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_人口红利_问题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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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方法上， 国际上通常以实际抚养比 （ 有 效生产人口与有效消费人口之比） 的值域变动来表 述 第 一 人 口 红 利 （ Ｍａ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 其 中 ， 有 效生产人口是以历年分年龄劳动生产率加权计算而 得， 有效消费人口是以历年分年龄消费水平加权计 算而得 （ Ｃｕｌｔ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０） 。在分年龄劳动生产率 与分年龄消费水平一定的条件下， 有效劳动人口的 人均产出不变， 基于这一假定， 实际抚养比变动就 完全取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 第一人口红利则可 以被认为是， 以实际抚养比来表征人口年龄结构对 经济产生盈余影响作用的指标。
衡 ”。 １９７１ 年 ， 美 国 科 学 院 （ ＮＡＳ） 发 表 了 题 为 《人口快速的增长： 后果和政策涵义》 的研究报告， 文中列出了经济欠发达国家可以从更小的人口规模 中 获益的 １７ 条 原 因 。从 国 内 来 看 ， 比 较 有 影 响 的 当数马寅初先生在 １９５７ 年发表的 《新人口论》， 该 文通过对人口与资金积累、工业原料供给、粮食生 产以及促进科学研究等多方面进行的深入细致的分 析， 得出了“非控制不可”的结论。
最近， “人口红利”的概念又进一步得到扩 展， 分 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 人 口 红 利 （ Ｍａｓｏｎ ｅｔ ａ１．， ２００４） 。第一人口 红利是指由人口转变 所 导 致 的生产性年龄段的人口份额的增加， 而人口总体负 担相对较轻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即使假定劳动力生 产率保持不变， 劳动供给数量相对较高也意味着总 产出同比例上升， 同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能促进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是该人口红利期的效应 短暂， 持续时间为 ５０ 年或稍长些 （ Ｍａｓｏｎ， ２００１） 。
（ 二） 第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与第一人口红利相比， 认识第二人口红利的关 键则是正确认识生命周期财富概念及其与人口年龄 结构的关系。 传统上， 人口因素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是用标准 的新古典模型来衡量， 并假定储蓄率为常数 （ Ｓｏｌｏｗ， １９５６） 。在索洛模型中， 资本、劳动、技术 进步被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储蓄率对经济增长
目前关于我国人口结构转变与储蓄率的大部分 研究表明， 中国的高储蓄率很可能就是人口年龄结 构变动下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 （ 袁志刚， ２０００； 李 杨 ， ２００６） 。蔡 昉 （ ２００４） 援 引 国 际 经 验 ， 论 证 了 通过高储蓄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 中 国人口转变对改革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另 外， 贺菊煌 （ ２００６） 采用一个含中青年人对幼年人 抚养和对老年人赡养的世代交叠模型分析人口变动 对储蓄率的影响， 得到了一些新的结论： 快速的生 育率下降对储蓄率没有大的正影响， 幼年—中青年 人口比率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力比老年—中青年人 口比率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力小得多。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８ ５３
区域经济理论
的影响属于资本存量增长对短期内经济的影响。在 一个简单经济中， 我们可以把产出看成只用于消费 和投资两方面， 从这个角度来讲， 投资就等于储 蓄， 当储蓄率偏高时， 人均资本存量和投资水平都 很高， 在这个层面上， 索洛模型解释了， 短期内人 均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助于投资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 增长。
第二人口红利则源于理性主体为了应对人口年 龄结构的预期变化， 而相应调整个人行为与公共政 策。人口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 它既包含了个人生 命周期的变化， 也反应了代际更替关系。根据生命 周期假说理论， 消费者各阶段的消费水平取决于他 一生的总收入， 而不是当期收入， 人们会选择一个 接近其预期一生的平均收入水平的消费水平， 且其 长期储蓄水平将与生命周期紧密相关， 因此， 整个 社会的储蓄率和人口结构变动密切相关。在生产效 率较高的壮年阶段， 其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将明 显高于其他阶段 （ 比如养 老 金 积 累） 。如 果 总 人 口 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 那么， 这部分人口的个 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同时， 劳动年龄
近年的研究进一步发现， 很多国家总体年龄结 构的动态变化通过社会生产和消费， 对经济增长产 生了显著的影响， 经济学家将这种影响称为“人口 红利”。
二、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
“人口红利”是由生产与消费的差异与人口年 龄 结 构 变 动 相 互 作 用 而 产 生 的 （ 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１．， １９９８； Ｍａｓｏｎ， ２００１； 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１．， ２００２） 。人口转 变的过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 率”的模 式 （ 第一阶 段） ， 经 “高 出 生 率 、低 死 亡 率、高自然增长率”模式 （ 第二阶段） 的过渡， 最 终发展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的模式 （ 第三阶 段） 。在 第 一 阶 段 ， 先 出 现 人 口 年 轻化趋势， 少年儿童快速增长， 而老年人口增长缓 慢， 这就使得总抚养比、主要是少儿抚养比快速上
５２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８
区域经济理论
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 他们所承担的抚育和赡养 等经济负担较轻， 从而减少了家庭支出， 提高了家 庭储蓄的比例。由此反映出在人口转变的特定阶 段， 因高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带来的国民储蓄率 升高和资本供给增加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
［关键词］ 人口红利 第一人口红利 第二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
一、引言
关于人口问题与社会经济问题关系的研究由来 已久。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前， 对于人口在经济发展 中的角色认识以人口增长“危害论”为主， 尤其强 调“人口爆炸”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果。英国的马 尔萨斯在其经济学名著 《人口原理》 （ 第一版） 中 就提出： “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 加， 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 懂得一点 算术的人都知道， 同后者相比， 前者的力量多么巨 大。”最后的结论是， “较 强 的 人 口 增 殖 力 为 贫 困 和罪恶所抑制， 因而实际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平
三、“人口红利”与我国的经济增长
（ 一） 第一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总的来看， 就第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效应的 研究都集中于劳动投入增加的作用上。国内很多经 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现象进行了研究， 虽然他们 的研究中没有明确区分第一人口红利与第二人口红 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各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 也有明显差异， 但都说明了人口转变带来的新增劳 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 （ 蔡昉、王德 文 ， １９９９； 蔡 昉 ， ２００４； 都 阳 ， ２００４； 汪 小 勤 等 ， ２００７） 。由 人 口 转 变 导 致 的 劳 动 投 入 增 加 所 带 来 的 这 部 分 贡 献 就 是 现 在 提 到 的 “ 第 一 人 口 红 利 ”。 王丰等人 （ Ｗａｎｇ Ｆｅｎｇ，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ａｓｏｎ， ２００４） 曾经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第一人口红利进行了 实证研究。结果指出， 第一人口红利解释了中国 １９８２ ～２０００ 年 间 经 济 增 长 的 １５％ 。 据 他 们 预 测 ，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劳动人口比例虽然继续提高， 但步伐 会放慢很多， 整个阶段第一人口红利在人均产出上 的 贡 献 比 例 是 ４％。２０１４～２０５０ 年 ， 由 于 第 一 人 口 红利下降， 人均产出增长率将以每年 ０．４５％的比率 降低。该贡献估算比蔡昉、王德文所得出的 ２４％要 小很多， 其原因可能是估算年份与方法的不同 （ 蔡 昉、王德文， １９９９； 王德文、蔡昉， ２００６） 。不过， 他们同时指出， 两个人口红利将相继发生， 第一人 口红利期率先开始直至消失， 第二人口红利期出现 稍晚， 但却是无定期的连续。因此， 两个人口红利 期必定有重合 （ 王丰、梅森， ２００６） 。 由于第一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导致生产性年龄
然而， 这些关于人口增长消极的认识并不能完 全解释世界各国后来经济发展的状况， 由此， 学者 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开始了转变。在 《人口原理》 后面的版本 中 ， 马 尔 萨 斯 修 正 了 以 前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８ ５１
区域经济理论
的观点， 承认人口增长并不必然通过罪恶与贫困的 阻止因素才能减缓， 人们能够自愿地限制家庭规 模 。美 国 科 学 院 １９８６ 年 发 表 了 题 为 《人 口 增 长 和 经济发展： 政策问题》 的研究报告， 文中指出， 人 口增长和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既有正面影响， 也有 负面影响； 以前认为由人口所引发的问题实际上主 要应该归因于其他因素， 人口因素的作用在于有时 会使一些基本问题恶化， 使其症状更早、更明显地 得到暴露。新经济增长理论指出， 促进经济增长最 重 要的机制在于人 力 资 本 积 累 ， Ｂａｒｒｏ 等 人 （ Ｂａｒｒｏ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５） 通过经验分析， 明确了人力资本积累 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 并探讨了生育率 水平和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由 此， 人们已经用更深入地分析人口数量和人力资本 及经济增长间的相互作用代替了简单利用人口数量 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明确的是， 较高的人力资本可 以推动经济增长， 但如果较高的出生率稀释了人力 资本和物资资本投资， 就将阻碍经济增长。
段的人口份额增加所带来的， 它除了通过增加劳动 力供给这个渠道， 应该还有一些别的渠道影响着经 济增长。有理由认为生产性年龄阶段的人口份额增 加， 能提高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 技术创新能力将得到提高， 人口资源优势也能带来 较大的市场规模等， 这将加强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市 场对长期增长的贡献作用 （ 候亚非、王金营， ２００１； 李通屏， ２００２） 。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 人口指标大部分选用的 是人口负担系数。人口负担系数也称抚养比， 包括 老 年 抚 养 比 （ ６５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占 １５～６４ 岁 人 口 的 比例） 、少儿抚养比 （ １４ 岁及以下人口占 １５～６４ 岁 人口的比例） 和总抚养比 （ 老年抚养比与少儿抚养 比之和） 。然后用这些指标 和 一 些 经 济 指 标 作 计 量 分析， 得出相应结论。国内的统计资料中已经包含 这个项目的数据， 因此数据搜集较为方便。
升 ， 并 形 成 所 谓 的 “ 人 口 负 债 ”。 而 在 第 三 阶 段 ， 少年儿童数量在继续减少的同时， 老年人口数量则 快速增加， 此时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速度大大高于少 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 总抚养比上升较快， 易出现 老年人口过多的人口老龄化倾向， 也会形成“人口 负债”。这样， 在第一阶 段 和 第 三 阶 段 之 间 的 第 二 阶段， 就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 构， 也就是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一个时期内 都比较低的局面， 并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总人口 “中间大， 两头小”的结构， 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 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 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增长等， 从而引起的经济增长 就是“人口红利”。
近 ２０ 年 来 ， 我 国 居 民 储 蓄 率 一 直 呈 高 速 增 长 之势。除却收入增长这一因素， 在一个人口大国， 探究影响高储蓄率的原因不可忽略人口因素。人口 老龄化有可能加速资本积累， 从而加剧经济的资本 密集度， 进而提高劳动者人均产出， 即带来我们所 说的“第二人口红利”。第 二 人 口 红 利 的 概 念 拓 展 了新古典模型， 将储蓄和财富都视为内生变量 （ Ｔｏｂｉｎ， １９６７； Ｍａｓｏｎ， １９８７； Ｌｅｅ， １９９４） 。
百度文库区域经济理论
中国“人口红利” 问题研究综述
李 蕾 郑长德
［摘要］ 本文在总结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相关研究文献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 人口红利的概念做了扩展。指出人口结构转变可能通过影响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并从金融 市场的角度进一步对第二人口红利问题加以讨论， 认为在这一系列问题上还有可深入研究的意义。
衡 ”。 １９７１ 年 ， 美 国 科 学 院 （ ＮＡＳ） 发 表 了 题 为 《人口快速的增长： 后果和政策涵义》 的研究报告， 文中列出了经济欠发达国家可以从更小的人口规模 中 获益的 １７ 条 原 因 。从 国 内 来 看 ， 比 较 有 影 响 的 当数马寅初先生在 １９５７ 年发表的 《新人口论》， 该 文通过对人口与资金积累、工业原料供给、粮食生 产以及促进科学研究等多方面进行的深入细致的分 析， 得出了“非控制不可”的结论。
最近， “人口红利”的概念又进一步得到扩 展， 分 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 人 口 红 利 （ Ｍａｓｏｎ ｅｔ ａ１．， ２００４） 。第一人口 红利是指由人口转变 所 导 致 的生产性年龄段的人口份额的增加， 而人口总体负 担相对较轻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即使假定劳动力生 产率保持不变， 劳动供给数量相对较高也意味着总 产出同比例上升， 同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能促进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是该人口红利期的效应 短暂， 持续时间为 ５０ 年或稍长些 （ Ｍａｓｏｎ， ２００１） 。
（ 二） 第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与第一人口红利相比， 认识第二人口红利的关 键则是正确认识生命周期财富概念及其与人口年龄 结构的关系。 传统上， 人口因素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是用标准 的新古典模型来衡量， 并假定储蓄率为常数 （ Ｓｏｌｏｗ， １９５６） 。在索洛模型中， 资本、劳动、技术 进步被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储蓄率对经济增长
目前关于我国人口结构转变与储蓄率的大部分 研究表明， 中国的高储蓄率很可能就是人口年龄结 构变动下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 （ 袁志刚， ２０００； 李 杨 ， ２００６） 。蔡 昉 （ ２００４） 援 引 国 际 经 验 ， 论 证 了 通过高储蓄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 中 国人口转变对改革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另 外， 贺菊煌 （ ２００６） 采用一个含中青年人对幼年人 抚养和对老年人赡养的世代交叠模型分析人口变动 对储蓄率的影响， 得到了一些新的结论： 快速的生 育率下降对储蓄率没有大的正影响， 幼年—中青年 人口比率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力比老年—中青年人 口比率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力小得多。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８ ５３
区域经济理论
的影响属于资本存量增长对短期内经济的影响。在 一个简单经济中， 我们可以把产出看成只用于消费 和投资两方面， 从这个角度来讲， 投资就等于储 蓄， 当储蓄率偏高时， 人均资本存量和投资水平都 很高， 在这个层面上， 索洛模型解释了， 短期内人 均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助于投资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 增长。
第二人口红利则源于理性主体为了应对人口年 龄结构的预期变化， 而相应调整个人行为与公共政 策。人口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 它既包含了个人生 命周期的变化， 也反应了代际更替关系。根据生命 周期假说理论， 消费者各阶段的消费水平取决于他 一生的总收入， 而不是当期收入， 人们会选择一个 接近其预期一生的平均收入水平的消费水平， 且其 长期储蓄水平将与生命周期紧密相关， 因此， 整个 社会的储蓄率和人口结构变动密切相关。在生产效 率较高的壮年阶段， 其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将明 显高于其他阶段 （ 比如养 老 金 积 累） 。如 果 总 人 口 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 那么， 这部分人口的个 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同时， 劳动年龄
近年的研究进一步发现， 很多国家总体年龄结 构的动态变化通过社会生产和消费， 对经济增长产 生了显著的影响， 经济学家将这种影响称为“人口 红利”。
二、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
“人口红利”是由生产与消费的差异与人口年 龄 结 构 变 动 相 互 作 用 而 产 生 的 （ 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１．， １９９８； Ｍａｓｏｎ， ２００１； 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１．， ２００２） 。人口转 变的过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 率”的模 式 （ 第一阶 段） ， 经 “高 出 生 率 、低 死 亡 率、高自然增长率”模式 （ 第二阶段） 的过渡， 最 终发展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的模式 （ 第三阶 段） 。在 第 一 阶 段 ， 先 出 现 人 口 年 轻化趋势， 少年儿童快速增长， 而老年人口增长缓 慢， 这就使得总抚养比、主要是少儿抚养比快速上
５２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８
区域经济理论
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 他们所承担的抚育和赡养 等经济负担较轻， 从而减少了家庭支出， 提高了家 庭储蓄的比例。由此反映出在人口转变的特定阶 段， 因高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带来的国民储蓄率 升高和资本供给增加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
［关键词］ 人口红利 第一人口红利 第二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
一、引言
关于人口问题与社会经济问题关系的研究由来 已久。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前， 对于人口在经济发展 中的角色认识以人口增长“危害论”为主， 尤其强 调“人口爆炸”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果。英国的马 尔萨斯在其经济学名著 《人口原理》 （ 第一版） 中 就提出： “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 加， 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 懂得一点 算术的人都知道， 同后者相比， 前者的力量多么巨 大。”最后的结论是， “较 强 的 人 口 增 殖 力 为 贫 困 和罪恶所抑制， 因而实际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平
三、“人口红利”与我国的经济增长
（ 一） 第一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总的来看， 就第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效应的 研究都集中于劳动投入增加的作用上。国内很多经 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现象进行了研究， 虽然他们 的研究中没有明确区分第一人口红利与第二人口红 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各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 也有明显差异， 但都说明了人口转变带来的新增劳 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 （ 蔡昉、王德 文 ， １９９９； 蔡 昉 ， ２００４； 都 阳 ， ２００４； 汪 小 勤 等 ， ２００７） 。由 人 口 转 变 导 致 的 劳 动 投 入 增 加 所 带 来 的 这 部 分 贡 献 就 是 现 在 提 到 的 “ 第 一 人 口 红 利 ”。 王丰等人 （ Ｗａｎｇ Ｆｅｎｇ，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ａｓｏｎ， ２００４） 曾经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第一人口红利进行了 实证研究。结果指出， 第一人口红利解释了中国 １９８２ ～２０００ 年 间 经 济 增 长 的 １５％ 。 据 他 们 预 测 ，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劳动人口比例虽然继续提高， 但步伐 会放慢很多， 整个阶段第一人口红利在人均产出上 的 贡 献 比 例 是 ４％。２０１４～２０５０ 年 ， 由 于 第 一 人 口 红利下降， 人均产出增长率将以每年 ０．４５％的比率 降低。该贡献估算比蔡昉、王德文所得出的 ２４％要 小很多， 其原因可能是估算年份与方法的不同 （ 蔡 昉、王德文， １９９９； 王德文、蔡昉， ２００６） 。不过， 他们同时指出， 两个人口红利将相继发生， 第一人 口红利期率先开始直至消失， 第二人口红利期出现 稍晚， 但却是无定期的连续。因此， 两个人口红利 期必定有重合 （ 王丰、梅森， ２００６） 。 由于第一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导致生产性年龄
然而， 这些关于人口增长消极的认识并不能完 全解释世界各国后来经济发展的状况， 由此， 学者 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开始了转变。在 《人口原理》 后面的版本 中 ， 马 尔 萨 斯 修 正 了 以 前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８ ５１
区域经济理论
的观点， 承认人口增长并不必然通过罪恶与贫困的 阻止因素才能减缓， 人们能够自愿地限制家庭规 模 。美 国 科 学 院 １９８６ 年 发 表 了 题 为 《人 口 增 长 和 经济发展： 政策问题》 的研究报告， 文中指出， 人 口增长和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既有正面影响， 也有 负面影响； 以前认为由人口所引发的问题实际上主 要应该归因于其他因素， 人口因素的作用在于有时 会使一些基本问题恶化， 使其症状更早、更明显地 得到暴露。新经济增长理论指出， 促进经济增长最 重 要的机制在于人 力 资 本 积 累 ， Ｂａｒｒｏ 等 人 （ Ｂａｒｒｏ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５） 通过经验分析， 明确了人力资本积累 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 并探讨了生育率 水平和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由 此， 人们已经用更深入地分析人口数量和人力资本 及经济增长间的相互作用代替了简单利用人口数量 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明确的是， 较高的人力资本可 以推动经济增长， 但如果较高的出生率稀释了人力 资本和物资资本投资， 就将阻碍经济增长。
段的人口份额增加所带来的， 它除了通过增加劳动 力供给这个渠道， 应该还有一些别的渠道影响着经 济增长。有理由认为生产性年龄阶段的人口份额增 加， 能提高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 技术创新能力将得到提高， 人口资源优势也能带来 较大的市场规模等， 这将加强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市 场对长期增长的贡献作用 （ 候亚非、王金营， ２００１； 李通屏， ２００２） 。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 人口指标大部分选用的 是人口负担系数。人口负担系数也称抚养比， 包括 老 年 抚 养 比 （ ６５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占 １５～６４ 岁 人 口 的 比例） 、少儿抚养比 （ １４ 岁及以下人口占 １５～６４ 岁 人口的比例） 和总抚养比 （ 老年抚养比与少儿抚养 比之和） 。然后用这些指标 和 一 些 经 济 指 标 作 计 量 分析， 得出相应结论。国内的统计资料中已经包含 这个项目的数据， 因此数据搜集较为方便。
升 ， 并 形 成 所 谓 的 “ 人 口 负 债 ”。 而 在 第 三 阶 段 ， 少年儿童数量在继续减少的同时， 老年人口数量则 快速增加， 此时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速度大大高于少 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 总抚养比上升较快， 易出现 老年人口过多的人口老龄化倾向， 也会形成“人口 负债”。这样， 在第一阶 段 和 第 三 阶 段 之 间 的 第 二 阶段， 就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 构， 也就是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一个时期内 都比较低的局面， 并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总人口 “中间大， 两头小”的结构， 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 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 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增长等， 从而引起的经济增长 就是“人口红利”。
近 ２０ 年 来 ， 我 国 居 民 储 蓄 率 一 直 呈 高 速 增 长 之势。除却收入增长这一因素， 在一个人口大国， 探究影响高储蓄率的原因不可忽略人口因素。人口 老龄化有可能加速资本积累， 从而加剧经济的资本 密集度， 进而提高劳动者人均产出， 即带来我们所 说的“第二人口红利”。第 二 人 口 红 利 的 概 念 拓 展 了新古典模型， 将储蓄和财富都视为内生变量 （ Ｔｏｂｉｎ， １９６７； Ｍａｓｏｎ， １９８７； Ｌｅｅ， １９９４） 。
百度文库区域经济理论
中国“人口红利” 问题研究综述
李 蕾 郑长德
［摘要］ 本文在总结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相关研究文献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 人口红利的概念做了扩展。指出人口结构转变可能通过影响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并从金融 市场的角度进一步对第二人口红利问题加以讨论， 认为在这一系列问题上还有可深入研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