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

第九单元经世致用

【教学目标】

1．学习《〈日知录〉三则》，了解顾炎武“文须有益于天下”、著述贵独创、立身贵务实等思想，体会其“经世致用”学术精神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2．学习《浙东学术》，了解章学诚反对“空言学问”、提倡“切于人事”的学术思想，体会浙东学术的务实精神。

【教学时数】

4课时

【教学内容】

单元文化

一、“经世致用”思想的内涵

《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为：治理世事；另外，对“经济”的解释为：经国济民；“致用”为：尽其所用。“经世致用”《辞海》的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由此可以给经世致用下一个定义：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另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它不象其他哲学思想那样，用极强的思辨性去解释诸如世界的本原问题，今生与来世的问题或是人世与鬼神的关系等问题，而是很实在，甚至可以说是很实用地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教统治者如何治国。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的传统，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但后世的理学家却“把‘修身’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所以落实到行动上往往使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而形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走上了“穷理”之途，并将“理”的思想僵化，违背了朱熹“经世”的本意，

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很难做到学以致用。因而自明中叶以后，理学走上了末路。

“经世致用”是中华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的精华，起源于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学说。“经世”的内涵是“经国济世”，强调要有远大理想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致用”的内涵是“学用结合”，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中国宋代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要求经书研究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又称经世致用之学。其特点是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从中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并用于社会改革。

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大兴，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李塨、王源等等。清初学者在总结明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感明季学风的空疏不实，对国家、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书生徒讲义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国家者”。他们要求学术反虚就实，提倡经世致用的真学问和“以实为宗”的新学风。他们学风的特点是：务当世之务，康济时艰，反对脱离社会实际；勇于任事，不务空谈，“生存一日当为民办事一日”；致力于创新，绝不蹈袭古人；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他们的研究范围，几乎涉及社会问题的一切方面。

到了晚清，由于西方国家的压迫，也由于西方文化和政治思想的渗透，康有为等所代表的知识分子们才又重新张扬“经世致用”的口号，而观其政治理想，则已与传统儒家有了极大差别。这时的“经世致用”实质上是试图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寻找一条救国之路。

归纳起来明代“经世致用”的具体内容，有以下五点：第一，务当世之务。第二，勇于任事的精神。第三，致力创新的精神。第四，注重调查研究。第五，研究范围宏伟广大。

二、顾炎武与《日知录》

梁启超在其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讲到清代学术思潮时，将其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认为清代学术思潮的兴起，是“对于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并说“当此反动期而从事于‘黎明运动’者，则昆山顾炎武其第一人也”。虽立论激越卓绝，也不无根据。

北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全盛时期。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使得封建统治阶级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武器来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魏晋以来玄学的兴起，佛学的繁盛，对传统的儒家学说冲击很大，迫使一些学者研究佛、道思想，引申、发展儒学观念，由此形成理学思潮。理学家批判地吸收了某些禅道思想，普遍关心

天道、心性等问题，或者把儒家的纲常伦理原则奉为天理（程朱理学），或者认为人心即理，良知即理（陆王学派），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哲学。明清时代，科举考试题目出自儒家经典，也沾染上了理学的味道。

顾炎武生于明末，深切地感受到国破家亡的痛楚，坚决反对满清入主中原，积极参加反清复明活动。嗣母王氏绝食而死，临终嘱他“无仕异代”，他终生遵之。当大势已去，恢复无望之时，他则洁身自保，多次拒绝清廷的诏举，以死为誓，不复出仕。在痛苦的反思中，他区分了“亡国”与“亡天下”两个不同的概念，他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认为，“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的责任，可以推到国君大臣等“肉食者”身上，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渊源。

以天下为己任，是顾炎武治学的出发点。他清醒地认识到理学崇尚空谈的危害，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反对理学的离经叛道。顾炎武反对理学家一味推崇形而上之“道”而轻视形而下之“器”。所以，他治学弃华就实，不为空言。举凡典章制度、郡邑沿革、天文仪象、河漕兵农、赋役屯田、军事边防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领域，都是他关心的焦点。这充分体现在他的力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两部巨著之中，而后者为作者积三十多年精力著成，尤为精湛。

三、章学诚与《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是我国清代一部综论文史、品评古今的学术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同时，它也是章学诚的代表作。它和刘知几的《史通》一同被视为我国现代史学实际的双璧。

章学诚是我国封建社会早期一位出色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不只批判了过来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详细做法，又表如今他所修的诸种中央志之中。章学诚在这部书中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论断，树立了本人的史学实际体系；同时还在总结后人修志经历的根底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念，树立了方志实际体系，创建了方志学，从而奠定了章学诚在清代史学上的重要位置。

章学诚自幼对经学和史学实际就有浓重的兴味，并且所发的谈论常常令大人吃惊，在这方面显示出良好的资质。章学诚十五六岁时，随父亲到湖北应城，从馆师学习举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