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研究述评

国内外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研究述评
［摘要］国外城镇贫困研究一直是贫困研究的中心，研究的手段和阐述的范式不断演进。

时至今日，城镇贫困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并未形成某种一致的阐述范式。

国内城镇贫困研究主要是顺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而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关键词］城镇贫困人口；研究述评
［作者简介］李钒，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国贸教研室教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陕西西安，710055；侯远志，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科学技术与经济，陕西西安，710055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723（2008）04-0042-0003
一、国外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研究述评
（一）国外城镇贫困的主要研究范式
1．结构主义范式
从贫困的归因来看，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把贫困原因归结为贫困者个人的因素，这种观念认为社会给
成员提供的机会是均等的，如果某个成员处于贫困地位，那么受责备的应该是他自己，一般来说，他们会从四个方面来解释贫困：经济上的失败、遗传基因、道德品质和家庭环境。

第二种思路就是把贫困归结为社会因素，这种观念认为，贫困是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只要原来的结构、制度维持不变，贫困现象就不会消失。

结构主义范式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从劳动力市场角度探讨贫困，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论”。

二是从福利制度角度探讨贫困，认为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有利于维系社会安定，但是那些号称高福利的国家贫困并没有消除，反而出现了福利依赖和道德陷阱。

三是从制度角度探讨贫困问题，如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由于不掌握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剥夺了剩余价值，导致了无产阶级的贫困。

2．功能主义范式
功能主义把社会看成一个系统，要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不同的人占据不同的位置，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功能。

美国社会学家甘斯援用默顿的功能分析范式对城市贫困进行分析，他认为，现代社会异质性很强，很少有某种事物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只发挥功能或者只发挥反功能，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对于某些群体有利而对于另一些群体不利。

贫困和穷人在美国社会中对那些非穷人来说扮演了许多功能，甘斯指出了15种经济、社会、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功
能，比如说，由于贫困的存在可以保证那些“脏活”有人干，穷人的很多行动直接或者间接地让穷人受益等。

3．冲突主义范式
冲突主义认为社会并不是那么和谐一致，处处充满着冲突和斗争。

社会不平等和贫困显然不是社会功能需要所决定的，而是社会中各个群体之间在利益分配过程中争夺的结果。

贫困者之所以陷入贫困主要是由于他们在社会经济过程、政治过程和生活过程中拥有的资源很少。

贫困群体的存在又会导致社会结构和文化上的整合程度降低，社会矛盾加剧。

他们认为，要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不能单靠救济的方法，这种方法只会进一步强化贫困的社会基础。

贫困问题真正解决之道在于给贫困者“增能”，从而使他们改变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不利地位。

4．贫困文化范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地研究而提出关于贫困文化的著名
理论。

该理论认为，由于社会中的穷人与其他人在社会生活方面相对隔离，因而产生出一种与社会主流文化相脱离的贫困亚文化。

贫困文化体现在社会、社区、家庭和个人等各个层次，且贫困文化可以通过贫困群体内部交往而得以自我加强，形成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

贫困文化一旦产生，其实践者就会在家庭结构、人际关系、消费习惯、价值体系和时间
观念上展现出惊人的相似。

尽管贫困文化范式引起了理论界很大的争论，但是该范式从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角度分析了贫困的产生和延续的社会文化根源，对于各国反贫困的行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5．贫困循环与传递范式
D.P.莫伊尼汉在关于贫困问题的著作中提出了这样的贫困恶性循环模式：首先，生活于贫困境况中的人们，由于从小受到贫困文化的熏陶，他们缺少向上的动力，环境也使他们难以有较高的成就动机；其次，低成就动机导致低社会流动，受教育的机会就少，层次较低，这使他们在就业上的竞争力薄弱；再次，受教育水平低、较弱的竞争力，自然导致他们只能进入低收入职业，处于低的社会地位上；最后，低收入的职业和低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更为贫困。

莫伊尼汉认为，以上的四个方面会形成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模式，这样贫困者的贫困程度就会越来越深。

同时，贫困家庭所面临的定形化、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格局，以及穷人子女在早期发展、教育和就业机会等方面的相对劣势必然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

贫困到底是不是循环和传递的这个话题是研究贫困的学者们非常感兴趣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重大的社会政策含义。

（二）简要评述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外国贫困研究已经涌现出一大
批比较优秀的成果，从最初的城市生计调查，确定绝对贫困线标准，到后来这种贫困线标准被政府采纳，再到后来相对贫困和相对剥削概念的提出。

近年来，国外贫困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就是强调社会排斥，并出版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对于不平等的原因和后果的探讨逐步被纳入到城市贫困的探讨中。

贫困不再只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它正在成为一个牵扯到社会方方面面的研究领域和政策研究。

人们对于城镇贫困的认识在不断地加深，人们已经摆脱了那种绝对化的思维模式，贫困研究正走向多元。

由于贫困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任何一种阐述范式都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同时，由于贫困问题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不同的范式在不同的时期扮演不同的角色。

二、国内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研究述评
国内的城镇贫困研究主要是顺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而开展，比较有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岗工人的生活、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城市社会救助制度、反贫困政策等方面。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一）国内城镇贫困研究的重点领域
1．贫困概念及测贫指标研究
长期以来，对于我国贫困问题的探讨往往局限于农村。

近年来城镇贫困概念的提出说明研究者们开始注意到城镇
贫困人口问题。

1989年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研究报告发表，课题组采用的贫困概念为：“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

他们缺乏某些必要的社会资料和服务，生活处于困难境地。

”课题组认为：相对贫困是指相比较而言的贫困。

即社会水平最低的那一部分人（占人口的5%）为处于相对贫困的人口。

此后，研究人员在城市贫困研究中广泛采用了“相对贫困”概念，将贫困与社会发展和社会分配制度联系在一起，对反贫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经验研究和具体的反贫困政策与国际通用的贫困标准接轨打下了基础。

在测贫指标方面，一些研究者在实际调查中采用了更加系统化的贫困测量指标体系，主要关注的是城镇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应该包括哪些方面，并对它们进行量化，计算出贫困。

如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将消费结构、家庭规模等因素纳入了城镇贫困测量指标，并提出了“基期收入差异程度”、“收入补偿程度”、“消费差异程度”等概念和测量方法。

唐钧在城镇贫困研究中把贫困线分为生存线、温饱线和脱贫线。

在《确定中国城镇贫困线方法的探讨》一文中，他在介绍他人确定贫困线方法的基础之
上，提出了一种度量贫困的新思路――综合法，并且把它应用于实际研究之中。

综合法对于后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确定有着深远的影响。

1998年，唐钧出版了《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研究》，很多城市就是用书中所提到的测贫方法确定本地的贫困线的。

2．城镇贫困规模研究
贫困规模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贫困标准，只要确定了贫困标准，就能够得到贫困人口的具体规模。

在城镇贫困研究中贫困指标的确定又受到贫困定义的影响，用绝对贫困概念还是相对贫困概念直接影响到贫困标准的高低。

而贫困标准的高低又直接影响到城镇贫困规模的大小。

一些研究人员采用国际通用的“平均收入二分之一”的标准划定城镇贫困线，并据此对城镇贫困规模进行测算。

如，张问敏、李实在1988年10省市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测算出贫困户的比例为6.83%；王卓琪（Chack Kie Wong）依据1993年广州市调查的资料测算出该市的贫困户比例为13%。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推行以来，城镇贫困规模具有更为现实的政策含义，人们对于中国城镇中到底有多少贫困人口非常关注，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

1995年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中的贫困面提出了一个基本
估计，他们认为，1995年度城镇贫困居民约为2428万，占全部城镇居民总数的8.6%，659万户，占总人户数的7.6%。

亚洲开发银行课题组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提供的1998年的统计数据，先用热两支出法和市场菜篮子法测定各省的贫困线（最低生活保障线），然后据此计算出全国的贫困人口，结论是1480万。

民政部城市贫困与反贫困课题组认为，2001年全国城镇贫困人口规模应在1400万左右，占非农业人口的4.5%，占城镇人口的3.6%。

3．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
1993年以来，我国对城市救助制度进行了改革，由民政部主管在全国城市中推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该制度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响，很多研究者从不同侧面对该制度的制定和完善进行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这也反映了近几年来我国城镇贫困研究的热点。

1997年9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截至1997年底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的城市就达334个。

随着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很多理论问题也浮出水面，需要进一步探索，指导实践。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专家唐钧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发表了《最后的安全网――中国城市居民最低保障制度的卡框架》，该文对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救济标准、经费来源、发放方式、救助对象、管理体制、配套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对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完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截至1999年9月，全国668个城市和1638个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建制镇已经全部建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标志着我国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终确立并完成了最后的制度化阶段。

此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落实和发展，研究人员此时把重点放在如何完善该制度方面，研究该制度的不足。

如唐钧在具体分析了上海、武汉、重庆三种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的方向；童星、刘松涛探讨了如何科学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洪大用、刘仲翔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进行了分析，并对该制度进行了反思；洪大用对于如何规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测算进行了探讨，等等。

2002年12月，民政部举办“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并且发表了《中国的城市贫困与最低生活保障》的主题报告，标志着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及其对该项制度的
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4．城镇贫困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城镇贫困问题的实证研究取得一定的进展，不少研究人员在不同的城市进行了实证研究，对于解决当地的城镇贫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例如，1996年，关信平对天津市的城市贫困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且出版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一书，在书中对城市贫困的概念、
理论、测量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并结合天津市调查的资料分析了城市贫困者的特点和致贫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城市反贫困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

1997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中国城镇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在江西省进行了贫困人口状况和分布、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及致贫原因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且出版了专著《当前中国城市贫困问题》。

全国性的城市贫困抽样调查的初次尝试是2002年9月，民政部动用社会力量开展的百城万户低保抽查，本次调查的样本从民政部所掌握的全国低保户资料中抽出，本次调查打开了全国性城镇贫困调查的先河，给今后的城镇贫困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简要评述
我国对城镇贫困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

由于体制原因最初的城镇贫困问题并不突出，随着城市各项制度改革的深入开展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城镇贫困人口问题逐步突出，对于城镇贫困问题的研究也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

由最初的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再到社会排斥，我国的城镇贫困问题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近几年来，我国的城镇贫困问题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我国的城镇贫困问题研究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描述性的研究过多，理论分析较少，很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城市化与城镇
贫困人口的关系、城镇贫困人口监测预警体系、真实失业率指标等问题。

此外对于流动人口（主要指进城的农民工）的贫困研究比较欠缺。

总之，国内城镇贫困问题研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Room.Graham, Anti Poverty Action- Research in Europe, SAUS Publication,1993.
［2］Townsend, The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Poverty,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1993.
［3］Alcok, Understanding Poverty,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3.
［4］洪朝辉.论中国城市社会权利的贫困［J］.江苏社会科学,2003,（2）.
［5］李实.John Knight.中国城市中的三种贫困类型［J］经济研究,2002,（10）.
［6］郑邦才.西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7］唐钧.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