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哲学思想与儒家哲学思想的比较

墨子哲学思想与儒家哲学思想之比较
先秦时代，思想极为活跃，各种学派著书立说，展开争鸣。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与墨家。

墨家学可以说是墨子对儒家学说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产物，下面着重从三个方面来对儒墨两家思想进行比较。

一、礼乐观
儒家十分重视礼乐文化对人的教化作用，认为一个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对周礼情有独钟，他认为周礼借鉴了夏礼和殷礼，并做了应有的损益，在文化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孔子认为，通过学习周礼，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过一种符合道德要求的生活，为为政者找到一种长治久安之道。

尤其是在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天下失序，在孔子看来恢复和弘扬周礼显得尤为重要。

而墨子主张“非乐”，在他看来“礼乐”是等级森严的封建领主阶级进行统治的具体表现和武器。

在古代礼乐之类的社会活动完全限于贵族；在平民看来，礼乐之类都是奢侈品，毫无实用价值。

故此，出身贫贱、平民阶级中的一员的墨子猛烈抨击儒者所主张的“国治则为礼乐，乱则治之”的观点。

儒家荀卿指责墨子主张节约，“慢无差等”，不容君臣有隔，有悖伦理，大骂墨子是“役夫”。

至于“乐”，墨子更是反对，他认为在当时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社会里,王公大臣还整日歌舞升平,是在剥夺民衣食之财, 这是墨子“非乐”的根本原因，其真实动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种忧国忧民的伟大精神。

将儒墨两家的理论相对比，就可以看出儒家是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而墨家是站在庶民阶级的立场的。

二、仁爱观
“仁爱”和“兼爱”分别是儒墨两家的代表性理论和核心范畴。

从总体意义上来看，儒家的“仁爱”是一种有差等的爱，即要求以对父母兄弟之爱为同心圆的圆心，层层外推，逐渐扩充到对宗族、国家和社会的爱，其中“亲亲”之爱最真实，最浓厚，即“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而墨家的兼爱则是一种无差等的爱，要求人们抛却血缘和等级差别的观念，爱人如己。

孔子“仁爱”的心理动因是“报恩心”，报恩心主要指孝道，孝就是爱父母，这是人最真实、最基本的情感，是其他情感的基础。

因为人一出生首先享受到的就是父母的怀抱之爱，个人最基本的利益是父母给的，因此必须孝敬父母，百善孝为先，并规定了极其严格的丧守制度。

所以“孝”乃为“仁”的根本。

关于为“仁”的方法，孔子推崇“忠恕”之道，认为“恕乃可终身行之者也”，即“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认为只要孝亲，以同情心待人，便可达到“仁”的境界。

孔子的仁爱是层层外推之爱，是植根于人的本性的，是人心自然而然萌发出来的。

但是，同样自然地是，别人对我的爱总要少于父母对我的爱，所以爱父母总要胜于爱其他人，爱是有差等的。

与孔子强调爱的心理动因不同，墨子的兼爱强调的是功利动因。

墨子的兼爱是基于功利主义的，是主体以自爱之心去爱与我相
对待的客体。

最终实现“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即唤起对方爱自己的目的，“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

”在墨子看来，修身是实现兼爱的前提，而修身的目的却在功名。

墨子这种以功利作为出发点的道德修养思路较之孔子“以义为上”的修身原则，显然是停留在形而下的感性层面
墨子认为博爱无私，没有亲疏远近。

天是兼爱的保证，天有意志，人顺之得赏，违之得罚。

爱人不是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自然情感的流露，而是免祸求福的功利思想在作祟。

综上所述，儒家不仅关注天，更重视人，注重人的内在修省即道德意识的苏醒和自觉，贯穿着道德的主体精神。

儒家的仁爱除了以天作为外在的保证之外，还有内在的保证，更有一套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环环相推的可循之路。

可以说，儒家的仁爱是天道与人道相融合，内在与超越相统一的爱。

而在这点上，墨子是有欠缺的，他只注重人的超越层面和现实性的探讨，而忽视了对人的内在心性的探究。

因此，儒家的仁爱易转化为实际，而墨家的兼爱作为一种博爱，虽然是对仁爱的超越，但在血缘关系起重要作用的中国社会，就难免流于空想。

三、天命观
孔子讲“天命”。

孔子不仅认为自然界的事情由天命支配，而且认为人的生死、贫富、贵贱、成败也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们应该承认天命，顺天命而行，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但是同时，孔子也认为人还是应该尽力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不管成功还是失败，“知其不可而为之，尽人事然后听其自然”。

在对待“鬼神”的问题上，孔子的态度也是犹豫不定的，他对鬼神没有明确肯定或否定，基本上采取的是“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

墨子批评儒家的这种模糊态度，曰：“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

”
墨子对待“天命”问题的态度是坚决的。

他批判儒家的“命富则富，命贫则贫”的宿命论。

墨子认为宿命论是暴人之道，是为不肖者开脱的，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

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

”墨子认为“命”之一字乃堕落者之护身符，阻人自强或自新之路，是一种消极的世界观，墨子极力反对，认为人若认命，则会安于命，而怠于行，则世界之进化终不可期，而人道或几乎息矣。

因此，墨子提出“非命”、“尚力”的主张，号召人们强力而为，指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认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

由此可见，在天人关系上，墨子认识到了人的重要性，重视人的作用，认为个人的富贵以及国家的治乱都取决于个人努力的程度，取决于人们对“兼相爱，交相利”贯彻的程度，而不是预先决定的命运，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墨子比孔子表现了更加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在对待“鬼神”的问题上，墨子则明确肯定了鬼神的存在。

墨子认为，鬼神具有赏罚善恶的能力，其标准同于“天志”的标准。

可见，墨子的“明鬼”与“天志”是相辅相成的，其目的都是督促人
们实现“兼爱”的。

墨子借天言志，借鬼言志，可以增强自己理论的力度，但同时也反映了手工业者力量的薄弱，借助超自然的力量不可避免的具有空想性。

儒墨两家的哲学思想存在着形式上的对立与功能上的互补。

墨子一生所言所行，“形劳天下”，“自苦为极，以救世之弊”。

但遗憾的是，两汉以后，儒家独步天下，而墨学日渐式微。

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墨家“兼爱”思想的基本要求和特征是“爱无差等”，要求不分等级、无差别地爱一切人，这实际上具有打破等级森严的封建宗法观念的作用，理想很崇高，但在当时的社会中，这种设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讲究“爱无等差”，必然会招致统治阶级尤其是上层统治阶级的反对。

其次，墨家反对骄奢，倡导“节用”、“非乐”。

在消费方面，墨家主张“有财者勉以分人”，不多占取，要求人人都以满足生活之需为目标，要求人人有足够的给养。

这种“绝对平等”的思想主张，如同套在统治者脖子上的一副枷锁，有哪个皇帝老子愿意接受呢？
再次，墨家主张“尚贤”，抨击宗法制的世卿世禄制度，他主张举贤不分门第，这种不分亲疏贵贱、以贤能为用人标准的思想，是一种进步的观点，但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这样的主张无异于痴人说梦。

最后，墨家的“兼爱”学说，本是一种原始的大同平等观
念，这种理想很崇高，但单靠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墨家根本不可能实现。

墨子心中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把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于最高统治者，在当时那种集权主义、专制主义的社会中，天子是根本不可能实行“兼爱”的。

墨家的这种思想反映了经济根基极为脆弱的小生产阶级对贫富悬殊、战祸灾乱的本能恐惧，而甘愿将命运交给幻想中的明君圣主。

这种以“天下尚同于天子”为归结的思想，便成了对其以平等为特征的“兼爱”思想的内在否定。

这种“二律背反”的现象，再加上后来儒家绝对尊君的集权主义思想的冲击，墨学衰微便成了必然。

今天，我们若能发掘一下墨家思想的精华，使之与已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必然会促进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