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个性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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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个性浅析

核心提示:编者按:魏晋名士,风采各异,却人人无愧于风流二字。正所谓真名士,自风流。他们的率性而为在常人看来俨然就是癫狂。他们可以一时兴起,深夜出行,也可以饮酒啖肉,不避女色,无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法。作者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与文化渊源来解析魏晋名士的个性特征:志趣玄远,不滞于物;多情善感,内心痛苦;寄情...

魏晋名士,风采各异,却人人无愧于风流二字。正所谓真名士,自风流。他们的率性而为在常人看来俨然就是癫狂。他们可以一时兴起,深夜出行,也可以饮酒啖肉,不避女色,无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法。作者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与文化渊源来解析魏晋名士的个性特征:志趣玄远,不滞于物;多情善感,内心痛苦;寄情山水,谈玄论道;蔑视权贵,宁折不弯;恃才放狂,傲视古今。“三曹”、“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一个个风骨俨然、气度非凡、才情卓越的魏晋才子的形象,伴着他们不朽的作品,穿越古今,款款走入读者的视野。所谓谈古论今,作者文章最后的“题外”,很含蓄地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今人,也许应该从魏晋才子那里领悟,什么才是真名士,真风流。很有文化底蕴的文字,学习了!问作者好!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不少记叙魏晋时期名士的文字,传神写意,十分有趣,如: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安道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之猷是王羲之的儿子,住在浙江绍兴,半夜起来乘舟造访在嵊县的名人戴安道(戴逵)。行程一整夜才到达。可是,到了戴安道的家门口却不进去,又掉头返回。同行的人感到奇怪,王之猷自有“说道”:我原本是乘兴而来,现在又尽兴而回,见不见戴安道倒无关要。乘兴而来,乘兴而归,不问结果,只看过程,这种彻底的“过程论”十分罕见。又如: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谨不可听!”便饮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刘伶酒瘾上来,向太太讨酒喝,太太恳求他戒酒。刘伶声称,夫人所言极是,只是我嗜酒如命到了不能自我控制的地步,必须借助鬼神的力量才能戒掉。麻烦你准备酒肉,我要祭祀鬼神。太太信以为真,赶紧把酒肉端来。只见刘伶顶礼跪拜,信誓旦旦:我刘伶天生一个酒鬼,一次要饮十斗,至少五斗才能解除酒病。我的婆娘(要我戒酒)的话,你可万万不可听取。跪拜完毕迅疾把祭祀鬼神的酒肉一扫而空。真令人哭笑不得。《世说新语》还有这方面的记叙: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炉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说的是阮籍常到临近的一个小酒店喝酒。酒醉就在酒店女老板身侧酣然大睡。女老板的丈夫发现这情况十分不安,后来多次观察没有发现阮先生有什么越轨的举动,也就见怪不怪了。

魏晋名士风流如是。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大解放时期

从历史上来看魏晋时期是政治上极端黑暗的时期。司马氏集团随意罗织罪名陷害知识分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史书中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最典型的莫过“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因为得罪了司马昭的心腹钟会,便被以莫须有的“不孝”的罪名处死,致使当时以至于后来的读书人提起此事都不寒而栗。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魏晋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时期——第一次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那是对殷周以来的礼乐制度的反动,它为秦统一中国,确立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奠定了思想基础——而这一次思想解放是针对西汉中期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针对纲常名教、谶纬神学和僵化的两汉经学。其意义在于它崇尚自然,崇尚人本,高扬人性,促进人的觉醒,而且,“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自此,中国出现了山水诗、山水画,王羲之父子的书法成为至今也难以超越的范本。这也印证了马克思关于两种生产“不平衡关系”的论断,即艺术的“一定繁盛时期决不是同艺术生产的一般发展成正比的。”

这种变革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的。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战乱频仍,国家分裂,民不聊生。在这时期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以孔融、陈琳、王桀、徐干、阮玉、应炀、刘稹以及蔡琰为代表的“建安文学”,直面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饿殍遍野的社会灾难,表达人民结束战乱、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风格慷慨悲凉、刚健清新。“建安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期间涌现许多杰出的作家,产生无数优秀的作品,各种文体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五言诗兴盛,七言诗开始出现。这一切对后世都产生了积极重大的影响。

三国时期,曹操雄据中原,实行“屯田制”,恢复了生产,经济得到改善,个别地方还“仓廪皆满”。曹操的用人制度尤其值得称道,他三次发布“唯才是举”的敕令,他甚至认为“负侮辱之名,见笑之行”的“不仁不孝”之徒,只要“堪为将守”,都可录用。这对长期形成的封建门阀制度、封建用人制度,乃至对以儒学为中心的一统天下,都是有力的冲击。

魏晋之际,董仲舒开创的“儒学独尊”的局面已经式微,体现宗法等级制度和门阀观念的“名教”声名狼藉,此间,何宴和王弼发起“正始玄风”,提出“名教出于自然”,从而把“名教”建立在自然之“道”的基础之上。这个时期,自然科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如医学上汉末张仲景的《伤寒论》、其后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数学上魏晋之际刘微注《九章算术》,等等,其科学

成就,也都得到哲学概括。何晏和王弼的玄学后经裴危和东晋的郭象等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魏晋玄学对自然、生命、人性、社会、必然与偶然、天命与人力等命题,进行了哲学思辩,标志着哲学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魏晋名士的个性特征

在这种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蔑视礼法、冲决纲常名教束缚、张扬个性,就成为魏晋名士的精神追求。他们寄情山水,谈玄论道,恃才放狂,傲视古今,是时代的叛逆,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特征。

现实的黑暗,使他们咀嚼人间的辛酸,倍感痛苦,而玄虚之学又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他们感到自己又有了精神栖息之地。山水竹林不但是他们的生存环境,更是他们的审美对象和艺术创作取之不仅用之不竭的素材。“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他们借助山水表达对“道”的追求和对“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向往。这就出现了一种现象,一方面他们对现实生活有强烈的真切的感受,“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他们处处真情流露,悲天悯人,其作品中充溢着生命意识,沉郁哀伤;另一方面他们超凡脱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具有很强的个性解放色彩。“目送飞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心游太玄”,嵇康这四句诗,可看作是魏晋名士精神追求的生动写照。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在文学艺术方面更是卓然挺拔、风流辈出,它如同欧洲文艺复兴,却比欧洲文艺复兴早一个世纪。这个时代出现的大家,除了前面提到的“三曹”、“建安七子”和蔡琰以外,还有以嵇康和阮籍所代表的“竹林七贤”,至于在这以后,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谢赫的《画品》、钟嵘的《诗品》、王羲之的书法、谢灵运的山水诗、宗炳的山水画、顾恺之陆微探张僧繇的人物画、陶渊明的田园诗、郦道元杨衔之的写景散文,等等,差不多都有划时代意义,其艺术成就和艺术见解,有的至今还有不可企及之处。

魏晋名士中许多人不但有堂堂仪表,更有超拔的精神和非凡的气度,因而有独特的魅力。如:“竹林七贤”之首“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萧萧如松风下,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书圣王羲之被他同时代的人视为“飘如游云,矫如惊龙”……不少名士都有这样的美誉。

作为知识精英,魏晋名士们的举止行为都体现了时代的风尚,一般都具有如下特点:

志趣玄远,不滞于物

《世说新语》记叙刘裕焚车:

阮光禄(裕)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亲,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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