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后日本经济崛起的冷战性分析_李加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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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卷第2期2014年4月东 疆 学 刊
Do ng jiang Journal
Vo l.31No.2
Apr.2014
朝鲜战争后日本经济崛起的冷战性分析
李加洞
[摘 要]朝鲜战争后,因特需订单高涨,日本经济再次面临经济危机的危险,而朝战后的东亚冷战拯救并复兴了日本经济。朝鲜战争后为实施东亚冷战战略,华盛顿向日本开放美国市场,对日本产品实施零关税。美国支持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加入科伦坡计划,通过与欧洲多国签订三边协定,帮助日本重返国际经济体系。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获取特别是美国、东南亚、欧洲市场的进入为日本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创造了条件。东亚冷战背景和美国的远东战略为日本实施“经济立国”和“经济外交”创造了绝佳条件,美国的东亚冷战思维也希望日本能够成为一个地区强国协助美国实现远东冷战的目的。美国东亚冷战的历史性“恩赐”使日本能够幸运地搭上美国的东亚冷战战车,日本也在1967年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起飞。
[关键词]日本经济崛起;冷战;美国市场;经济立国与经济外交
[中图分类号]D313: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4)02-0045-07 [收稿日期]2013-12-18
[作者简介]李加洞,男,内蒙古大学满洲里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冷战与世界经济。(满洲里021400)
战后,美国出于东亚冷战战略的考虑,对日本进行了大量的直接经济援助,特别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所带来的特需订单,使得日本经济在1951年摆脱了战后面临崩溃的局面,经济迅速恢复甚至超过了战前的最好水平。但朝鲜战争的经济影响毕竟是短暂的,实际上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前两年,日本高涨的经济就出现衰退的迹象。随着朝鲜战争的进行和结束,日本又再次面临经济危机的可能,日本国内关于特需订单的减少甚至取消的忧虑与日俱增,日本国内已显示出对“和平的潜在恐惧”。1953年日本的出口仅增加了300万美元,而进口增加到了24亿美元,贸易赤字由1950年的1.5亿美元升至1951年的6亿美元、1952年的7.5亿美元和1953年的11亿美元。[1](168)半岛停火协议的签定将可能给日本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朝鲜战争和平谈判期间,日本的股市就下降了37%,反映了日本民众对停火的“恐慌”。日本政府和美国观察家发现朝鲜战争期间日本出现的人造繁荣景气可能会将日本推向灾难。华盛顿内部人士詹姆斯·赖斯顿指责日本政府没有为每天削减200万美元的特需做任何准备,采取任何措施。他说美国和日本都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纽约时代杂志报道“他们都还处于无知之中”,并说日本经济的崩溃就等同于美国在军事上的失败。[2](169)很明显,联合国终止给予日本的特需订单而不相应增加购买日本产品将会损害到日本的贸易和经济。而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又阻止了日本与中国开展大规模的经济贸易,艾森豪威尔甚至也曾一度主张日中开展贸易以解决日本的商品出口问题,而从长远考虑又担心日中贸易会“失去日本”。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必须为日本的生产寻找出路。就像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说:“除非采取措施使日本继续生存下去,否则它将无法生存也将难以保证其留在自由世界一边。现在如果我们不给她金钱,如果我们不与她贸易,如果我们不允许她与“红色地区”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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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将会发生什么呢?它将会投向共产主义。”[3](30)
一、东亚冷战背景下的美国对日市场开放
早在朝鲜战争前,美国底特律银行家Do dg e 就为日本制定了以“紧缩开支,稳定恐慌”为主导的道奇路线。1948年12月,熟知德国经济的道奇出任美国驻日特使。他的到来将使新古典主义经济和中央政府干预经济的现象应用到日本,他也正是根据德国的紧缩计划制定出所谓的“道奇路线”,此路线旨在将日本变成一个重要的向亚洲国家出口低成本工业品的国家。为了实现日本出口导向的道奇路线,其国内目标就必须降低通货和限制消费。通过减少中小企业的数量和以政治手段保持工人低工资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进而提高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此路线的社会成本并不是这位银行家所优先考虑的,他主要关心的是为日本制定一个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就像道奇本人所说的“失业率的增加反过来会导致劳动者效率和生产量的提高,因此,这个国家处于艰难的经济处境,当前对于刺激其谋求出口市场的做法有一定意义。”[4](522)在道奇看来,日本人的失业并不是他所担心的。尽管道奇路线导致战后日本经济持续萧条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后才出现生机,但此路线以促进日本出口为宗旨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为日后日本海外市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特别是道奇路线支持保留日本的大财阀、大公司,通过利用规模经济和竞争力的低成本来扩大出口、渗入东南亚市场。另外,1949年成立了国际贸易产业部M IT I(Ministry o f Internatio nal Trade and Industry),以促进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开拓海外市场的模式,这成为日本经济的一个大特点和优势。为了促进出口,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人为地固定在360∶1直到尼克松主义的提出,从而使日本的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更具竞争力。1954年底,日本将美国市场作为出口目的地;1954年9月,吉田茂率领的访美使团声称“日本最渴望的就是美国市场能够稳定地成为日本商品的出口地,从而使日本的出口工业长期地依靠美国”。吉田茂也对日本在纽约的商会说道:日本庞大的美元短缺使得美国有必要降低关税,尤其对金枪鱼、棉制品、花边、玻璃、毛皮和生丝等产品关税的征收。[1](182)而美国决策者一直相信强化日本的地缘经济对于增强美国在整个远东地区的政治利益至关重要。从1950年代中期,从日本向美国倾销纺织品开始,每届美国总统都是站在东京一边,压制寻求实行保护主义的美国工业界人士。战后几乎就形成了一种外交模式,即:只要美国工业界强压白宫采取措施应对日本的产品倾销,白宫就会不情愿地向东京提出这个问题,在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拖延谈判后,东京就会同意“自动出口限制”以减轻但没有终止日本商品掠夺性地进入美国市场,然后,白宫就宣布贸易战的胜利而又重新关注冷战。而且,华盛顿不支持美国公司在日本的出口和投资,反而从某种程度上更加同情日本对国内市场的保护。
出于冷战考虑,美国不仅将日本置于传统的核保护之下,而且还允许日本产品几乎不受阻碍地进入巨大的美国市场来增强日本经济。艾森豪威尔政府一再呼吁美国消费者和商界购买日货。1953年9月1日,美国签订商业条约规定,日本的产品可以自由进入美国市场,而美国只有农产品、技术和原料被允许进入日本且必须是在此类商品未对任何日本国内产品构成竞争的前提下方被允许。有竞争力的美国产品或美国在日本的投资都被严格限制或直接被禁止。1950年代中期,日本的纺织品倾销美国冲击了美国纺织业,出现战后第一次美日贸易战,然而白宫反对国会强加给日本纺织品的关税,而只是要求东京“自动”限制出口。国务院杜勒斯认为,美国与日本的结盟太重要了,美国绝不能报复日本掠夺性的贸易制度。在给参议员玛格丽特·斯密斯的信中,杜勒斯写道:“对日本防止皮征收关税的做法将会是很不幸的……当自由世界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像日本这样国家的时候,当这样的国家需要通过扩张来维持经济生存的国家的时候,我们还要去限制其贸易的行为会带来不幸的结果。”[5](112)杜勒斯预测如果华盛顿强行限制日本的倾销,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说,“日本几乎一定会发展与共产主义中国的紧密关系”。
约翰逊政府也认为,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扩张没必要惊慌。1946年,埃德温·赖歇尔(Idwin Reischauer)大使向白宫提交一份报告,主张美国应该继续支持日本地缘经济的扩张,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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