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三种思维方式

早在西周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就已经萌生。《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天人合一”思想是《周易》整体思维观念立论的基本依据之一,其目的在于揭示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关系,从而合理指导人之所作所为。在《周易》看来，人与天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嵇康认为这是“自然之分”)；因此，人应当随顺天地之道而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如此,方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乾·文言》)。“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突出的共同命题”，“《易经》对这一命题的发挥无疑起了历史性的作用”。
“天人合一”思想既是一种宇宙观或世界观，又是一种伦理道德观(生态伦理）,代表着一种人生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为根本特点的整体思维观念和思维方法,对于保持人类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辩 证 思 维
中国古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万事万物都是变化发展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万事万物既相互对立而又趋于统一。这都是合乎辩证法的重要思想。其中，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思想堪称中国辩证思维的主流。
《周易》所讲的“八卦”以及两卦相叠而为六十四卦的学说,就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矛盾对立来说明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周易》经文所说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周易-泰》九三爻辞）,所强调的即是“平”与“陂”“往”与“复”的对立统一。对于《周易》的辩证思维,郭沫若（1892~１９78)给予了高度评价,“《易》的出发点原是一种辩证观,“从《易》的纯粹的思想上来说，它之强调着变化而透辟地采取着辩证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的确是一大进步”。见诸《系辞上》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一语，既是《易传》辩证思维的核心命题，更是彪炳青史的千古绝唱。朱伯昆(192３~２007)极度褒扬“一阴一阳之谓道”命题,它“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哲学中两点论的代表”，“是对先秦以来辩证思维发展的总结”。
古代中国的这一辩证思维,广见于东周以后的历代典籍,如道家和道教的《老子》、儒家的《周易》、兵家的《孙子兵法》、法家的《韩非子》、医家的《黄帝内经》以及佛教的《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百论》等。贯通诸家诸派的阴阳学说,有集古代中国辩证思想大成之势。诚如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称》所说,“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传统医学(中医)，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观念为立论的理论依据,并且将这一整体思维观念具体化、实践化。中国医学理论将人体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及各个组成要素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割裂的，又是互相制约的、互为作用的。并且，“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论》),因此人之保健养生等都应合乎天地之道、日月之行。在临床治疗中,中医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整体而观、全面诊断、辩证论治,亦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治病必求于本”。进而言之，中医学不仅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统一体,亦即人体一自然一社会是统一的有机整体。
老子的辩证思想复杂而有系统。老子所说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反者道之动, 弱者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讲的都是矛盾双方既相互依赖而存在、相互对立而统一,并且矛盾双方又可互相转化。老子所说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则合乎质量互变规律。
整 体 思 维
所谓整体思维，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注重整体统一的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整体思维从整体原则出发，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探讨天与人、自然与人为、主体与客体、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以求得天、地、人、我（心)的和谐统一，即注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在道家、儒家以及中华传统医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魏晋唐宋时期的道教重玄学派(以成玄英、李荣等为代表），吸收佛教三论宗和天台宗的思想阐发老子思想，发展了道教的教理教义，使其更具思辨性和理论性。成玄英对《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所作之疏,“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行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日‘玄之又玄…… （《道德经义疏上》），是道教重玄之学的经典言论。
中国人的三种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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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人的三种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
中华文化在哲学思辨层面、理论思维领域的建树颇为丰硕，而其大端与指归，则可以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三者为代表,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的三大特征。
东周以降道家的列子、庄子以及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等不但合理继承了“天人合一”思想,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道家认为，天、人同类而合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列子·说符》)，“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董仲舒对天、人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证和明确的表述，明确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即天人本来合一,故“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至宋代之时，张载正式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明确提了出来,“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正蒙·乾称下》)。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了宝贵的“民胞物与”思想，为合乎德性的实践行为提供了一种观念阐释,将儒家的天人观、物我观、知行观提升至新的境界和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