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民族觉醒讲座稿

甲午战争与民族觉醒

引言：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农历甲午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符号，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它折射出民族屈辱、觉醒和复兴的历史内蕴，标示着国家奋进、崛起和强盛的历史进程。

甲午战争改变了整个国家。自甲午后，每一种企图改变或者说拯救这个国家的势力，都在拿那场战争“说事儿”，对它提出各种各样的解构与诠释，利用它表达自己的主张。本就记载模糊却给整个国家带来椎心之痛的史实，随之被有意无意地误读，越来越偏离本来面目。而国人对历史的敷衍传统，为后世的还原真相带来极大的困难。

观察中日甲午战争，双方胜败的一个侧面，便是对这场战争的历史研究。日本是官方修史，档案公开；中国则无官方修史，档案不公开且保存不善，只能依靠极少数当事者的私人回忆录。

一、如何了解甲午战争？官方战史VS“报告文学”

从甲午战争后期到20世纪初叶，日本出版了大量有关甲午战争的书籍。其中以战史著作为主，主要有两类：一是私家著述，如川崎紫山著《日清陆战史》（1896）、川崎三郎著《日清战史》（1897）等这些战史著作，大多为长篇巨帙，以史料丰富见长。曾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参战，战后搜集了中日双方有关战争的文献资料，以及西方人士的记述和评论，并遍访日军参战将领，据以撰成此书。二是官方著述，如日本参谋本部编《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东京印刷株式会社，1904）、日本海军军令部编《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春阳堂，1905）等。至于官方著述，系日本军事当局组织编纂，资料搜罗既易，叙述尚称详尽，自然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这些日方著作，除从军事角度叙述战争过程和总结战争经验外，在观点上则着力为明治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歌功颂德，并歪曲事实，掩饰日方蓄意挑起衅端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故决不能以信史视之。

与日本和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甲午战争史研究工作未免相形见绌。可称为战史著作者，仅寥寥数种而已。其中，应首推姚锡光著《东方兵事纪略》5卷（1897年刊本）。甲午战争发生时，40岁的姚锡光在山东巡抚李秉衡门下做幕僚，算是战争参与者。百年来，任何一个甲午战争的研究者都绕不过这本书。然而，对甲午战争的误读，也由《东方兵事纪略》肇始。这是一本硬伤满眼的书。连某个将领的名字、黄海海战损失了哪几艘军舰、有没有击沉日本军舰，都搞不清楚。中国史家不讲实证与逻辑，凭道听途说和想象为当事人添加台词的弊病，在这本治学极不严谨的书中亦有体现。而这些无任何根据，甚至与事实完全相反的文字，成了百年来许多历史研究的源头。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有一面名录墙，刻着目前博物馆掌握的全部官兵姓名。我在现场看到，这面墙上的名字，包括洋员在内不过四百余人。而根据日方战史记载，北洋海军12艘军舰上的定员合计2625人。

“甲午海战之后，日本用不到10年的时间，已经完成了今天我们还没有完成的事。”陈悦说：日本人编撰的极端细致和严肃的战史，构建了甲午战争基础性的研究平台。“在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研究记录，到现在都没有。”

二、关于甲午战争的各种谬误如何而来？

谬误一：北洋海军最终困守威海卫、坐以待毙的原因何在?

北洋海军最终困守威海卫、坐以待毙的原因何在?源头就出自姚锡光笔下。他在山东，却能绘声绘色地描写丁汝昌与李鸿章在天津会面的对话：丁汝昌请求海军全力出击，“决死战”;被李鸿章斥骂：“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由此，李鸿章被钉上“保船避战”的耻辱柱。从晚清、民国直到新中国，无数研究甲午战争的著作都将北洋海军的最后覆灭，归咎于他这个“罪魁祸首”。

“李鸿章和丁汝昌的往来电报，我从《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篇篇对照过。李鸿章从来没有让他避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许华说：李鸿章一再命令北洋舰队“出海

巡游”，“相机攻敌”，对日本海军实施“迎击”、“截击”，只是在1894年8月1日的电令中有一次“保全坚船”的指令。黄海海战之后，李鸿章更连续指令，“寇在门庭，汝岂能避处威海，坐视溃裂”，“设法调度，相机迎击，以免坐困”，“汝等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李鸿章全集·电稿》，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上海图书馆编撰出版，但未出全。从此，这份档案才被中国的历史学界列为研究材料。

但看不到电报，恐怕并非《东方兵事纪略》出错的全部原因。

该书成于甲午战败、割地赔款之后。朝野大哗，李鸿章沦为人人喊打的落水狗。姚锡光的顶头上司，山东巡抚李秉衡又是个口惠而实不至的“嘴上抗日派”，李鸿章的政敌。北洋海军最后在威海苦盼援军不至、全军覆没，与他有直接关系。战后，他居然成了清算战败责任的朝廷大员之一。

谬误二：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

关于中日甲午战争，最为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之一，便是“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

这种说法，符合从晚清起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多种政治势力对清政府执政能力的否定，以及对慈禧太后本人的丑化需要。而出处，正是维新派的首领、文豪梁启超。

1899年，梁启超写出一篇随笔：“吾尝游颐和园，见其门栅内外皆大张海军衙门告示。同游之人，皆窃窃焉惊讶之。谓此内务府所管，与海军何与?而岂知其为经费之所从出也!……括全国之膏血以修国防，而其实乃消磨于园林土木之用而莫之或知，卒令一蹶不振，割千余里之辽、台，偿二百兆之金币，元气尽断，国丑全露。”

近年来，国内多位学者均为此写过考据文章，主流观点已渐渐统一。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在其最新著作《沉没的甲午》中下的结论为：“所谓慈禧挪用北洋海军军费一说其实完全是讹传。”

海军衙门负责的事项不只有海军建设，还包括开矿、铁路、电报等洋务;而海军的军费，也不能与海军衙门经费混为一谈。自建立起，海军衙门便被清政府视作财政周转的一条金融通道，时常通过海军衙门经费腾挪款项，用于其他用途。修建颐和园堪称其中的“代表作”。而海军建设所需的经费，尤其是购买军舰的银子，几乎都不来自海军衙门日常下拨的费用。

1898年起，梁启超进入一生思想最为偏激的时期。戊戌变法失败，好友谭嗣同等人被杀，梁本人被迫逃亡日本，转向暴力排满，鼓吹“破坏主义”。这则短短的随笔，正写于这一时期。

这一时期，梁启超不仅推出“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一说，且在其主持的《新民丛报》上刊出数首托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伪诗，以激发民气，鼓吹革命。

梁启超的排满暴力思想并未持续多久。1903年他即转变观点，转向开明专制。但这篇感情充沛、鼓动性极强的文章迅速流传，已非他所能控制。几十年后，这种说法几乎成了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常识。

谬误三主炮晾晒衣物？

北洋海军“主炮晾衣”之说流传久远，称北洋舰队在访问期间被日方军官东乡平八郎看到主炮上晾晒了衣物，由此证明军纪涣散，注定打不赢战斗。这则不靠谱的故事却被国内许多人引用，最早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先生1940年在《整建月刊》上发表洋洋数万言的《关于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文中多处引用小笠原长生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上面那一段，只不过“平远”舰的名字换成了那次同样没有访日的“济远”，到了唐德刚先生那里，“济远”舰又变成了“定远”舰。

我们先来看看“定远”舰主炮晾晒衣物有无可能。

“定远”级铁甲舰，是洋务运动中国购自德国的一等铁甲舰，当时被称为亚洲第一巨舰。其主要火力是四门305毫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两两安装在军舰中部错落有致的两座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