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来源

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来源by朱锡庆
这是今年七月参加中国改革三十年芝加哥会议的中文稿.之所以现在才放在这,是等北大学报先登.[2008年10月07日]
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来源
导论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国土面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但中国却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尤其是矿产资源极为贫乏。

按人均水平来计算，这一特征更加明显。

这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能依赖人力资源。

是的，中国有十三亿人口，而且中国有几千年重视教育的传统，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民间也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这使得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

但是，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

这就是说，到这个时候，中国劳动力的百分之八十所拥有的是深耕细作的农业知识。

当然中国也有悠久的手工业传统，能工巧匠代代相传。

但手工制造的知识并不普及，只为一部份人所掌握。

到一九七八年，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几千人中只有一个木匠，裁缝或理发匠。

同时，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等级制社会，中国社会一直靠血缘伦理扩展而成的秩序所维系,后来又从前苏联引进计划经济制度,而且实行了三十年之久,这就是说，契约知识是缺乏的。

到一九七八年，尽管有一些定期集市的农贸市场，以及由政府开办的商业组织,但是没有人掌握价格制度的完整知识。

概言之，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大规模制造的工业知识和大范围长程交换的契约知识是中国社会的知识空白。

三十年过去，中国迅速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工业国家，很多产品从零开始，发展成为产量为世界第一的生产大国，以至于有世界工厂的美誉；与此同时，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一个市场化国家，绝大部分经济活动是运用市场合约来协调的。

由农转工，资源用途的改变大幅度地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价格制度替代计划经济制度，大幅度地降低了交易费用；综合起来，造成了中国经济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

这种双重转变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中国社会迅速普及的大规模制造的工业知识和大范围长程交换的契约知识是从何而来的呢？
社会转型的性质是民众的知识更新，这是极为艰难的过程。

这里且让我讲一个故事。

二00四年十月，我到访莫科斯，住在红场旁边的一家宾馆(莫斯科饭店)。

在这家宾馆住了三天,每一天早餐都遇到长时间排队等候。

早餐是自助餐,费用含在房费中,这是通行的做法,可是在其他地方很方便的事,在这里为什么要排那么久的队呢?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食客进入餐厅的时候,向服务员出示房卡,服务员
按一份旅客清单核对房号,并在清单上打勾后,才允许进入。

服务员核对名单并打勾,一人次需要几分钟,就是这道耗时的程序造成餐厅外等待用餐的人排成长龙,而餐厅里空空荡荡。

既然自助餐的费用含在房费中,那么有房卡就表明已经为用餐付费了,因此只需出示房卡就可以了,又何必打勾呢?是防止吃完了出去又进来吃第二次吗?不可能有那么蠢的人吧,明明可以一次吃饱,却偏偏只吃半饱出去，又进来吃。

是的,在清单上打勾是多余之举。

那莫斯科饭店为什么还坚持这么做呢?请注意,在配给制下,是按清单发放物质的,一个人在领取了配给的物质后,是要签名和打勾的,防止领了再领。

俄罗斯搞了七十年的配给制,很多做法已成习惯。

尽管配给制已成为过去，但很多时候仍然不自觉地沿袭了那些做法。

这个例子说明，社会转型并不是如叶利钦政府所做的那样，顾几个专家设计一个方案，由政府推行了事。

社会转型是民众知识体系的更新，其中很多知识是很细节化的知识，无论是制度知识还是技术知识。

相比而言，所有转型国家中，在这一点上中国是最成功的。

如果说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发展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启发，也正是这一点。

当然，中国具备一些特殊的条件。

这篇文章用四节来说明：大规模制造的工业知识和大范围长程交换的契约知识的来源，以及如何通过三十年的时间在民间普及，从而使民众完成一次知识体系的更新。

第一节经济特区与外源知识的传播
通过对东欧，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观察和比较可以发现，社会转型如果采取切换的方式，即叶利钦政府采用的那种休克疗法，因为民众对新秩序的普遍无知，会导致全面混乱，甚至会倒退到无规则状态。

社会转型的性质是民众知识体系的更新，这一特征决定了社会转型的渐进方式，否则就会陷入普遍无知的状态。

这一点是一直被研究转型问题的学者所忽视的。

一九七八年当中国政府决定进行社会转型的时候，从政府官员到民众对市场合约知识普遍无知。

这一点同其他转型国家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没有在普遍无知的情况下急于全面推广新秩序。

尽管当时中国政府也请了一些国际知名的学者进行咨询，同时也派人外访考察，国内的学者也有研究和讨论，但是决策者的最终决定是通过小区域的实验来启动社会转型，决定建立经济特区。

从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特区对于中国从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工业国家，从一个计划经济国家转变为市场化国家，对于民众知识体系的更新，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国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团到香港和澳门考察。

代表团回到北京后写了一份报告（《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建议在紧邻香港的广东省宝安县，
在紧邻澳门的广东省珠海县，建立两个出口加工基地。

与此同时广东省政府向中央政府提议，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在深圳市建立一个出口加工基地。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广东省政府的提议获中央政府的允许，在深圳市与香港相连的
蛇口建立蛇口工业区。

由在香港的中资企业招商局筹资，建设工业区的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并负责招商，吸引境外企业入区兴办工商企业。

考虑到工业区的主要招商对象是香港企业，因此简化了口岸入境手续，并开通了到香港的通勤车。

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央政府授权，蛇口工业区可以实行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的特殊制度，即可以采用香港那样的经济制度，用市场合约协调经济活动。

出口加工区因此被命名出口特区。

仅过了三个月，中央政府又决定增设出口特区，在广东省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厦门市建立出口特区。

一九八0年三月中央政府在广东召开会议，形成共识，扩大四个出口特区的空间范围，而且把单纯的出口加工区变为综合经济区，即在这个区域内同时还可以从事出口加工以外的各类经济活动，用市场合约来协调和组织，因此会议决议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

除四个区域外，当时其他地区还是实行计划经济制度，因此现在回过头来看，命名为市场经济特区更恰当。

这次会议形成的决议于同年八月二十六日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这一天因此成为四个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

中国各个经济特区对于中国社会转型产生的作用大致相同，但深圳经济特区的作用最大。

下面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来进行分析。

从一九七九年蛇口工业区成立算起，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进入深圳经济特区的绝大多数外资企业是香港企业。

从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七年，总计有5517个外商投资合同，其中5264个是与港商签署的。

这就是说这一时期深圳的外资企业百分之九十五是港商。

建立特区之初，深圳还是小渔港，属于典型的农业区域，只有几家国有小工厂生产农具和化肥。

对比香港，土地和劳力是非常廉价的。

此时，恰逢香港产业结构升级，于是一大批劳力密集的加工企业搬迁到深圳，有电子厂，服装厂，饮料厂塑料厂，玩具厂，还有一些服务企业。

这些企业的搬迁不仅仅是因为土地和劳动力的廉价，还因为两地相连，语言风俗习惯相同，香港人和深圳人甚至讲同一种方言，两地的联系也一直没有中断过。

进入深圳的企业有独资的也有合资的，但是无论是哪类企业，从生产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两边人员参与。

就是在这种日常的活动中，技术知识和合约知识在无声地传播。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会，通过一百年的积累，香港人已掌握了丰富的合约知识；香港的工业种类并不齐备，但是在少数的工业种类上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知识。

这些知识，通过搬迁到深圳的香港企业，经由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得以传授给深圳的民众。

三十年过去，现在回过头来看，香港是中国社会转型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地。

当然,因为同文同种的缘故,减少了知识传播障碍,所以传播速度很快。

举例来说，一九八二年初，一家叫凯达实业有限公司的玩具厂在蛇口加工厂区建成投产，当时招收了一千多女工，她们来自广东各地，年龄十八岁左右，是中学刚毕业的学生。

二十五之后，深圳一家报纸对这一批女工进行跟踪调查，发现有百分之十的女工自己开办了企业，而且她们都承认同最早受雇的企业有知识渊源。

再举例说，一些受雇于香港装饰企业的职员，通过两三年，不到十个工程，他们就学会了设计，施工以及如何招揽生意等全套知识，于是辞职，自己开办装饰企业。

深圳本土的装饰企业就是这样开始的。

在外资企业工作的本地雇员,通过参与外资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来一点一
滴地学习和积累技术知识和合约知识,在积累了一定量的知识以后,一些人离开
原来受雇的企业,创办新企业。

这些新企业一方面以较高的工资从外资企业招收一些积累了经验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另一方面大量招收新手,他们来自农村,或刚从学校毕业。

如此一来,这些新办企业一方面造成了活动的扩展,另一方面又成为知识传播的中继站,企业内有经验的工人或管理人员,通过日常的活动将知识传
授给新手。

当他们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后,一些人又会去创办新企业。

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了知识的传播,知识的传播又造成了活动的扩展,活动的扩展又进一步造成了知识的扩散。

知识的传播与活动的扩展相互搓动。

这种相互搓动逐步演化为一种稳定的程式。

对此有两点值得特别强调,第一,因为知识传播是通过活动来进行,大幅度地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笫二,简单的用工合约有利于职员的流动,进入的门坎不高,退出的限制也不多。

新企业的大量繁殖和知识的迅速传播,同这种用工合约有关。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初阶段,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事实上已认识到,民众,包括他自己在内,对于市场的普通无知是社会转型的最大障碍。

一个隐含的问题是,也不知道如何去改变这种普遍无知的局面。

所以他不赞成争论,因为一群无知的人相互争论的最终结果还是无知,而且这种无知的争论很可能导致混乱。

经济特区不是先描绘了蓝图然后加以实施的一个工程,而是一个实验,实验的目的是要观察市场是否是优于计划的经济制度,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从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的具体途径是什么,尤其是向民众普及市场知识的途径是什么。

如果实验没有答案,肯定还有其他实验。

这是邓小平发明并一直坚持的方法,少争论,多实验。

这一方法被继任人继承,沿用至今。

这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经验。

社会不能设计,这是哈耶克的告诫,他的理由是任何个体无论如何不具备设计一个社会的充分知识。

这是他谈论自发秩序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

然而,哈耶克的论述有一个隐含的悖论。

比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急于寻求改变,如果是自发演变,陷入长期混乱的可能性比形成一种新秩序的可能性大得多。

不是全盘设计,也不是自发演化,邓小平发明的小区域实验,提供了社会转型的第三条路。

经济特区是一次成功的实验。

一九八四年二月,邓小平考察了四个经济特区中的
三个,所看到景观和听到的数据,显然证明市场是一种优于计划的经济制度。

尤其重要的是,他观察到了市场知识在特区民众中开始扩散这一现象,进而意识到,外资企业的进入等于从外部引入一个知识源,再通过这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传播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是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民众知识体系更新的一般途径。

因此,
促成中央政府作出一个决定,扩大开放的空间范围, 沿海14个港口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可以仿照特区的方法,划出一块空间,建立一个开发区，以地价打折,税赋减免等措施,吸引外资企业进入。

在开发区用市场合约来协调经济活动。

仅过了一年,在一九八五中央政府又作出决定,不限于港口城市,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福建南部地区,整个区域对外资企业开放。

一九八八年,整个环渤海地区也对外资企业开放。

这就是说,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整个沿海地区已变成一条开放带。

整个沿海地区开放以后,发生了一个明显不同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变化,外资企业的来源地多样化,尤其是九十年代初期外资企业进入出现第一次高潮后,这一特征更加明显。

日资企业,韩资企业,美资企业,欧资企业,东南亚国家的华人企业,以及台资企业,成群进入,分布于沿海开放带。

一个来源地的外资企业在空间分布上是很广的,尽管有相对集中的区域。

于是就形成多个来源地的外资企业在空间分布上的交错,沿海开放带上每一个地区都有多个来源地的外资企业。

外资企业的来源地多样化,意味着知识来源的多样化。

沿海开放带成为一个很特别的地带,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知识和资讯,通过日常的活动,在民众中传播和普及。

一九九二年,中央政府决定,长江沿岸地区,以及几条交通干线的沿线地区,对外资企业开放。

从这个时候开始,外源知识被传播到内陆的广大地区。

第二节与学习方式有关的中国经验
通过引入外源知识来更新劳动力的知识体系,这是亚洲工业化国家加工制造业发展的一般途径。

但是,如何引入外源知识,有两种不同的学习方式。

日本,韩国,台湾,香港,这些先于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是采取一种“走出去”的策略。

其做法是,选送一批人员到知识来源地学习,同时还从知识来源地进口生产线和专项技木,以这种方法来完成知识的原始积累。

而中国大陆是采取“请进来”的策略。

尽管中国大陆也派出去很多留学人员,进口了大量生产线和专项技术,但是这只是辅助手段,引入外源知识的主要手段是引进外资企业。

“请进来”对比“走出去”有两个明显的优势,第一,送出去学习只是一小批,请进来可以教育一大群,而且后者的学习成者只是前者的一个零头;第二, 采取“走出去”的策略,外源知识以散件的形式引入,外源知识引入以后有一个再学习过程,对知识进行整合, 而采取“请进来”的策略,是一个知识体系的引进,尤其重要的是,大量被文本过滤掉的细节知识通过企业这个载体被引入。

换言之,外资企业(准确地讲是外资企业的活动)是外源知识最完整的载体。

因为这个策略上的差别,中国大陆劳动力知识体系的更新过程比亚洲其他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时间上缩短了一半。

通过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个外源知识最完整的载体,被外资企业雇用的中方雇员,最先完成知识体系的更新。

他们中的一些人离开外资企业,创办新企业。

创办人一方面从外资企业招收他们以前的同事,另一方面又大量招收新手。

通过新办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和工人把他们在外资企业学到的整套知识传授给了新手。

新手在完成知识体系更新以后,会以同样的方法去开办新企业。

这就是说,外源知识被引入以后,在人群中的广泛传播,是依靠新企业的大量繁殖这一途径来实现的。

如果只有外资企业,没有新企业的大量繁殖,外源知识不可能在如此广大的人群中迅速传播。

而新企业之所以能大量繁殖,其中一个关键的条件是,被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用工合同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

这种合同的
一个主要特征是,进入企业的门槛的不高,退出的限制也很少。

进入的门槛不高,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加工业转移,退出的限制很少,有利于熟练劳动力在企业之间的流动。

因此新办一个企业很容易招收到各种熟练和不熟练的劳动力。

新企业的大量繁殖使外源知识在人群中广泛传播,这种知识普及的结果是把制成品的成本降到从未有过的低水平。

中国最重要的经验不是外源知识的引入,而是外源知识引入以后如何在人群中普及。

只有知识在人群中普及了以后,成本才能大幅度地下降。

中国制成品的成本和售价比知识来源地低很多的原因是,是这种知识在中国的普及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知识来源地的普及程度。

在中国一些区域,知识普及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一个孩子也懂得许多复杂的操作。

知识普及为什么对成本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呢?其实是简单而浅显的一个道理。

一种知识越普及,被更多人掌握,意味着在更多产品的生产或交易中使用了这种知识,从而获取这种知识的成本被更多产品分摊。

知识大面积普及以后,单个产品分摊的成本只是以前的一个零头。

在一九九二年那一次外资企业进入高潮后,二00二年,中国加入WTO,出现了第二次外资企业进入高潮。

第一次进入高潮带来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外资企业来源地的多样化,第二次高潮后,多样性变得更加丰富。

这种多样性被有效地加以利用,其中的一种利用方式是交叉合资,即一个外资企业同多家中国公司合资经营,同时, 一家中国公司同多家外资企业合资经营。

表1是对汽车制造业交叉合资的例示。

这种交叉合资带来的一个显著效果,是外资企业加快了技术转移的速度,而且多个来源地的知识在一地汇集有互补效应。

表1 中外汽车制造商的交叉合资
境外汽车制造商
对应关系
中国汽车生产商
国汽车集团的隶属企业
标致-雪铁龙（法）
东风集团
东风·PSA（神龙）
东风汽车（东风载重车+日产轿车）本田（日）
悦达起亚
风神
日产（日）
东风·PSA（神龙）
东风本田发动机
现代—起亚（韩）
广州汽车
一汽集团一汽大众
一汽轿车
雷诺（法）
海南马自达
天汽集团
天津华利
天津丰田
天津夏利
丰田（日）
大众（德）
上汽集团
上海通用
上海大众
马自达（日）
上海通用大宇（烟台）江苏仪征
菲亚特（意）
上汽奇瑞
柳州五菱
通用（美）
贵州云雀
沈阳华晨
金杯通用
宝马（德）
宝马
河北中兴
戴姆勒-克莱斯勒（德）三江雷诺
北汽控股
北京现代
铃木（日）
北京吉普
昌河
合肥昌河
福特（美）
福建汽车
东南汽车
长安集团
重庆长安
三菱（日）
长安福特
台湾中华
南汽
南京菲亚特
五十铃
庆铃
第三节温州模式与内源知识的积累和传播
温州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从上个世纪七十年末期开始,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温州就发展成为用市场合约协调经济活动的大规模制造的轻工产品加工基地。

然而,尽管温州位于沿海开放带,但有独特的发展模式。

至今,温州没有外资企业进入,这就是说温州民众所掌握的大规模制造的技术知识和大范围交换的合约知识并不是外源知识,而是内源知识。

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种内源知识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呢?
一九七八年中国社会开始转型的时候,温州人作为一个群体事实上已拥有一种知识优势,为数不少的温州人已积累了一定量的大范围交换的交易知识。

当时其他地方从事耕地的农民没有这种知识,而且听令于中央指令性计划的国有工厂的工人和官员也没有这种知识。

那他们为什么有这种知识呢?温州地处一个很狭窄的盆地,东西北三面是山,南面是海,耕地数量很少。

一九七八年之前,温州属于一个农业区域,但与其他农业区域不同,匮乏的耕地资源只能养活部份人口。

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限制人口迁徙,从而追使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在耕作之外另谋生计。

他们在当时的约束下能找到的耕作之外另一种被证明有效的谋生手段是手艺。

因此与其他农业区域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温州有很多人从事手工艺,打铁,修鞋,理发,弹棉花,诸如此类。

正因为从事手工艺的劳动力为数众多,就必须把服务扩大到很大的空间范围,如果囿于本地,很多手艺人会失业。

因此就造成了一种很奇特的现象,与有固定经营场所的手艺人不同,温州的手艺人成为走南闯北,行走千里的贩夫走卒。

就是在这种行走千里的过程中,通过与很大范围内各种不同的人一次又一次的接触,逐步积累起长距离大范围交换的交易知识。

如果说温州从事耕作的自然资源匮乏,那么从事加工制造的环境更加恶劣,位置偏僻,交通闭塞,直到一九七八年,除了行走千里的手艺人所拥有的交易知识,没有其他任何有利于大规模制造的条件。

换言之,行走千里的手艺人经历累月积累的大范围交易知识和手工制作技巧是开始阶段从事加工制造的基础资源,也是唯一的资源。

一个三十年之后成本极其低廉,向全球供货的轻工产品大规模生产基地,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开始阶段,一部分手艺人凭籍此前积累的手工制作技巧,开办了一些简陋的家庭作坊,生产皮鞋,服装,打火机,纽扣,编织袋等日常生活用品。

更多的手艺人则凭籍此前积累的大范围交易知识,从事这些产品的推销。

有很多事例证明,家庭作坊粗糙的产品依赖于推销人员精细的推销。

举例来说,温州一家作坊生产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