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哲学思想与儒家哲学思想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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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哲学思想与儒家哲学思想之比较
先秦时代,思想极为活跃,各种学派著书立说,展开争鸣。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与墨家。

墨家学可以说是墨子对儒家学说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产物,下面着重从三个方面来对儒墨两家思想进行比较。

一、礼乐观
儒家十分重视礼乐文化对人的教化作用,认为一个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对周礼情有独钟,他认为周礼借鉴了夏礼和殷礼,并做了应有的损益,在文化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孔子认为,通过学习周礼,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过一种符合道德要求的生活,为为政者找到一种长治久安之道。

尤其是在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天下失序,在孔子看来恢复和弘扬周礼显得尤为重要。

而墨子主张“非乐”,在他看来“礼乐”是等级森严的封建领主阶级进行统治的具体表现和武器。

在古代礼乐之类的社会活动完全限于贵族;在平民看来,礼乐之类都是奢侈品,毫无实用价值。

故此,出身贫贱、平民阶级中的一员的墨子猛烈抨击儒者所主张的“国治则为礼乐,乱则治之”的观点。

儒家荀卿指责墨子主张节约,“慢无差等”,不容君臣有隔,有悖伦理,大骂墨子是“役夫”。

至于“乐”,墨子更是反对,他认为在当时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社会里,王公大臣还整日歌舞升平,是在剥夺民衣食之财, 这是墨子“非乐”的根本原因,其真实动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种忧国忧民的伟大精神。

将儒墨两家的理论相对比,就可以看出儒家是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而墨家是站在庶民阶级的立场的。

二、仁爱观
“仁爱”和“兼爱”分别是儒墨两家的代表性理论和核心范畴。

从总体意义上来看,儒家的“仁爱”是一种有差等的爱,即要求以对父母兄弟之爱为同心圆的圆心,层层外推,逐渐扩充到对宗族、国家和社会的爱,其中“亲亲”之爱最真实,最浓厚,即“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而墨家的兼爱则是一种无差等的爱,要求人们抛却血缘和等级差别的观念,爱人如己。

孔子“仁爱”的心理动因是“报恩心”,报恩心主要指孝道,孝就是爱父母,这是人最真实、最基本的情感,是其他情感的基础。

因为人一出生首先享受到的就是父母的怀抱之爱,个人最基本的利益是父母给的,因此必须孝敬父母,百善孝为先,并规定了极其严格的丧守制度。

所以“孝”乃为“仁”的根本。

关于为“仁”的方法,孔子推崇“忠恕”之道,认为“恕乃可终身行之者也”,即“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认为只要孝亲,以同情心待人,便可达到“仁”的境界。

孔子的仁爱是层层外推之爱,是植根于人的本性的,是人心自然而然萌发出来的。

但是,同样自然地是,别人对我的爱总要少于父母对我的爱,所以爱父母总要胜于爱其他人,爱是有差等的。

与孔子强调爱的心理动因不同,墨子的兼爱强调的是功利动因。

墨子的兼爱是基于功利主义的,是主体以自爱之心去爱与我相
对待的客体。

最终实现“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即唤起对方爱自己的目的,“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

”在墨子看来,修身是实现兼爱的前提,而修身的目的却在功名。

墨子这种以功利作为出发点的道德修养思路较之孔子“以义为上”的修身原则,显然是停留在形而下的感性层面
墨子认为博爱无私,没有亲疏远近。

天是兼爱的保证,天有意志,人顺之得赏,违之得罚。

爱人不是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自然情感的流露,而是免祸求福的功利思想在作祟。

综上所述,儒家不仅关注天,更重视人,注重人的内在修省即道德意识的苏醒和自觉,贯穿着道德的主体精神。

儒家的仁爱除了以天作为外在的保证之外,还有内在的保证,更有一套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环环相推的可循之路。

可以说,儒家的仁爱是天道与人道相融合,内在与超越相统一的爱。

而在这点上,墨子是有欠缺的,他只注重人的超越层面和现实性的探讨,而忽视了对人的内在心性的探究。

因此,儒家的仁爱易转化为实际,而墨家的兼爱作为一种博爱,虽然是对仁爱的超越,但在血缘关系起重要作用的中国社会,就难免流于空想。

三、天命观
孔子讲“天命”。

孔子不仅认为自然界的事情由天命支配,而且认为人的生死、贫富、贵贱、成败也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们应该承认天命,顺天命而行,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但是同时,孔子也认为人还是应该尽力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不管成功还是失败,“知其不可而为之,尽人事然后听其自然”。

在对待“鬼神”的问题上,孔子的态度也是犹豫不定的,他对鬼神没有明确肯定或否定,基本上采取的是“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

墨子批评儒家的这种模糊态度,曰:“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


墨子对待“天命”问题的态度是坚决的。

他批判儒家的“命富则富,命贫则贫”的宿命论。

墨子认为宿命论是暴人之道,是为不肖者开脱的,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

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

”墨子认为“命”之一字乃堕落者之护身符,阻人自强或自新之路,是一种消极的世界观,墨子极力反对,认为人若认命,则会安于命,而怠于行,则世界之进化终不可期,而人道或几乎息矣。

因此,墨子提出“非命”、“尚力”的主张,号召人们强力而为,指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认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

由此可见,在天人关系上,墨子认识到了人的重要性,重视人的作用,认为个人的富贵以及国家的治乱都取决于个人努力的程度,取决于人们对“兼相爱,交相利”贯彻的程度,而不是预先决定的命运,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墨子比孔子表现了更加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在对待“鬼神”的问题上,墨子则明确肯定了鬼神的存在。

墨子认为,鬼神具有赏罚善恶的能力,其标准同于“天志”的标准。

可见,墨子的“明鬼”与“天志”是相辅相成的,其目的都是督促人
们实现“兼爱”的。

墨子借天言志,借鬼言志,可以增强自己理论的力度,但同时也反映了手工业者力量的薄弱,借助超自然的力量不可避免的具有空想性。

儒墨两家的哲学思想存在着形式上的对立与功能上的互补。

墨子一生所言所行,“形劳天下”,“自苦为极,以救世之弊”。

但遗憾的是,两汉以后,儒家独步天下,而墨学日渐式微。

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墨家“兼爱”思想的基本要求和特征是“爱无差等”,要求不分等级、无差别地爱一切人,这实际上具有打破等级森严的封建宗法观念的作用,理想很崇高,但在当时的社会中,这种设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讲究“爱无等差”,必然会招致统治阶级尤其是上层统治阶级的反对。

其次,墨家反对骄奢,倡导“节用”、“非乐”。

在消费方面,墨家主张“有财者勉以分人”,不多占取,要求人人都以满足生活之需为目标,要求人人有足够的给养。

这种“绝对平等”的思想主张,如同套在统治者脖子上的一副枷锁,有哪个皇帝老子愿意接受呢?
再次,墨家主张“尚贤”,抨击宗法制的世卿世禄制度,他主张举贤不分门第,这种不分亲疏贵贱、以贤能为用人标准的思想,是一种进步的观点,但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这样的主张无异于痴人说梦。

最后,墨家的“兼爱”学说,本是一种原始的大同平等观
念,这种理想很崇高,但单靠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墨家根本不可能实现。

墨子心中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把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于最高统治者,在当时那种集权主义、专制主义的社会中,天子是根本不可能实行“兼爱”的。

墨家的这种思想反映了经济根基极为脆弱的小生产阶级对贫富悬殊、战祸灾乱的本能恐惧,而甘愿将命运交给幻想中的明君圣主。

这种以“天下尚同于天子”为归结的思想,便成了对其以平等为特征的“兼爱”思想的内在否定。

这种“二律背反”的现象,再加上后来儒家绝对尊君的集权主义思想的冲击,墨学衰微便成了必然。

今天,我们若能发掘一下墨家思想的精华,使之与已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必然会促进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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