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和日本对待二战史不同态度的原因

德国和日本对待二战史不同态度的原因
二战结束后，西方盟国分区占领了德国，并以美、苏为核心成立了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政府。

考虑到德国曾在一战后短短20 年便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在系统总结了经验教训后，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德国，完全消除纳粹对德国社会、政治、军事等的影响，使其成为一个和平倡导者，永不再战。

这次清除纳粹思想的运动改变了德国的军事、政治、司法等体系，重新树立了德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为其反省历史、彻底认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日本而言，由于是美国单独占领，同时后者又需要其作为远东地区的反共前沿，因此，日本从美国那里取得了不少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驻日美军提供的安全保障。

可以说，美国并未尝试甚至未想过将日本的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分子完全铲除，反而需要具有一定侵略性的日本作为盟友，帮助其维护在远东地区的利益。

除了美国的态度外，造成德、日之间对历史态度差别的原因还有很多，涉及国内外政治、盟军政策、文化和宗教、民族性格、国家实力等多重因素。

一、西方盟国的政策因素
战胜国政策是影响两国历史观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左右着两国在改造后的方向。

战后，盟军对德、日的占领政策不同，导致两国国内政治气氛、政党结构、人民政治诉求以及民主化改革力度不同，这使两国形成的二战史观大相径庭。

（一）区别政策的基础：“分区占领”与“单独占领”
占领方式是盟国对德、日两国制定占领政策的基础。

一个有效占领政策的出台，必须综合各方面意见，考虑到未来发展的长远规划，而实现这一点的基础，就是能否选择一个正确的占领方式。

在这一点上，对德国的占领和政策制定是成功的，其“分区占领——分别管理——最终统一”的模式，既保证了德国的完整性，又将其按照正确的轨道改造。

反观日本，由于二战期间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几乎以一己之力击败日本，因此美国对日实施了单独占领，成为了战后对日惩治和改造的主导力量，掌握了制定相关政策的主导权。

因此，名义上的所谓盟国对日政策，实际上是由美国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制定的。

这就决定了在对日本战后改造的具体实践上，更多地掺杂了美国的利益。

从朝鲜战争到“冷战”，作为重要
利益地区和防共反共的前沿，东亚地区一直是美国重点关注的对象，但由于国力限制，美国不可能在欧洲和远东同时保有强大力量，于是作为美国铁杆盟友的日本，被改造成了反共基地和重要支援力量。

因此，在二战后，日本得到了美国在政治、经济、安全保证等方面全方位的扶持，这也决定了日本不可能像德国一样得到彻底的清算。

德国在战后实行分区占领，战胜国在本占领区内各自实行民主化改革及整顿
政策。

苏、法两国由于饱尝战争之苦，对德政策总体上持敌视态度，而英国也十分忌惮德国重新崛起。

在联邦德国成立后，作为其最友好的支持国——美国，如果要实行某些对德宽松政策，也不得不协调英、法等欧洲国家，顾忌他们的感情，并且考虑苏联在民主德国的一系列措施和反应。

因此，可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在德国实施的政策是经过深度思考、协商、妥协的结果，充分照顾了欧洲国家对德国军国主义势力的防范心理。

在改造德国的相关政策中，存在各国相互制约的机制，不是某个国家可以单独决策，这就决定了德国在战后清算的彻底性和革命性。

同盟国并没有采用像对德国一样的分割占领方案，而是出于军事实力的影响
和美国在日本周边陈兵百万的事实，由美国代表盟军占领了日本本土，否决了苏
联占领日本东北部的要求（仅由其占领了南千岛群岛）。

在各国联合成立的盟军
委员会中，尽管对外宣称是集体决策，但实际主导权和决定权主要在于美国，或
者说在于麦克阿瑟个人。

因此，没有了其他国家的掣肘，美国实际上是按照本国
的利益而非世界各国的需求来决定日本的改造方向，因此，日本变成了美国的“私
有财产”用来实现其战略目的。

（二）区别政策表现：“彻底重建”与“适当改造”
盟军对德、日制定占领政策的指导思想有着根本性的差别。

对于德国，主要
是消灭纳粹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制度，因此，盟军精力放在了摧毁德国的
军队、销毁军事工业和武器装备、解除德军的战争能力、瓦解普通民众的纳粹根
基、清除人们的抵抗意志以及培育和平思想上面，采用了一种“不破不立”的方
式，完全重建德国的体系结构。

对于日本，由于美国需要其作为远东地区的军事
堡垒，因此采取了“改造”的方式，一边按照自身战略清除日本的反美思想，一
边拉拢日本军、政两界，保留其一定的战争能力以及战争意志，尤其是着重培养
对共产主义的敌对思想以及对中、俄两国的警惕。

盟国对德国的改造原则和态度，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公报内有明确
的说明。

其中对德国的军事机构和武器装备都应予以摧毁；对纳粹党一切相关机
构予以清除；禁止以往那些坚定的纳粹党员继续在政府中担任公职，甚至即使在
私企中也不能担任重要领导职务；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德国政府或军队再威胁世
界和平。

从公报可以看出，盟国对纳粹德国的改造是系统并有详细规划的，从政
治、军事、社会、法律等各方面祛除纳粹毒素，降低乃至消除其对德国的影响。

力求根除纳粹和军国主义对德国的影响，摧毁其军事潜力，在民主和包容的基础
上重建德国。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美、英、法、苏四国在各自占领区内实行了不
同措施。

苏联通过专门机构惩治纳粹骨干，帮助普通纳粹分子实现自我改造。

到
1948 年3 月，苏联宣布己完成辖区内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分子的改造。

与苏联的
方法不同，法国占领当局着力改造青年人，通过编写教科书和开设新大学的方式，
积极吸纳年轻人追求新思想，与纳粹划清界限，以教育手段来达到非纳粹化的目
的。

而美国更是雄心勃勃，力求将所有在公职岗位上的前纳粹分子都清除出政府，
将德国新领导机构变成一个反对独裁、热爱和平的纯净集体。

而在对日占领初期，美国对日本军队和军事工业的改造却只是表面上的，并未深入骨髓。

其具体手段有
1、遣散了旧军队，收缴并销毁了日军的武器装备
（部分被移交给盟国军队，例如中国国民党部队）；
2、拆除了一部分日本军事工业，其余转为民用；
3、审判日本发动战争或在战争中有反人类行为的战犯；、
4、抓捕一部分日本极右翼的思想家等等。

但是，这些措施极为的不彻底，为日本遗
留很多军国主义骨干和军事能力，便于其随时东山再起，主要表现为：1、保留
了日军核心机构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海军省的大量基干人员。

此类人员战后被编
入了复原省、厚生省等单位，名义上负责整理资料及编写战史，实际上被保护了
起来，使日军的大脑和精神得以传承。

2、保留并扩大了日本的扫雷部队。

美国
以战后日本领海仍存有大量水雷为由，保留了日军大量扫雷人员和装备，人数超
过1 万，舰艇数超过350 艘
①。

这只部队为日本海军轮训了大量舰员，使其在一
①
陈肖英：《战后日德认罪态度差异形成的外因分析》，载于《浙江师大学报》，2001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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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意义上保存了海军基本的训练能力，并在几年的时间里成为西太平洋战力最强
的扫雷部队。

甚至在朝鲜战争期间，这只扫雷部队还派员承担了仁川外海的扫雷
任务，间接地参与了朝鲜战争。

3、对日本的军事工业，仅仅拆除了部分兵工厂，
但具有战争潜力的重型制造业、化学工业、基础科学研究等，并没有被摧毁。

美
国甚至在一些领域与日本开始合作进行研究。

以上这些都使日本的战争潜力大幅
提升。

其次，在战犯追责方面。

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远东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战犯
进行了审判并最终处以极刑，但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其负面影响意义深远
1、没有追究作为战争发起第一战犯的日本天皇的责任。

作为日本的最高领导人、精
神支柱和三军统帅，天皇在日本重大决策中的地位无人能及，可以说，没有裕仁
的同意，即使军界有人鼓动，日本也不可能发起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更不会跨越
重洋与美国为敌。

因此，在战争结束后，亚洲各国政府普遍要求盟军审判日本天
皇，甚至西方的政界和舆论中也有此呼声。

但由于美军出于降低自身伤亡的考虑，
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因此，同意了日本保留天皇制和不追究天皇责任的要求。

天
皇继续被日本神话，成为日本人的精神支柱，这为日本后来右翼势力崛起埋下了
伏笔。

2、没有彻底清算战犯和军国主义分子。

战后被逮捕的战犯更多的是与美
国在战争中直接交手，或威胁到美国利益的人，并非是以对盟国或世界人民造成
的伤害为标准。

例如，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其
竟然可以在战后审判中全身而退。

3、对普通右翼分子和基层骨干改造力度不够。

对于大多数日本基层右翼分子，美国并未过多追究，仅是略作教育便解除整肃。

截至1951 年，对于21 万多接受整肃的日本军政要员中，有超过20 万人被释放，
其中大部分重新成为日本战后政府的中坚力量。

最后，在民间改造方面。

美国并未过多追究日本右翼财阀的责任，仅是象征
性解散了几个大财团（实际上也仅是分割而已，形成若干小型财团，并未伤及根
基）。

对于支持日本对外侵略，大发战争横财的大财阀，美国不但没有追究其战
争罪行，反而在战后积极扶持，加大与与这些人及相应财团的交流合作，最终使
他们又重新掌握了日本经济基础。

（三）区别政策的影响：“深入灵魂”与“表面文章”
由上一部分可以看出，西方盟国通过对战犯的审判和对德国社会纳粹残余进行深入灵魂的改造，兴起了一连串的“去纳粹化”运动，可谓意义深远。

首先，
它向德国民众展示了盟国彻底根除德国纳粹和军国主义势力的坚定决心，对那些
仍抱有右翼幻想的死硬分子给予极大震慑；其次，揭开了历史真相，使备受蒙蔽
的普通德国民众能够看清纳粹的反人类本质，让他们的内心产生负罪感，为日后
德国成为民主国家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第三，盟国彻底摧毁了纳粹德国的政治、
军事和经济，战后的德国本土伤痕累累，仿佛成为一张白纸，可以让盟国按照他
们的思路进行完全地改造，新德国将更加符合西方的价值观；最后，盟国的改造
使德国上下产生了一种对发动战争的羞耻感，使其放弃仇恨，日后不再成为欧洲
争端的策源地。

相比之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战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对日改造是不全面的，
对其核心集团及社会各阶层的清算也是不彻底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日本从政治到经济，未受到大的制裁，国民并没有感觉到战争给国家带来的
长久“刺痛”；第二、战后日本政坛仍被二战期间的一些政客所把持，这些人在
美国的纵容下，思想没有彻底改变，而且缺少新鲜思想的注入，观念依然陈旧；
第三、没有对右翼势力进行彻底的打击，缺少法律等制度性保证。

这种残缺性使
得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并未像德国纳粹一样被彻底抹除，加上日本天皇未受到审
判，“国体”得以保留，一大批战犯被免于起诉甚至官居高位，可以说，日本右
翼势力并未伤筋动骨，待后来时机成熟，最终卷土重来。

二、文化及宗教因素
文化和宗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软实力的体现，他对一个民族的影响是潜移
默化的，而且具有较长的传承性。

它们深深地嵌入在一个民族灵魂内，通过人们
的行事风格、精神寄托以及言行举止表现出来。

德国与日本之所以在二战史的认
识方面存在差别，与其精神层面的传承也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两国的文化及宗教
传统，两国人民看待失败和错误的态度，都是重要的原因。

（一）文化及民族性格的影响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永远是它为之骄傲的资本。

在几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历史
传承中，一个民族可能经历成功、磨难、奴役、分裂、辉煌等等洗练，这些特殊
而难以磨灭的过程为这个民族沉淀下了宝贵的财富，并以文化传统的方式表现出来。

这是对历史的缅怀，也是民族的精神食粮。

它深刻影响到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德意志共和国来源于古代的神圣罗马帝国，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西方文化
里追求科学、逻辑、务实的态度深深地嵌入在德意志民族的灵魂内。

可以说，德
国首先是一个文化强国，之后才是政治大国。

德国人坚信文化传统是他们发现新
思路，打开新世纪的钥匙。

因此，德国继承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绝大部
分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

首先，德意志民族理性、严谨，处事一丝不苟。

这使得德国人喜欢探究事实，
尊重事实，可以用一种不夹杂感性思维的态度去分析客观的情况，即使这个事实
并不符合眼前的利益，德国人也不会对其掩饰或歪曲。

这也是德国引以为豪的地
方，尽管一度经历了法西斯错误思想的蒙蔽甚至洗脑，在发现真相后，德国人依
然可以依靠冷静而严谨的分析，去否定和批判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

战后，面对
曾经的屠杀和掠夺，以条顿骑士团后裔自居的德国人，其内心深处的传统价值观
开始复苏，承认了自己的深重罪孽，并以此为耻，从主观上希望自己可以通过补
偿曾经的受害国，与他国恢复关系，洗刷自己的耻辱。

其次，德意志民族自强不息，精益求精，具有自我超越的精神。

在这个精神
的激励下，德国尽管经历失败，却不会被失败压倒，在客观理性地去分析失败原
因后，它会正视现实，选择出一条最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一战后，德国经历了
建国后的最大失败，其统治世界的梦想破灭，在屈辱中的德国人选择了民族社会
主义（纳粹）作为其东山再起的道路。

二战的发动及失败告诉德国人这条道路是
行不通的，在满面疮痍的废墟中，德国人再次寻找自己的发展方向，通过建立新
的宪法框架，德国人坚定选择了超越国家权力的个人自由，利用宪政来压制曾经
狂热的民族主义和民族优劣论。

此时的德国人试图用勤劳的工作与诚实的态度来
打动世界，而非过去的刀枪战火。

最后，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性格具有一定的复合性与国际性。

众所周知，德国
脱胎于神圣罗马帝国，也就是哈布斯堡王朝，在中世纪的欧洲，欧洲各国王室相
互通婚是极为正常的现象，因此德国的上层人士不可避免具有跨国界的视野，很
少局限于狭隘的国家范围。

久而久之，这种思想传承使德国拥有了一种与周边国
家天然的民族亲近感。

尽管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后，德国的民族主义有所觉醒，并依靠日耳曼民族优势论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但从其文化和民族根源根源来
讲，德国依然是欧洲大陆文明的一部分。

因此，二战后幡然悔悟的德国，并不排
斥像周边国家谢罪，依然积极希望融入欧洲，并最终实现欧洲共同发展。

想比于德意志民族的性格和文化，日本的大和民族又是另外一种表现。

由于
日本地处岛国，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和局限性，其文化主要依靠外来输入
①。

在古代，日本文化主要继承于中国的汉唐文化，而在1853 年“黑船事件”后，日本
打破闭关锁国政策，逐渐与西方加深联系，开始全力吸收近现代西方文明。

这种
没有历史传承的文化吸收，使日本仅仅学习到西方现代化科技，而并未继承其理
性、逻辑等思考方式和谦恭，正直，怜悯的骑士精神，这使日本成为一个近代文
化的矛盾体。

它一方面崇尚忠君爱国、封闭保守的儒家封建思想，而另一方面又
尊崇强者为王的西方思维，热衷于依靠西洋火器实现对外侵略扩张。

这种国家至
上、恃强凌弱的民族心理使日本走向了军国主义，并在战后拒绝反省，并反对向
曾经被侵略的“弱者”道歉。

首先，日本文化重视耻辱感，并且不能容忍失败，这与东亚文化中的“面子”
问题息息相关。

在日本人眼中，赎罪即为承认失败，承认自己所作所为是错误的。

为了保全“面子”，当出现挫折时，日本人宁可切腹自杀也不愿意承认失败，更
不要说进行道歉或忏悔。

在西方社会，主动承认过错是有骑士风度的体现，而在
日本则是一种耻辱，将丧失自己的荣誉，这对把荣誉高过生命的日本人来说是不
可接受的。

这种耻辱观在一定程度上使日本的社会和民族更好管理，更加上进，
但其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很明显，即将大和民族培养成了一个不知道赎罪的民族。

这种由强烈的耻辱观和失败观以及“面子”思想构成的民族特点，使日本注定不
可能如德国一般正视历史，其右翼势力需要保护天皇以及大和民族的脸面，即使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日本也不会公开承认错误。

第二，日本社会没有赎罪文化。

根据《菊与刀》中的分析，在日本，坦白和
赎罪是一种没有必要的表现，只要一个人的罪过没有被暴露在别人面前，就没有
必要去主动承认或进行忏悔，也不需要有负罪感，否则只是自寻烦恼，不会对缓
解内心痛苦有任何帮助。

因此，日本的文化不崇尚主动承认错误，反而会积极掩
盖，试图通过让其他人不了解这些问题，而淡化自身的罪恶感。

从这个方面讲，日本不承认侵略历史就是希望摆脱内心的罪恶感，使自己可以可以在没有道德约
束的条件下，按照自己的思路重新崛起。

综上，造成德国与日本的认罪差异的文化基础实际上就是欧洲的“罪文化”
与日本的“耻文化”。

在这两种指导思想的作用下，德国可以抱着赎罪的心态与
邻国交往，而日本却希望可以掩饰，装作没有发生过。

这种心态正是目前两国在
历史不同认识的深层根源。

（二）宗教的影响
相比文化，宗教方面的影响抽象了很多，同时它也是与文化共同发生作用，
因为某种程度上宗教就是文化的内涵与延伸。

在宗教领域，德国地处欧洲，从中
世纪开始受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交叉影响，但其内涵是相通的，即人性本恶，具
有原罪，人生来便是赎罪的，由此也构成了欧洲文化中一项特别的“罪文化”。

而日本地处封闭的岛国，在继承儒家文化和佛教的同时，融合本土文化，形成了
以神道教为核心，以尊重天皇，发扬大和精神为特点的宗教传统。

这种宗教传统
与基督教或天主教开放包容的宗旨不同，充满了皇权至上的狭隘心理，每个人都
以从属的身份出现这使得德、日的认罪观截然不同。

德国的“罪文化”来自于基督教的《圣经》，其中认为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
而产生了人类的原罪，而作为基督徒需要用一生的时间为祖先赎罪，这是基督教
的基础，也是基督徒的使命。

因此，这种罪恶感生来便伴随着德国人，而后者对
认罪和洗刷罪过并内心来讲并没有抵触心理，认为这是应当的，而且会得到宽恕。

这种思想在德国可以说深入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对于他们来讲，“犯罪——认罪
——赎罪”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轮回。

犯错就要承认，通过弥补而得到宽恕、
减轻内心的罪恶感，这使德国人并不怕面对罪过，也不排斥认罪。

由此可见，“坦
白”、“忏悔”、“赎罪”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心理品质，使自己从内心的挣
扎中解脱出来，更好地面对受害人，面向未来。

在这种宗教思想的影响下，德国
人解决问题、低头认罪时不需要外人的强迫与监督，只需要认清所作所为是否正
确，是否给他人造成了伤害，如果自己认为确是如此，那么即使没有外人知道也
会感到内心不安。

这种自省式的认识，使德国勇于承担自己二战时犯下的劣行，
也积极弥补和忏悔，最大限度地获取受害人的谅解。

而在神道教和天皇至上思想盛行的日本，便没有如基督教般的灵活思维。

日本人奉神道教为国教，从小及接受该方面教育。

可以说，日本的神道教犹如德国
的基督教一般，深入人民的精神深处。

然而与基督教的诚实、自由、博爱不同，
神道教的自省是有很多前提条件的，在教义中尊天皇为天照大神，所有人应该忠
君爱国，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神（天皇）的尊严与权威。

这一点决定了在日本人眼
中，天皇不可能出现错误，更不要说将“神”一般的天皇划作战争罪犯。

因此，
天皇领导的战争便是“正义”的战争，不容许外界说三道四。

向受害国道歉并进
行忏悔，意味着要否定之前的战争，这是日本人不可接受的。

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态度与神道教的兴衰呈现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战后初期，
神道教式微，影响力减弱，此时正是普通人眼中天皇从“神”到人的变化期，而
在这个阶段日本对二战的的反省是客观且理智的。

从五十年代开始，随着朝鲜战
争的扩大和冷战的深入，日本作为美国远东地区的重要盟友，其右翼势力开始复
苏，神道教作为历史上日本开疆拓土的宗教支持，重新开始具有政治意义，又得
到了日本社会和右翼势力认可和利用。

在日本社会，宗教与政治再次紧密结合，
相互促进，呈现出右倾化的特点，其直接表现就是拒绝承认二战失败，企图掩盖
罪行，为侵略翻案。

三、地缘政治环境因素
二战后的德国被列强分割占领，周边的英、法、苏三国虽然在战争中受到极
大削弱，但实力比满目疮痍的德国仍然高出许多。

尚武的日耳曼民族一直遭到周
边国家的警惕，地处中欧固然可以使德国获得更加优越的先天条件，但也使其时
刻在众多国家的注意之下。

当德国强大了，邻国会感到危险；而当德国弱小了，
邻国又觉得有机可乘。

因此，无论德国处于何种状态，周边国家对其的政治和军
事准备都不会放松，这使得德国一直在危机的夹缝中生存，它之所以能够客观看
待历史，与其地缘政治环境与发展战略具有密切关系。

相比周边强敌环绕、时刻面临多线压力的德国，日本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首先，日本为岛国，周边是茫茫大海，东方甚至紧邻太平洋，这样的地理位置给
其建立起了一个巨大的屏障和安全缓冲带，避免了它受到较大的安全威胁。

其次，
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天皇制也得以保留，其法律制度、政治制度都没有受到破
坏，国家没有被分割。

可以说，除了自身军力被解除和为美军提供部分基地及补给之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