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中国传统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摘要：中国传统知行关系的最大特点就是认识的伦理化，两千多年争论不休的“知行之辩”虽然各家的观点都是莫衷一是，但却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即不管是“知”还是“行”都是在道德范畴内进行探讨的，“知”是对伦理道德的认识，“行”是对伦理道德的实践。因此，传统的道德观是一种在知行关系的探讨中不断提升的带有实践智慧的道德观。中国哲学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它的存在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日常政治伦理生活紧密相关。中国知行观非常强调“知”与“行”的不可分割，并特别突出的落到了“行”上。而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但是，中国传统知行关系所透露出的实践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却在两千多年前就预见了“实践”重要性，足以显示其智慧。

关键词：传统知行关系；实践观；实践；道德观

中国传统知行观是一个争论了两千多年的认识论问题，在此期间形成了各种不同知行观，尽管各家在争辩中难以达成共识，但是在指向道德这个基点时却是不约而同的“不同而合”。因此，传统知行观探讨下的知也好行也好都只是在伦理道德的范畴之内的。因而，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多了一些在知与行的矛盾冲突下不断提升的实践智慧。

一、知行关系中的道德内涵

纵观中国哲学发展史，从先秦到近代，几乎所有的中国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论说过知行关系的问题，无论是从知行的先后、轻重、难易，还是知行的合一或分离、知行的相资或相离。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1、知先行后，如《国语·周语（上）》记载邵公见厉王时说：“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是持“知先行后”的观点。后世程朱理学是这种观点的集大成者。2、行先知后，孔子有“不知而作之者”是持行先知后的观点。3、知易行难，如《左传·昭公十年》记载“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尚书》：“非知之艰难，行之惟艰”是持知易行难的观点。4、知难行易。孙中山是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5、知行分离。孙中山在进行革命屡次失败之后，得出了知难行易的观点，同时也将知与行割裂开来理解，把人类认识过程按“行先知后”划分为：“不知而行”，“行

而后知”，“知而后更进于行”三个各自为政的分割阶段。6、知行合一。王守仁持这种观点，他是认为“知”与“行”一个功夫的两个方面，“知是行的注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王阳明认为知是行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行是知的归宿和结果，是知行合一的典型论说。其他的“知行观”还有很多，难以细致归类总结。理学家之所以重视知行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知行观”一出现，就以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封建伦理道德为其根本讨论范畴，因此知行关系的讨论自来就带着伦理道德的内涵。二程把知行关系归结为道德原则和道德践履之间的关系，朱熹继承二程知行观的道德说，肯定了知与行即道德理想与道德践履相结合的重要性。心学的集大成者王守仁做了进一步发挥，提出“致良知”的心学独创，他将道德要求和道德实践合二为一，认为知行分离不利于道德的最终完成，使他的“致良知”有了可行性的保证。总之，传统知行关系的探讨总是以道德为其根本内容的，自来就带着以道德为底色的浓厚伦理色彩。

二、实践的智慧

中国哲学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它的存在与发展很大程度上与日常政治伦理生活紧密相关，以知行观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认识论也不例外，中国传统知行观非常强调“知”与“行”的不可分割，并特别突出最终落在“行”上，尽管这里的“行”只是内涵狭隘的道德伦理范畴，但却处处体现了重“行”的实用精神。中国文化充满了这种精神。孔子虽然认为有生而知之的人，但他更注重学而知之，孔子这里所说的学实质上是行或做的意思，即他更强调的是行而知之。朱熹一方面认为“论先后，知为先”，但又认为“论轻重，行为重”，强调必须在行上见真功夫。王阳明虽认为“一念发动处即便实行”消行于知，但又明确提出“知行合一”以行的规范来要求知，通过强调“行”突出“行”这种重行方式达到“致良知”的。明末清初一大批提倡“经世致用”的大儒对于“行”的推崇就更不用说了。中国有句古话叫“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说的就是为人处事这种“行”本身就是学问文章这种“知”，道德之行本身就体现了道德之知的内容。在中国哲人眼中，道德上的“知”实质上就是一种实践的智慧。天然蕴含道德内涵和伦理意蕴的中国传统知行观，注重知行兼顾尤其“行”的特点，使得中国传统的道

德观也带上了与众不同的特点：处处闪耀着一种实践的智慧。

三、知行关系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首要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出，实践是由实践主体凭借实践工具作用于实践客体而形成的活动，是人们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而进行的能动的改造和探索客观物质世界的社会历史活动。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认识活动，理解与解释活动都起源于实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中国传统知行观下的道德观透露出的实践智慧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认识论中所指的“实践”有着根本的区别，但至少它在两千多年前就预见并揭示了其中的智慧。传统知行观探讨下的道德观蕴涵的实践智慧虽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科学性，但如有学者指出：“实践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更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实践作为本体论概念，本质上是人的本源性生存方式和生命活动，理解实践就是理解人。实践问题根本上凸显的实践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绝不仅仅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本体论’的问题。”中国的实践道德观虽然没有提出所谓的“本体论”“认识论”概念，但是却暗合了所谓的“实践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更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直指实践的根本问题——人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道德观一定意义上凸显了一种认识人、关心人、尊重人的实践智慧。所以某种程度上讲，中国传统知行观探讨下的道德观是一种未定其名已知其意的实践观，一种处处闪烁着实践的智慧道德观。

中国传统的知行关系也有起积极的意义，其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充分尊重人的地位和作用，高扬人的主体精神。心学以人向善为基础，提出了“四端说”、“吾心即宇宙”、“致良知”等观点。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关心与理解，有利于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

2、追求内圣的道德修养，强调人心的道德自律。心学强调人的自觉精神，否定经典的绝对权威。

实践的观点贯穿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各个部分，同时实践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也是区别于其他哲学流派的重要观点。一旦离开了实践，我们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