的药一周后，我对丈夫说。

丈夫瞥了我一眼没作声。

那眼神分明在说，“不可能吧，哪有那么神奇！”
求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8月下旬我做了CA125化验，癌标记物还在升高，我和丈夫又都慌了神。

丈夫寝食不安，无奈分别给北京手术的主刀医生、上海的中医何教授打长途电话。

答复：继续观察。

此时，我打开了月初去上海中医门诊购买的何教授在青岛电视台录制的《民生开讲》节目——肿瘤只是慢性病的光碟，想从中寻求一点帮助。

意想不到的是，这一看，成为我治癌求生道路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教授关于医治癌症的理念深深吸引了我，我一口气将三张碟全部看完。

讲解声情并茂，既有医术又有文采，如此沉重的话题他竟能讲得让我笑出了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看电视喜剧呢，我的心情久日没有这么轻松了。

神了，我不再心惊肉跳地恐惧癌标记物升高，用教授的话“指标，只是一组数据。

”对于死亡自己虽然做好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我不得不承认内心深处始终没能逃脱癌症的苦扰。

在此之前，任何人的开导也没能打开我难以开启的心扉，就像教授第一次给我诊脉时说的“你太紧张了！”“她还行，挺勇敢的！”丈夫解释道，教授笑着摇了摇头。

只有教授真切地看出了我的心病，也只有教授循循善诱的讲解像春风一样吹开了我心里紧闭的那扇门，他的话深入我心，我幸运地走出了愁闷的心灵沼泽地。

在我看来，癌症患者身上的肿瘤难以医治，癌症患者的心理疾病更难医治。

“他不愧为是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会会长！”我无数次的在心里感叹，心里充满了对他无比的敬重和感恩。

9月底，我心中的贵人——上海何教授来大连举办治癌公益讲座。

第二次见到他时，我的心情和8月初第一次见他时真是大相径庭，我的脸上有了笑容，我可以平静地向他述说半个月前检查出癌细胞肝脏转移的病情。

教授看过PET-CT片子后果断地说，“CA125升到100时再考虑做化疗，要做全身化疗，肝脏小的癌病灶位置不好，介入化疗达不到疗效。

”他从不排斥化疗，只不过是强调要根据患者的病情，科学的把握化疗时机和药量，像他说的
那样，什么时候适宜“大西医小中医”，什么时候适宜“大中医小西医”。

受何教授治癌理念的影响，当众多的西医建议我介入化疗时，我就考虑暂缓做化疗。

这次听了教授的意见后，我打定主意坚持他的“零毒抑瘤”和中药调理的治疗方案。

丈夫可是被我的癌细胞转移至肝脏吓着了，听了大医院专家的意见，而且朋友还催他刻不容缓，肝脏癌症病情恶化快，抱定西医化疗的主意。

“过完十一咱就到上海住院化疗。

”丈夫和我商量。

“我不去！” 我是不容商量的语气。

“肿瘤长大了，错过化疗最佳治疗时机，哭都来不及了。

”丈夫有点急了，看我默不作声，接着唠叨，“不是我不相信中医，至少到现在我没有看到中医的效果……！”
“你看看教授写的书和讲座光碟。

”我强调。

“我不看！”丈夫不耐烦了。

“那就听我的。

”我也提高了嗓门。

“十一”过后，丈夫下班回家告诉我，上海医院已联系好住院床位，明天启程前往。

我不同意，丈夫无奈通知上海的朋友再缓些日子。

看着丈夫左右为难的焦急样子，我答应他到上海先检查一下病情。

不知为什么，我确诊为癌症后去北京求生的心情是那样的
迫切；而今，竟然坐在床上很无奈地、伤心地哭了起来。

自己好像有种不祥预感。

如果我去了上海，就逃脱不了介入化疗，不仅要失去眼前的生活质量，也许会快速走向死亡。

到上海的第二天，丈夫果然在办理住院手续。

“检查病还用住院吗？在门诊就行了！”我赌气地说。

丈夫理都不理我，只顾做他的事情。

我被丈夫“绑架”进了病房。

入院的第二天晚上做了核磁共振，我坚持待检查结果出来后再确定下一步治疗方案。

入院的第五天下午，核磁共振的结果还没出来，丈夫就对我说“医生让你去签字。

”
“签什么字？” 我明知故问。

“化疗签字！”丈夫低声说。

“我同意化疗了吗？”我扬起眉毛看了他一眼，满脸的不快。

“医生说就像扎一针似的，最坏的结果只要不吐血就行……！”丈夫难为情地解释。

“你以为我是怕遭罪吗？”我不满地瞪大了眼睛。

丈夫到医生办公室去报告“动员”情况，回到病房说“医生请你去趟办公室。

”
“我不去，没什么可说的……！”我板着冷脸说，丈夫又去医生办公室。

也许是老天同情我，化疗签字的第二天早上，核磁共振的
报告竟然出来了。

肝脏上的转移癌，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大小没有变化。

“做什么化疗，见鬼去吧……！”心里一阵狂喜，得意地望着不知所措的丈夫。

我悄悄走进刚刚做过介入化疗的一个哈尔滨患者病房。

他，和我年龄相仿，1米9的身高，十分英俊，只是脸色苍白无光。

他正大口大口地吐着，妻子疼爱的眼神一秒钟也没离开痛苦折磨的丈夫，我悄声地退出病房。

第二天早晨，他的妻子在病房走廊见到了我，“他哭着求我再不做了……！”泪水盈满她的眼眶，她的丈夫已做了四次介入化疗了。

我怀着挣脱化疗恶运的庆幸，逃离了医院，时间是11月3日。

何教授的话像种子一样深深扎根我的心。

正因为此，比起丈夫来，我对自己的病情还是十分镇静和淡定，以乐观的心态、勇敢的笑容拥抱新的一天，以理性的思维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

写作，让我重新看到了希望我把自己的每日生活安排的很充实，看书、看报、听音乐、弹钢琴、散步，除此之外，我开始写作。

虽然我不是一个名人，但在7、8年前我就想把自己平凡的故事记录下来写本书。

终因工作繁忙，主要是心绪杂乱和浮燥，没能静下心来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