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血压疾病负担的研究现状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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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经济研究2011年6期总第288期
我国高血压疾病负担的研究现状及问题
孙国君,吴华铃,单伟光
(浙江工业大学药学院,浙江杭州310014)
中图分类号:R1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7778(2011)06-0046-03
味着全民健保资源朝着都市、大型及财团法人医院集中,使民众就医的方便性有所减损。
3.科别医疗资源的分配失衡
全民健保基本沿用了以往劳保门诊诊察费用不分科别皆为定额的做法,从而导致科别资源的分配不均。
风险高、诊治时间长、病患人数少的科别(如妇科、儿科)和风险低、诊治时间短、病患人数多的科别(如皮肤科、耳鼻喉科),医师诊治一个病患获得的诊疗报酬相同,使后者的整体报酬远远超过前者。
由此,新进医师在执业科别的选择上往往选择后者,进而导致高风险科别招不到足够的住院医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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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俊泉(1981-),男,福建莆田人,学士,主要从事闽台医学文献研究。
收稿日期:2011-03-23(责任编辑叶向明)
心脑血管病是我国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已成为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疾病,流行病学资料显示,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病的主要病因[1]。
我国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不断升高,估计现有高血压患者2亿人,在10个成人中就有2人是高血压患者[2]。
高血压由于发病率高、控制率低和并发症多且严重等问题,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和经济负担,因此研究高血压的疾病负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疾病负担的研究进展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BOD)研究是比较一种疾病、伤残和过早死亡对社会经济及健康的影响,包括研究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3]。
1.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方面,其评价指标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2年以前,疾病负担的评价指标主要是患(发)病率、死亡率或死因位次等传统指标。
这类指标的优点在于数据容易得到,计算简便,结果直观。
但是也存在严重的不足,无法反应疾病造成的伤残程度和持续时间。
第二阶段:1982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提出采用潜在寿命损失年(years of potential life lost,YPL L)评价疾病负担[4]。
YPLL克服了传统指标的量化问题,但是也有很大的局限,例如假定了患病个体相同的价值,也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残疾)负担。
第三阶段:1993年世界银行建议采用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DALY)评价疾病负担, 1998年Hyder等提出了健康寿命年(healthy life years, HLY)。
DALY考虑了疾病造成的早死和失能(残疾)损失,是目前最具代表性的疾病负担评价和测量方法。
但是Obadilla[5]认为DALY指标存在主观性和技术上缺陷。
第四阶段:提出采用疾病综合负担(com p r ehensive burden of disea se,CBOD)指标评价疾病负担。
先通过对患病人群个体负担、家庭负担和社会负担进行测量,再通过专家咨询法获得各个负担在疾病负担中所占的权重系数,最后将各个疾病负担与权重系数的乘积相加求得CBOD[6]。
目前尚未查到相关文献。
2.疾病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又称疾病经济成本,是指由于疾病、失能(残疾)和早死给患者、家庭与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及为防治疾病而消耗的卫生资源的货币体现,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经济负担[3]。
直接
通讯作者。
[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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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经济负担包括患者为接受医疗保健服务支付的医疗费、差旅费和伙食费等,常用上下法和二部模型法来测量。
间接疾病经济负担是指由于患病、损伤造成的失能及早死导致的劳动生产力损失的货币价值,常用评价方法是人力资本法和摩擦成本法。
无形疾病负担是指患者及其亲友因病而遭受的痛苦、忧虑和不便等带来的经济损失,通常采用意愿支付法进行评价,无形疾病负担的测量存在较大争议,文献报道较少。
我国疾病负担研究文献在2000年后迅速增多,研究焦点从传染病转变到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大部分是局部地区的疾病负担研究,缺乏全国性的疾病负担研究。
二、我国高血压疾病负担的研究现状
高血压疾病负担研究文献大多数出现在2005年后,侧重于流行病学和经济负担研究,研究人员大部分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人员和高校研究人员。
1.研究内容
(1)高血压的流行病学研究,包括高血压的患(发)病率、死亡率、寿命损失年等。
大部分研究采用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获取信息,例如刘军[7]发现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中近55%伴有高血压病史;董忠[8]等通过对北京市常住居民问卷调查、体格测量和实验室检查,发现调查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为32.3%,男性远远高于女性,郊区高于城区。
在寿命损失年的测算上,最常采用DALY法和YPLL法,例如王建生[9]等利用去死因期望寿命、潜在寿命损失年、早死指数等指标对高血压的健康损失和直接经济损失进行估计,发现高血压导致期望寿命下降0.36岁,潜在寿命损失254万寿命年,平均每个高血压病人死亡导致11.4年的/早死0。
(2)高血压的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损失、间接疾病经济损失和无形经济损失。
翟屹[10]等通过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比计算出2003年我国35~74岁人群高血压的直接经济负担为201.5亿元。
辛英[11]等通过对比分析我国城乡居民高血压疾病经济负担,发现高血压疾病经济负担对农村家庭影响较大,使农村地区家庭致贫的可能性增大。
(3)高血压的社区管理。
李宏伟[12]、张晓林[13]等对社区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情况进行调查分析,认为社区管理是防治高血压的有效途径。
2.研究角度
疾病负担的研究角度可分为家庭的角度、社会的角度和医疗机构的角度。
我国高血压疾病负担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经济负担上,也有极少部分采用社会负担。
蔡玲玲[14]等通过对1753名居民患病及费用情况问卷调查,计算出单纯高血压的门诊费用为3276.51元/人年,住院费用为11962.86元/人年。
陶杰[15]等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35岁以上云南农村居民进行现场问卷调查,发现高血压住院和门诊患者人均直接经济负担分别为3198元和74.5元,人均间接经济负担为98.9元,人均无形经济负担为2750元,该地高血压患者总的经济负担为1820万元。
3.研究方法
高血压的流行病学负担主要采用DALY法,早期也有部分文献采用YP LL法。
高血压的直接疾病经济负担主要采用上下法测量,周奇文[16]在测算大庆市高血压经济负担时先测算出患者的年均治疗费用,再计算出该病的直接经济负担。
间接经济负担主要采用人力资本法。
无形经济负担主要是精神损失,在测算上存在较多争议,陶杰[15]等测算出云南农村居民高血压的人均无形经济负担为2750元,刘华[17]采用意愿支付法测算脑卒中患者的无形负担。
三、我国高血压疾病负担的影响因素
周奇文[16]、孙红梅[18]等通过灰色关联和二部模型法对高血压疾病经济负担影响因素分析发现,患者的病情、医疗保障形式、经济收入、医院级别、从业状态和伴随疾病等是影响高血压经济负担的主要因素。
桑新刚[19]等研究了新农合对高血压患病人群的疾病负担影响,认为新农合对高血压患病人群的保障水平有待提高。
四、我国高血压疾病负担研究存在的问题
1.间接疾病经济负担的测算指标有待完善
支付意愿法由于患病群体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同,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无法客观、公正地衡量患病群体的间接疾病经济负担;人力资本法应用较多,常用日均工资法或人均GDP法[16,17]。
高血压患病群体的收入高于社会平均工资,采用日均工资法或人均GDP法都将降低高血压疾病负担。
因此,在研究间接疾病经济负担时,有必要根据病种来确定日均工资。
而且,高血压患病人群大部分已退休,采用日均工资法是否合理有待讨论。
由于世界银行在推行D AL Y法测量全球疾病负担时,是依据西方国家的社会状况确定权重系数的,而我国的期望寿命、伤残及失能权重、年龄权重等方面与西方国家具有较大差别,因此有必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正。
2.无形疾病经济负担的测算指标尚不成熟
无形疾病经济负担主要是精神成本,主观性较强,支付意愿法测算无形疾病经济负担受患者个人的价值观、文化水平、生活背景等诸多因素影响[17],难以进行比较和衡量。
因此,目前少有无形疾病经济负担的报道。
3.研究的角度缺乏多样性
我国高血压疾病负担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的角度,从社会负担的角度评价较少,至今尚未查找到从医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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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角度评价的文献。
4.研究缺乏系统性
我国高血压疾病负担研究基本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计算疾病经济负担[8,15,16,17],接受问卷调查的对象基本是高血压认知度较高的患者,抽样人群不完整,采集的数据存在偏差,缺乏科学性。
五、讨论
在研究角度上,从医疗机构角度评价疾病负担是正确制定卫生政策、满足卫生需求和合理配置卫生资源的基础。
因此,今后的研究应侧重从医疗机构角度评价疾病负担。
在研究方法上,运用DALY法测算患者群体的疾病负担时,通常未考虑患者亲友方面的负担。
事实上,高血压患者常因心脑血管病突然残疾甚至死亡,给患者亲友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部分患者亲友甚至因此而悲伤成疾。
可见,疾病不但减少了患者的健康生命年,也影响了患者亲友的健康生命年。
因此,高血压的DALY应包含患者个人负担及亲友负担两部分。
而且,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根据疾病分类来修正日均工资,并依据我国的期望寿命等国情确定相关的权重系数。
另外,疾病综合负担指标不仅考虑了患者个体的疾病负担,也考虑了家庭和社会的负担,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指标体系,其应用虽然未见报道,但是有必要将其作为未来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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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国君(1977-),男,浙江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药事管理学。
单伟光(1961-),浙江人,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药物分析、天然药物及药事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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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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