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吉登斯的《气候变化的政治》.

介绍吉登斯的《气候变化的政治》

如果说《2012》和以前的灾难片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很多人看了之后，都明白这很可能不仅仅艺术家的无聊想象。近年来，关于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的宣传铺天盖地，使得世界末日不再是抽象的神学概念而是可预见的未来。但是尽管如此，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却鲜有因此发生改变。对于这些宣传，人们听过，怕过，进而抛之脑后，继续自己的生活。

“吉登斯难题”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院长安东尼•吉登斯先生的新书——《气候变化的政治》，就是一本试图解决这一难题的书。这被称为“吉登斯难题”，即由于气候变化的后果太抽象，与日常生活相隔太遥远，人们虽然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却没有动力做出实质性的努力( Introduction, p.2 )。吉登斯说这本书旨在探究一个问题——为什么到今天，仍有这么多人选择开极为耗油的SUV(运动功能型汽车)？从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是SUM使用者——几乎没有人以自己的切实行动来回应这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但吉登斯认为，问题并不主要存在每个个人身上——恰恰相反，政府和政治家应该对这种现状负主要责任。他认为，我们现在缺乏一种关于气候变化的有效的政治，不仅缺乏成熟的政治理论，也缺乏成功的政治实践。本书正是试图在现有的各种制度的框架内，提供一套新的政治思维，以帮助政府应对和处理气候变化。所以，这是一本关于气候变化的政治而非气候变化本身的书。

政治的产生源于人的话语本能，因而政治话语在政治实践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吉登斯在展开自己的气候政治理论之前，首先批评了现有的气候变化政治思维和话语的局限。第一，现在有关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的宣传几乎全是负面的，而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也大多是遏制、削减等消极措施。这样做会造成“吉登斯难题”的放大，人们将更没有动力去改变自己的行为。第二，现今气候变化的政治话语基本上来自滥觞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以反思现代工业文明为宗旨的绿色运动(The Green Moveme nt)。然而，绿色运动本身作为一种反对传统政治的政治运动，其许多价值理念与现有政治经济框架无法协调，比如回归自然、对权力机构的不信任、参与型民主制度等等，因而难以在传统政治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一些进入主流政治话语的“绿色概念”，却有着内在的模糊和抽象，难以起到分析行为的效果。比如“可持续发展”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吉登斯认为这个概念的模糊性使得它的定义只能以一些目标来取代，只能说是口号而不是分析性概念( The Greens and after, p.63 )。又比如“预防原则”(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在法学家孙斯坦的分析下，这个原则的强弱不同版本可以产生完全对立的政策，因而失去了实质意义。而绿色运动语境下，这个原则往往否定人对环境的能动反应，因此对应对气候变化有害无益。

政经融合”与“保证型政府”

针对这样的政治话语的现状，吉登斯提出了自己的关于气候变化的政治概念。首

先，为了解决“吉登斯难题”，吉登斯提出了“政治融合”( Political Con verge nee)和“经济融合”(Econ omic Co nverge nee)的概念。融合的意义在于把政治、经济议题和气候变化议题紧密结合起来，使得人们在政治、经济目标的激励下同时追求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政治融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追求GDP^外的发展目标和气候变化政策的结合，例如减少汽车保有量改善公共交通，不仅缓解了交通拥堵问题，也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经济融合是把碳成本内化为市场成本的一部分，从而激励对低碳、高能效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通过这两种方式，改变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消极看法，更愿意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第二，政府(国家)的角色应该得到转变和加强，除了要知道目标更要确定手段。吉登斯提出“保证型政府”( Ensuring State )的概念，这是比“赋权型政府”( Enabling State )更加强有力的政府，因为前者不仅要调动各方面行动起来解决问题，更要保证这些行动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为了做到这一点，政府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前景化( Foregrounding )：即保持气候变化议题在政治议题中的中心地位；

政治超越主义( Political Transcendence )：气候变化的议题应该超越左右派之争，并防止其成为达到其他政治目标的工具。为了保持气候变化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应该在各个政党之间达成有效的共识，并设立有关监督机制；

比例原则( Percentage Principle )：在政策考量中，不能仅着眼于某一

种风险，而应该对所有的风险进行评估与衡量，以求最理性的政策；

必要发展( Development Imperative )和过度发展( Over

development )：在发展问题上，应该以这两种发展代替模糊的“可持续发展”。前者是摆脱贫困所必要的发展，这种发展的取得可以以增加温室气体排放为代价，是不可缺少的；后者则是发达国家所要注意的，因为富裕本身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社会整体福利应该比发展更受到关注；

前摄性适应( Proactive Adaptation )：应对气候变化除了减轻气候变化的程度( Mitigation )之外，还需要对已经或将要发生的气候变化做出积极适应

( Adaptation )。此种适应并非消极被动的事后适应，而是应该建立在风险评估和预测的基础上做出的前摄性适应。

政府要更为积极而有力

在确立了这些分析性概念之后，吉登斯开始具体展开他的气候政治理论。吉登斯的气候政治从两个层面上展开——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层面上都需要政府扮演更为积极而有力的角色。而无论在哪个层面，能源问题总是和气候变化问题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就要求政府全面考虑，统一行动。

在国内政治层面，吉登斯重点讨论了在“减排”( Mitigation )和“适

应”( Adaption )两个方面政府应该坚持的原则和措施。在减轻方面，气候问题几乎和能源问题结合在一起，解决之道就是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向低碳经济转型。而促进这一转型的关键就是技术和碳税。对于前者，吉登斯并不支持1970 年代以来西方对于能源、电力产业的私有化，认为电力产业的技术革新需要大量投入，因而需要政府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