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记者研究论文

一、杜耀峰简历

杜耀峰，男，汉族，1952年农历六月初二出生于陕西临潼。研究生学历、高级记者。现为中共陕西省委委员、陕西日报社社长，中国记协理事、中国报协副会长、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主席、中国报纸副刊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舆论引导力与社会舆情预警系统研究》课题组特聘专家，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舆论研究特聘研究员，西安交大、西北大学研究生导师。

1979年，时任教师的杜耀峰到西北大学新闻班学习；1980年调入临潼县委宣传部任通讯干事；1983年考入西安电台任编辑、记者；1986年考入陕西日报社，历任陕报驻老山前线战地记者，铜川记者站站长，编报部副主任，经济特刊部主任，陕西日报副总编、三秦都市报总编辑，2002年2月任陕西日报总编辑，2006年任陕西日报社社长。

二、名记者是凭名稿件立起来的

杜耀峰31年新闻实践一直坚信“记者凭稿件立身”，把新闻作为自己人生天职，“像农民种地，工人务工一样，踏踏实实去发现事实，报道新闻，准确有用有效地服务人民。”杜耀峰坚持用自己的眼睛采访，用事实说话，他的稿件没有失实报道。敢讲真话、会讲真话；公正无私、把握热点；想总理想的事、说百姓说的话，是杜耀峰新闻人生的突出特色。

1983年，有关高层主张与日本合作开挖秦始皇陵。杜耀峰调研后大胆发表稿件《本世纪不宜开秦陵》，引来批判和施压。但他用事实坚持自己的观点。后在有关专家的干预下，中央决定不开秦陵，确保秦陵至今完好。

1987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杜耀峰针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扩大化而采写的《怎能因穿红衬衫就把学生撵出教室——十七岁中学生投湖身亡》作重要批示，引起全国强烈反响。

1992年，针对开发区建设“过热”，杜耀峰采写了《何苦都挤一条道——陕西经济开发区热的思考》，中国记协负责人在《新闻战线》上撰写说，“杜耀峰在全国首先提出‘开发热’问题。中央媒体开始关注，高层重视，专文要求陕

西纠正开发过热问题，陕西立即撤销96个盲目投资的开发区，全国随之全面纠正开发热问题”。

1993年，杜耀峰敏感发现社会“乱集资”问题，在《陕西日报•经济特刊》推出一组“乱集资扰乱中国金融秩序”述评，正在陕西视察的江泽民同志看到后专门给西北五省领导宣读，并赞扬文章揭示了问题关键。不久，全国开始整顿金融秩序。

1994年，百姓对谋暴利现象不满，杜耀峰暗访采写《大招牌下说私话》等30多篇近10万字的系列追踪报道，被中央各大媒体连续刊载，中宣部《舆论导向》评价肯定，省委省政府专题研究平抑物价。

1995年，杜耀峰受邀到京参加全国新闻奖获得者研修班，发表长篇论文《敢讲真话，会讲真话》，时任中国记协主席吴冷西说：“杜耀峰同志的‘敢说真话、会说真话’，我看是一篇博士论文，特别是他概括说真话的五点体会，可以称为‘杜五点’，这是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原则的活生生经验总结。”这一评价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中宣部发专文表扬。

三、好编辑是由好策划、名专栏显出来的

杜耀峰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12年来，坚持上夜班，精编细选稿件,几乎每天都是凌晨两点后才睡觉，但从未与其他编辑记者争名利。他用“编辑的点子、记者的腿子”形象界定编辑记者定位，规定编辑不与记者争版面，善当记者成名的“梯子”。他说：“‘好厨子一把盐，好编辑一腔臆’。编辑要冷眼看‘门道’、热心出‘实招’，不仅擅于发现、培养特长型记者，还要准确凸显记者采写新闻事实的深层含义，更要综合记者采访信息，高屋建瓴做好议题设置，策划报道方案。”在编辑实践中，他探索出选择好新闻的坐标系：用决策层准备或正在解决的；实际工作能解决而尚未解决或解决不好的；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三项标准作为新闻选择坐标，把三条坐标线形成的曲线交点最近的事实作为新闻切入点。

杜耀峰创办的《经济特刊》是全国最早的党报经济副刊，他策划开设的栏目“请你快为老百姓办这些事”和“这些事你为百姓们办得怎样”，深受群众

欢迎，获中国新闻奖好栏目奖。他编辑的《中国卫星定轨人》、《陕西赢取世界苹果价格主导地位》、《退耕还林八年后怎么办？》、《长安近四千农户把土地交公司托管》等稿件先后获中国新闻奖一、二、三等奖6件。

2008年，杜耀峰按照新闻民生化和地缘切近性要求，决定陕报扩版开设《陕北观察》、《陕南瞭望》、《关中直击》、《天天西安》专刊，推出了一大批在全省、全国有影响稿件，得到中宣部和各级领导并读者和业界的广泛好评，同时培养出一大批专家记者、跑街记者、零点新闻记者、深度报道记者和问题报道记者，深受读者欢迎。应对新媒体海量信息冲击，他提出并实施纸媒由原来“采—编—采”到当下“编—采—编”模式转型，并正在试行《全媒信息鉴甄周刊》，扬党报“把门人”功能和公信力资质之长，博筛新媒海量信息泛滥之短。

四、不仅重视组织采编新闻稿件，更关心编辑记者工作生活条件

诞生于战火延安的陕西日报，办公楼曾为全国党报最差，428户编辑记者无住房，杜耀峰一直住着当记者时的63平米。2004年，省委专门分给他一套140平米的住宅，但他执意不搬，声明自己必须和记者弟兄们一起解决住房困难。在带领全社做强报社产业的同时，他多方争取，艰辛劝求，最后省上下决心协助报社彻底解决了全社无房员工困难，并终结了全国省级党报没有新办公楼的历史，进一步焕发了全社员工旺盛的新闻工作热情。

五、名记者名作赏析

中国媒体新闻创新的重大突破

——5·12汶川大地震报道的思考

陕西日报社社长杜耀峰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7分钟后，新华网发出快讯：“12日14时35分左右，北京地区明显感觉到有地震发生。” 25分钟

后，新华网再发快讯：“四川汶川发生7.6级地震”（注：后地震级别两次修正至8.0级）。由此，一石激起千层浪,国人的平静生活一下子被媒体打破,世界的目光顷刻聚焦中国。

荧屏上，沉稳的央视主播张泉灵悲泪长流、几近崩溃；网络里，各类信息铺天盖地，紧扣着被地震拉紧了的心弦；惊魂难定的国人一直倾听着广播里全天候的滚动播报；所有报刊把灾区的惊慌、恐惧、悲伤、感动和激奋一一呈现在世人眼前……在这个被称为国殇的非常时期，中国媒体的报道霎时间竟然成为人们唯一的心灵依靠和思维依据。

曾经担忧失去受众的中国媒体，何以能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取得如此良好效应？我想，其中主要原因取决于国内媒体在这次特大灾难报道中自身的新闻创新有几点大突破：

抢时效，时间越快越主动

传播心理学中有这样一个定律：首先进入人们记忆的信息具有先导性和稳定性，后来要改变这个信息，需花费7倍的功率。这个定律表明了新闻传播时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也要求新闻管理机构和新闻传播媒体，应当尽量创造确保新闻时效的制度和机制。但是，国内媒体以前的突发性事件报道，都得经过层层请示、严格审批才能发布，而在这个过程中，往往被境外媒体抢了先机。即便是境外敌对势力的媒体恶意歪曲事实的新闻，也因为时效的先导性和稳定性进而形成反华舆论或不良舆论的主导。而这次汶川地震报道中，国内媒体一改常态，现场直击、即发即报，用最快的时效、客观的事实、真实的报道一直引领着世界舆论。

譬如地震一发生：新华社打破常规，14时45分发出第一条英文快讯；14时56分，新华社从成都发出第一张地震的图片，时效领先全球各大媒体。随后每每发现新闻，都在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发布了权威、准确的消息。

人民日报社立即成立了“抗震救灾领导小组”，一方面组织带领记者奔赴震区一线深入采访报道，同时组织撰写权威性评论文章，及时准确地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6时30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19时至次日凌晨1时30分推出特别节目《汶川紧急救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