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论

第八讲魏晋南北朝文论概况（提）

一、魏晋玄学对文论的影响

1、魏晋玄学的发生与演变

玄学是魏晋南北朝流行的社会思潮。

“玄”就是幽深、奥妙，包含了有和无之间的关系。魏晋玄学崇尚的“三玄”是《老子》、《庄子》和《周易》。魏晋玄学家致力于儒道融合的用心与努力。玄学思想的形式虽然也是注释经典，但起了实质性的变化。汉代经学家是以宏扬儒家思想为原则来注释儒家经典。魏（废帝曹芳）正始年间（240—250）玄学兴起，玄学家则以老庄道家思想为本来注释儒家经典，其目的是将儒学玄学化。哲学家王弼是这种以道释儒、儒道兼综的哲学风气的开创者。

魏晋玄学经过了儒学式微、道学复兴——儒道兼综——玄佛双修、三教合流三个阶段。

儒学至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汉代文化哲学和意识形态之尊。到东汉逐渐发展演变为充满迷信色彩的谶纬之学。老庄之学经过长时间沉寂之后，应之而起，“突然占据了那个时代的身心”（闻一多语）。东晋后，随着佛学（后汉明帝永平间，即公元67年传入中国）的兴盛，佛教徒又用玄学思想来注释和宣扬“四大皆空”的佛家教义。这样使得佛学玄学化，玄佛交并；最后是儒、释、道三教合流。

2、魏晋玄学对文论的影响

（1）言意论

庄子有“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说法。

《周易》有“立象以尽意”的补充。

（2）形神论

魏晋玄学的形神论与人物品鉴的风气有关。

孔子就非常重视对人格美的鉴赏。但着眼点是人的道德，其实他所谓的美更倾向于“善”。魏晋士大夫的品藻着重于人物的风姿、风采、风韵。

这样对人物的品藻，显然是重神，不重形；是得神忘形。

汤用彤说，汉人朴茂，晋人超脱。朴茂者尚实际，超脱者重神气。前者是实用的，后者是审美的。这种转变与魏晋玄学有关，也影响了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的观念。人们不再强调艺术的政教实用功能，而开始重视艺术的审美功能。

（3）才性论

才性论也是魏晋南北朝文论的核心议题。儒家的人物品鉴虽说才性并举，实际上更重德行。孔子慨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后曹操选拔人才的标准是不论出身与品德，“唯才是举”。后刘劭《人物志》对“才性”提出新的解释：“才”是文章诗赋之才；“性”是气质性格之性。这种人才观，重视才情，而轻视道德。这种观点对于文艺的影响在于，艺术家的思想和批评家的观念摆脱了儒家伦理道德的束缚，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使艺术创作和批评获得独立的美学价值和意义。魏晋南北朝文论的“才性论”普遍重视文才和才情，淡化政教伦理的内涵，成为一个时代的特色。

二、魏晋文论的成就

鲁迅讲，魏晋时期是一个“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玄学的兴起，儒、

释、道三家并举，三教合流，为人的思想解放、精神自由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无疑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及文学批评理论的成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对作家才能的研究

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之《程器》（47）和《才略》（49）都谈到了作家的创作才能问题。首先认识到文学创作需要特殊的才能；其次强调作家才性的差异性。

2、对创作过程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文论最突出的成绩是对文学创作过程中“心物关系”的深入研究。魏晋文论对于创作过程中“心物关系”的理解更加全面。

首先，强调“心”在感物中的主导作用，比如“物以情观”，物“与心而徘徊”；其次，又不忽视“物”对“心”的制约、规范作用，比如心“随物而婉转”、“神与物游”等。“心物交融”的观点强调了创作过程中主体精神与客体对象的全面而真实的关系。

3、对读者鉴赏的研究

刘勰《文心雕龙》之《知音》和钟嵘的《诗品》是关于文学鉴赏理论的专篇和专著。另外还有各种艺术种类的品鉴文章。如谢赫的《古画品录》、姚最的《续画品》等。

两大内容：一是鉴赏才性论，一是鉴赏方法论。

文学创作需要才性，文学鉴赏也需要才性。刘勰（《知音》48）说，“圆照（全面观察和认识）之象（方法），务先博观（广泛阅读）”，“将阅文情（要审查作品的文辞情理），先标六观（要从通篇体制的安排、辞采的运用、对前人作品的变通、作品风格的奇正、对事类成语的引用、语言的音律六个方面来观察）”。前者指鉴赏需要有丰富的阅读经验，后者强调对作品要有全面而深入的把握。

魏晋南北朝文论家常用的鉴赏方法是“品味”。

钟嵘《诗品》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适于世人口味）。”诗人作诗要有味道，读者也要用心体味诗歌的妙处，所谓“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读者在体味诗妙的过程中获得极大的精神享受（审美愉悦与心理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