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元天宝年间京都长安茶具考_姜捷

图二
( 二) 碗 6 件。 形制、胎质等均相同，即外黑内白，侈唇、唇 部及底部不施釉，露出白色胎体； 规格不一，残 片中最大者口径 23 厘米，最小者口径约 10 厘 米左右。这类碗的共同特征显著，即多数碗的整 体偏小、口径相对较大，浅腹，高宽比反差强烈， 口径与器高的比例约 3： 1 左右，圈足。虽然碗的 口径相对较大，碗体相对较浅，但弧腹偏下，又 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容积。 标本 T1H1B： 54，白瓷胎，侈口，圆唇，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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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显然指向餐饮内容的新 潮产品，发现和存世数量极少，似乎并非大众趣 味或大众消费风尚，那么，这种“小圈子”的特殊 趣味和风尚，究竟是什么呢？ 不妨仍然从物证本 身去寻求解读的线索。
从功能上看，钵、碗、杯三种外黑内白器物， 全然指向饮食盛具，也就是说，这几种器物仅能 体现饮食盛具的宽泛指向。倘若进一步究其特 指的内涵，那么，就有必要从考古学上器物组合 与功能关系的研究路径出发，了解清楚这类外 黑内白器物的全部种类及其组合关系。这里应 该指出的是，窑址出土的遗物均属被废弃的残 次品，有可能在种类上相对于正品的完整组合 或有缺项。
图八
图五
釉，唇部露白胎，或即所谓“白覆轮”。口径 8． 1、
残高 4． 8 厘米 （ 图九，原发掘报告图五八，4； 图
版一一七，3） 。
图六
标本 Y4外： 3，形制同上。复原口径18． 5、底 径10、高6． 7厘米（ 图七，原发掘报告图四一，2； 图版一一七，1） 。
图九
在 唐 代 陶 瓷 考 古 史 上 ，如 此 数 量 外 黑 内 白 瓷 的 发 现 是 空 前 的 ，虽 然 此 前 曾 经 有 过 一 些 同 类器物的零星发现：
在唐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的发掘中，共发 现外黑内白瓷 181 片 （ 件） ，可辨器型较为简单， 仅有钵、碗、杯三种，按器物口部开阖的向度区 别，分为敛口和敞口两类，其中完整及可复原的 有 9 件，简述如下：
( 一) 敛口钵 2 件。
姜捷，男，陕西法门寺博物馆馆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物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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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首先可以确认，唐长安醴泉坊三 彩窑址发现的外黑内白瓷器，属迄今考古发现 中时代最早的材料，其时空属性确定，绝对年代 清楚，存在时间短暂，系盛唐时期开元后期至天 宝年间的产品； 又仅流行于京城地区，造型规 整，制作精良，特征鲜明，黑白对比强烈，是一批 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唐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在 发现外黑内白瓷的同时，还发现有少量黑瓷执 壶（ 注瓶）（ 图一四） 、黑瓷罐（ 缶） 等残片 [1 ] (P124 )。
图十二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图十四
图十三
此外，据笔者了解，在唐长安青龙寺遗址、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唐代开元天宝的盛世 年间，京城长安的特定时空当中，饮食器具中突 然出现一类前所未有的特殊外黑内白瓷具及其 与之相关的黑瓷具设计，一定有其特定的社会 群体或社会风尚的需求。这里所谓“特定的社会 群体”，以现有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资料判断，仅 与若干佛门和部分贵族及文人士大夫阶层相
( 三) 杯 1 件。 标本 T1H2： 29，白瓷胎，侈口，尖圆唇，深 腹，直壁下弧收，底残。内壁施白釉，外壁施黑
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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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又如，西安市东郊郭家滩天宝三年 （ 744） 粟 特籍大将军史思礼墓曾出过 1 件外黑内白的瓷 碗 [3 ] ； ( P428 － 456 ) 西安东郊一座唐天宝十一年 （ 752） 的贵族墓中亦曾出土过 3 件外黑内白的瓷碗 [4] （ 图一二），其形制与唐长安醴泉坊窑标本 T1H1B： 21 几乎完全相同； 日本国大阪市立美术 馆也收藏有 1 件八世纪中期唐代外黑内白的瓷 碗 [5] ( P310 ) （ 图一三） ，其形制与唐长安醴泉坊窑标 本 T3H2： 59 几乎完全相同。
关键词： 唐代; 长安; 茶具
一 上个世纪末1999年的5月，在西安市西门外 原 西 安 老 机 场 的 北 部 ，陕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的 考 古工作者发掘出一处唐代窑址，被命名为“唐长 安醴泉坊三彩窑址”（ 简称“醴泉窑”） ，经过近10 年 的 艰 苦 研 究 ，该 窑 址 的 时 空 性 质 和 内 涵 特 征 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明晰[1] (P133 － 140)。 在年代学上，通过对窑址自身出土物的考 古类型学研究，以及与唐代纪年墓葬出土随葬 品的比对，该窑址的断代，已然能够呈现出来绝 对年代的数值，经过修正，其上限年代未超出开 元二十年 （ 732） ，下限年代不晚于代宗宝应二年 （ 763） ，也就是说，该窑址的全盛时期大致处于 唐开元后期至天宝年间 （ 732 － 755） 的 20 余年 时间，窑址于“安史之乱”时期渐次遭到毁弃 [1] (P139 )。这一考古年代学研究成果，在学术上的意 义是显而易见的： 它确立起一个时段上的精确 标尺，为窑址本身的性质及许多相关课题的比 较研究和讨论，提供了一个具有年代可比性的 基础性坐标。 另一方面，在窑址的空间定位上，我们通过
在唐代考古资料中，类似这种样式的所谓 “执壶”、“注子”，一般认为其在单个出现时，难 分究竟是酒器还是茶器，而当自铭为茶器或与 茶器组合出现时，则可以肯定是茶器 [14]，唐文宗 太和年间长安地区王明哲墓出土的同类器物底 部，就有“老?家茶社瓶”的墨书字样 [15 ] ( P36) 。显 然，唐人不仅将这种器物称作“瓶”，而且在茶事 场合明确地将其作为茶器使用。陈文华先生曾 结合文献，从器物功能角度，将考古界习称的 “执壶”，重新命名为符合唐人语意的“茶瓶”或 “汤瓶”[16 ] ( P42 ) ，甚切。在我看来，这种器物，身兼 两职，或用做直接煮茶，“将茶贮于瓶缶之中，以 汤沃焉”，可称之为“茶瓶”； 或用做专门烧煮开 水以浇注于盛饮器中之茶，可称之为“注瓶”（ 唐 人章孝标作五律《方山寺松下泉》中有“注瓶云 母滑，漱齿茯苓香”） 或“汤瓶”。无论撮茶入瓶煮 沸矰泡，抑或专事煮水，能够加热和注汤是其基 本的功能和用途。
图四
标本 T3H2： 59，形制同上。口径 15． 6、底径 8． 1、高 5． 7 厘米 （ 图五，原发掘报告图九三，3； 图版一一六，5） 。
标本 T2H2： 58，形制同上。复原口径 10． 4、 底径 5． 6、高 4 厘米 （ 图六，原发掘报告图七五， 2； 图版一一六，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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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窑址所在唐长安醴泉坊内空间区块和相对位 置的研究，反映出该窑址与坊内的唐醴泉寺在 时空与产品内容上具有密切的关联 [1 ] ( P4 － 11，P133 － 135 ) ，从而为窑址中出土的一些特殊物品的功能 性诠释，提供了有价值的背景资料和进一步认 知的关联指向。
该窑址中，除唐三彩、陶俑等大宗出土物之 外，引人注目的是出土了一批较为稀有的外黑 内白瓷器和瓷片。经过笔者多年的研究比对，发 现这批外黑内白瓷的时空定位清晰，内涵特征 显著，属于盛唐京城地区所特有。笔者认为，这 一发现意义重大，研究价值颇高，以考古类型学 方法为基本研究手段，结合文献资料，有可能为 解读和判定这类器物的性质和功能奠定基础。
2013 年第 2 期
唐开元天宝年间京都长安茶具考
姜捷
摘要： 本文基于对唐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梳理，结合其它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比对， 钩沉抉隐，发现并确认: 在盛唐时期的开元至天宝年间，京都长安出现了若干造型新颖、制作精良的成组、成 套专用茶具。以此为契机，追寻其背后蛛丝马迹的联系，有可能揭示出中国茶具发展史上尘封了 1250 余年的 一段历史梗概。
图十六
在我看来，盛唐时期，京城一些“小圈子”当 中之所以开始兴起用瓷质的茶铛来煮茶，个中原 委或许在于，倘若径直援用传统上多用于温酒或 煎药的金属铛，则因其质地因素带来的“腥苦且 涩”、“恶气缠口”[13] (P66)、有伤茶味而不堪使用； 又 鉴于相沿既久的非专用陶土餐饮器多属“无油之 瓦，渗水而有土气”[13] (P66)，于是，在追求茶汤滋味 纯正、茶具专用且外携便利的诉求下，一种专门 用于煮茶或温热茶汤的瓷质茶铛便脱颖而出，应 运而生了。
圜底近平，矮圈足，内壁施白釉，外壁及圈足外 轮施黑釉，唇部一周及圈足不施釉。口径 16． 5、 底径 10、高 5． 8 厘米（ 图三，原发掘报告图五二， 11； 图版一一六，3） 。
图一
标本 T2H2： 57，灰白瓷胎，敛口，圆唇，弧腹 斜 收 成 小 平 底 。内 壁 施 白 釉 ，外 壁 施 酱 黑 色 釉 ， 局部釉层较薄、色淡。唇部一周露胎。口径4． 4、 最大腹径5、底径1． 3、高2． 6厘米（ 图二，原发掘 报告图七五，1 ； 图版一一六，2） 。
如 1985 年在西安临潼区发现建于唐开元 二十九年（ 741） 庆山寺塔基地宫中就曾出土过 2 件外黑内白的瓷钵 [2] （ 图十、图一一） ，其形制与 唐长安醴泉坊窑标本 T2H1： 9 几乎完全相同。
图七
标本 T1H1B： 21，形制同上。复原口径 10． 5、 底径 5． 6、高 3． 9 厘米 （ 图八，原发掘报告图五 二，12； 图版一一七，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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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感兴趣的是，韦美美墓出土的瓷铛 在形制上，与上述外黑内白的钵、碗、杯等器物 特征的聚类程度十分接近，加之绝对年代和出 土地域的时空高度契合，无疑应属同一类特定 组合或特定用途的产品。
唐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还发现有黑瓷执壶 （ 注瓶） 残片 （ 图一四） ，这种以黑釉瓷为特征的 执壶 （ 注瓶） ，是唐代同类制品中已知年代最早 的标本，换言之，这种造型的执壶 （ 注瓶） 其外观 在此时此地开始施以黑色釉，显然是与外黑内 白瓷的出现具有同步配套的并存关系，也就是 说与外黑内白的钵、碗、杯等器物是同时一起突 然出现的，它们之间应该具有密切的关联性。
标本 T2H1： 9，白瓷胎，敛口，圆唇，深弧腹 斜 收 成 小 平 底 。内 壁 施 白 釉 ，外 壁 及 底 施 黑 釉 ， 釉 层 较 厚 。唇 部 一 周 露 白 胎 ，或 即 所 谓“白 覆 轮”。口径8． 8、最大腹径9． 6、底径2． 4、高5厘米 （ 图一，原发掘报告图五二，10； 图版一一六，1） 。
图三
标本 T3H1： 27，胎体白中泛青。侈口，尖圆 唇，浅腹，弧腹，底近平，矮圈足，内壁施白釉，釉 色白中泛青，釉泡密集，外壁及圈足外轮施黑 釉，釉色不纯，略呈茶叶末色，唇部一周及圈足 底部露白胎。口径 11． 1、底径 5、高 3． 2 厘米（ 图 四，原发掘报告图八五，6； 彩版一一六，4） 。
实际寺遗址中 [6 ] ( P42 － 62 ) ，也发现有少量唐代外黑 内白瓷钵、碗、杯的残片，与醴泉坊窑同类出土 残片相同。
但这些长安地区特有的零星发现，虽然同 时涉及寺院和贵族士大夫阶层，但在缺少背景 资料和有效关联媒介的情况下，未能引起学界 的重视。
众所周知，外黑内白瓷的少量残片最初见 于山西的浑源窑 [7 ] ( P206 ) ，但其器底不是圈足，而 是玉壁形底，胎釉特征也与长安醴泉坊窑有相 当的差异，制作较为粗糙，烧制年代明显晚于长 安醴泉坊窑，应属中晚唐时期的地域产品。
我们从上述已知的外黑内白瓷的特点出 发，从大量考古材料中，又筛查出一件外黑内白 的瓷铛（ cheng） ，恰出自开元盛世的京城地区，为 唐长安地位显赫的韦氏家族成员韦美美墓中出 土 [8 ] （ (P48 ) 图一五） 。该瓷铛标本编号 M29: 13，为 三足器，外施黑褐色釉，内施白釉，唇部露白 胎。器物上部为盂形，形制与去掉圈足的外黑内 白浅腹碗相同，外侈的口沿部有一龟首形小把 手（ 短柄） ，腹与底的弯折处付三个小蹄足。口径 10、通高 5 厘米。从韦美美墓出土的墓志中得 知，韦美美葬于开元二十一年 （ 732） 。该墓中出 土的瓷铛，应该是目前考古发现有确切纪年的 最早的瓷铛，其基本形制特征与唐长安地区已 知的外黑内白瓷相同。
图十五
根据文献及出土资料，铛，作为一种具有单 柄、三足特征的器物，始于汉晋以来的所谓“铜 矯斗”[9 ] ( P376 ) 。盛唐时期开始出现在茶诗中，其间 屡有关于用茶铛来煮茶的文字记载，与此相关 的研究文献颇多 [10]，此不赘。另据《旧唐书》记 载： 盛唐诗人王维“在京师，长斋，不衣文采，日 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惟茶铛、 药臼、经案、绳床而已”[11 ]。这里，时间、地点与 生活内容大可令人玩味，其中，茶铛作为当时茶 器具中功能指向明确的专用饮茶器具，成为描 述王维雅趣生活的重要标识性符号之一。目前 考古发现的王维所处时代及其所在的京城长安 的专用茶铛，能够与文献互证的，以韦美美墓出 土的这件外黑内白瓷铛最具参考意义。西安何 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曾出土一件素面短柄三足 银铛 （ 图一六） ，据考订，似乎仅与道教外丹黄白 法的丹药操作有关[12 ] ( P164 ) ，而与茶具无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