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决定因素

创新的决定因素

摘要：本文运用中国四位数制造产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场结构、产权结构等因素对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集中度与创新强度之间存在着倒U型函数关系，但在绝大多数制造产业中，二者之间主要表现为一种非线性正相关关系；对几乎所有的制造业而言，企业规模与创新强度之间也主要呈现为一种非线性递增关系。关于不同性质产权结构对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产权明晰的法人资本对创新有促进作用，而产权模糊的集体资本对创新有阻碍作用。

关键词：市场结构产权结构创新

一、引言

以Solow(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80年代中后期以Romer(1990)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进一步论证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新增长理论认为，一些国家之所以长期处在低水平的增长路径上，就是由于对知识生产部门的投资不够、技术进步率太低的缘故。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也表明，创新和技术进步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源泉。近年来，我国政府对自主创新问题也给予了高度

重视，明确提出坚持把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明确要求加强经济政策和科技政策的相互协调，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发展高新技术和实现产业化的政策环境。可以说，以技术创新推动工业进步和产业升级将成为我国工业发展的基本主题。那么，什么因素影响了我国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同性质的产权结构对创新具有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不仅可以从学理上厘清创新的促进因素

和制约因素，而且也可以为政府创新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实际上，对于创新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因素的认识，早在20世纪40年代，熊彼特(schumpeter，1942)就开创性地提出了关于创新的一系列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一个著名假说是市场力量激励创新：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即时模仿，将削减企业的创新回报，从而弱化创新激励；只有那些能够拥有至少暂时垄断力量、能够阻止创新被模仿的企业才有激励创新。继熊彼特之后，大量文献对市场力量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进行了解释和验证。在实证文献中，通常把创新活动分为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两个方面，创新投入往往以R&D支出和R&D人员来衡量，创新产出往往以专利数量、创新数量或新产品销售收入来衡量。本文运用中国制造产业数据，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创新产出变量，进而实证

研究了创新的决定因素。因此，为了理解本文的逻辑和意义，首先从创新产出角度对熊彼特假说的主要实证文献简要回顾。

在市场结构与创新关系方面，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由于数据样本和计量方法方面的限制，早期的研究存在着某些局限性。例如，在使用跨产业的企业横截面数据时往往没有对产业效应进行控制；单独使用一个产业的数据时又存在着样本量过少的问题。在后来的研究中，许多研究使用了更细致的样本和更先进的方法，对创新指标的衡量也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仍旧是混杂的。Jad-low(1981)、Kraft(1989)的研究表明市场集中对创新有显著正影响，而Geroski(1990)、Blundell et a1．(1995，1999)、Broadberry and Crafts(2000)的研究则表明市场集中对创新有显著负影响。Gayle(2001)以专利被引用的次数来代表创新水平，以1976～1992年33 250个企业数据为样本，结果发现，市场集中对专利引用次数有显著的正作用，从而对熊彼特假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另外，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市场集中与创新之间呈非线性关系，例如，Levin et a1．(1985)

的研究表明，市场集中与创新数量之间呈倒U型函数关系，四厂商集中度为54％时创新数量达到最大。然而，当在模型中加入了技术机会和技术专用性等变量后，市场集中对创新

的影响不再显著。

在企业规模与创新关系方面，实证研究结论也不一致。Kamien and Schwartz(1982)在总结早期的实证研究文献时认为，除了化学产业外，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大企业在创新数量方面承担着超出其比例的份额。Braga and Willmore(1991)、Blundell et a1．(1995，1999)、Gayle(2001)等发现企业规模与创新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Bound et a1．(1984)、

Katrak(1994)、Cohen and Klepper(1996)、Freeman and Soete(1997)的研究却发现小企业承担了更大比例的创新份额。Kraft(1989)则发现企业规模与创新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联系。其他诸多研究则发现，规模与创新的关系在不同产业中存在着不同的模式(Scherer，1984；Pavit et a1．，1987；Acs and Audretsch，1987)。另外，一些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与创新之间并不存在线性关系，而是存在着倒u型函数关系(Scherer，1965；Loeb and Lin，1977；Soete，1979)。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熊彼特假说的验证从未间断，然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莫衷一是。这些研究的结论依赖于数据样本和计量方法的选择，创新和市场力量的衡量指标也影响了结论。但是，这些众多的文献使我们能够以多种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已有

的理论，实际上是对熊彼特假说的丰富和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研究都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

的。因而，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在中国，企业规模、市场结构与创新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符合熊彼特假说还是存在着倒u型函数关系?更主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通常有清晰的产权制度安排、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完善的法治环境。因而，学者们往往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企业规模、市场力量、技术机会等非制度因素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对于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产权制度安排尚不完善，市场经济尚不成熟，制度因素特别是产权结构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影响创新行为的因素。理论上，产权结构影响到企业的激励机制和经理行为的长期性，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因产权关系和经营环境的差异应该具有不一样的创新激励。因而，在中国的背景下将产权变量引入分析框架，探讨不同性质的产权结构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是更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国内相关文献在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框架内侧重于考察市场结构、产权结构对企业技术效率和经营绩效的影响，而缺乏对市场结构、产权结构与创新之间关系的实证考察。在国内已有相关文献中，周黎安、罗凯(2005)运用中国1985－1997年30个省级水平面板数据，应用动态面板模型对企业规模与专利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对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非国有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但是，由于数据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