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的由来及弊病

零、摘要
当前，第三世界关于进步可能性的讨论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为了“进步”，第三世界必须一揽子接受西方现有的制度和思想；另一种则认为，第三世界特殊的文化和制度之传统必须保持原样，对地方传统的任何外在的批评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需要的。

前者是西方中心论，后者则属文化相对论。

本文主要讲前者，从其由来讲起，分析其弊病。

一、产生背景
西方中心论，是西方随中华文明近代落伍通过殖民化全球后逐步形成的优等心理，是对文明文化和历史的误解，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不自觉的前提。

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或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化展开；或者认为西方文化特征、价值或理想带有某种普遍性，从而代表非西方未来发展方向，所有这些，都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

“西方中心”论是随着中华文明近代的落伍、西方文艺复兴后产生工业革命殖民全球的产物。

“正当中国的大清皇帝们还沉浸在‘中国’、世界‘中央之国’的历史陶醉之中时，西欧通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宗教改革’、‘农民起义’等一系列的变革，彻底砸碎了近千年来农奴式的封建割据统治和近乎窒息的宗教桎梏，向着近代文明的曙光迅跑。

经过二百来年的殖民扩张和掠夺，非洲成了贩卖与屠戮黑人的屠宰场；美洲文明的创造者被屠至殆尽；印度与东南亚被掠夺得千疮百孔；最后，中央之国也成为了‘东亚病夫’。

这样，西方成了人类文明的‘主宰’，西方人成了‘上帝的骄子’，全球的‘西化’之风从此地弥漫开来。

二、西方中心论的兴衰
a)西方中心论在战乱之中
历史地看，十九世纪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第一个高潮，即现代国际关系的欧洲阶段。

作为惟一产生了先进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地区，欧洲在十九世纪末以前的数百年里曾是世
界最有活力的权势中心。

欧洲列强总合起来左右了世界政治的基本格局――以及规范各种国际相互作用方式的国际法体制――而那些历史作用异常巨大的更广泛的国际关系价值观念和思想也是如此。

其结果是，欧洲对非欧国家和地区的全面入侵和支配，美洲、澳洲成为欧洲文明的外部延伸，亚洲、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沦为殖民地或附庸国，诸如奥斯曼、中国等古老帝国也未能幸免被半殖民化的命运。

随着美国的崛起，国际权力重心经历了从欧洲内部向侧翼边缘的转移，西方中心主义逐渐过渡到以华盛顿为主导的新阶段。

不同于霍布斯式的欧洲阶段时期，美国主要通过制度建构、规则设定和议程主导来确立西方的中心主义地位；而美国对自由价值的坚定信仰和强烈推广则为这一时期的西方中心主义刻上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印记。

然而，与西方中心地位确立相伴随的是其内部的分裂，集中体现为一战、二战和冷战。

同盟国与轴心国的实力火并、德日对国际体系的挑战以及美苏超级大国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西方作为整体的行动能力和政治意志；战争对抗所造成的敌对情绪和毁灭性破坏也使得西方人对自身文明普遍质疑，甚至自我否定。

与此同时，西方在对非西方世界进行殖民掠夺和势力拓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先进技术和现代理念的广泛扩散，构成了后发国家推进现代化的第一动力；西方的内部分裂也为非西方世界的兴起提供了相当空间。

因此，当冷战结束以及西方内部分裂重新弥合之时，非西方世界已经通过主动学习积累了强大的现代化能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步入了后冷战时代。

b)美国的全球首要地位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再确立
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以美苏对峙为基础的两极格局走向终结。

尽管学界就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结构是单极还多极争论不休，但美国确实一度确立了其他竞争者无可匹敌的战略优势和首要地位。

事实上，美国享受着一种自现代国家体系产
生以来未曾见过的不对称权力。

在过去，一些领先的国家会在某一个领域占有优势――但是美国则是现代历史上唯一一个这样的大国，它几乎在每个重要的权力领域都建立了明确的领导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通过构建各种国际机制和制度安排确立了其在世界事务中的霸权地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所确立的国际经济机制成为美国赖以控制和管理世界经济的得力工具；在安全领域，美国主导促成了联合国的建立以取代国际联盟，并确立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和大国决定的原则，从而确保了美国在安全领域的至上地位；在军事领域，美国在二战期间及其后在世界各战略要地建立了军事基地，并驻军欧亚，建立了保障自己利益与权力资源的军事战略网。

在经济层面，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发达和庞大的经济体，GDP总量常年保持世界第一，且与第二拉开差距。

美国已经独自站在世界权力的顶峰。

正是上述各个层面美国力量权势的全面领先，使得泛义的西方在美国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

西方自近代以来逐渐确立了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但一直也面临着内外因素的制约和阻碍。

在西方文明内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对抗；
在西方以外，则有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新兴力量崛起。

苏联的解体意味着来自内部的分裂得到弥合；面对美国的霸权优势，外部世界大都放弃制衡而选择融入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

这样，世界历史再次进入了稳固的西方中心主义时代。

c)中国崛起对西方中心论的冲击
很长时间以来，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会对这个世界构成什么样的影响一直是国际学界和政策界的争论热点。

在西方，已经有很多波“中国威胁论”的出现及
其随之而来的各种有关“围堵”中国的论调。

可以说，中国是在一片“威胁”和“围堵”
声中崛起而成为大国的。

西方早已经有人注意到，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的影响不仅仅是战略上的和军事上的，更重要的是价值观上的。

无论是战略还是军事上的，这些方面的外在影响是
中国经济崛起的必然结果，可以预见，也可以应付。

但中国的崛起如果表现为一种
价值观，那么其产生的影响是西方所难以接受的。

如果中国的发展是因为中国学习
西方，接受西方的价值，那么，中国的发展是可以接受和称道的。

这就是西方经常
所说的“正确的发展方向”问题。

但是，如果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中国本身价值所致，那么，这就被认为是对西方的威胁，也就是西方所说的“错误的发展方向”。

在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惜一切力量围堵和遏制以苏联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阵营。

西方的围堵不仅仅是因为苏联形成了和西方对抗的战略集团，更重要的
是因为苏联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因为这种意识形态被视为是对西方的最大威胁。

在
不同程度上，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担忧和恐惧也类似于冷战期间对苏联所代表的价值
的恐惧。

这种对中国模式的恐惧已经表现在近年来西方的中国论述上。

尽管中国本
身不再强调意识形态，但西方不断要把中国再意识形态化，使用各种充满意识形态
味道的概念如“权威资本主义”和“权威民族主义”来描述和打扮中国。

三、西方中心论的弊病
21世纪以来，西方文明的弊病暴露无遗，但在中国却似乎晚了一个节拍，主张全盘西化的“普世价值”论极为盛行，这与极左势力的突然崛起与崩溃有关，也体现了推动政治改革的迫切要求。

但普世价值论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的“普世价值”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亨廷顿也说过有些文明是有“普世性”的，包括中国传统文化。

狭义普世价值，历史上是天主教自我标榜的说法。

其现实意义是，把发展中国家一切成就归功于学习西方，一切失败归咎于学习西方不彻底。

中国人在一定时期这样想这样做也不算错，但发展到新阶段，就需要改变。

如今，东西方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西方世界应当改变思维，致力于创造一个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世界。

俄罗斯《观点报》网站刊登评论说，西方应停止干涉和攻击他国，不要去教育别人该如何生活，要允许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存在。

西方文化的排他性以及由此引起的攻击性由来已久。

11世纪末开始的十字军东侵，就是欧洲天主教徒对地中海东岸的伊斯兰世界发动的战争。

众所周知的近代西方大国殖民历史，北美大陆上发生的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以及持续两百年的黑人奴隶制，中国近代曾经遭受西方侵略的历史等等，也都是西方文化排他性和攻击性的典型例证。

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世界也应从自私的思维惯性中走出来，给包括伊斯兰国家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以更多的尊重和包容。

消除恐怖主义威胁，人们有理由对西方世界给予更多期待。

而首要问题是，西方世界应当放下“西方中心论”的傲慢，放弃霸权主义，尊重和接受世界文化的多元性。

[参考文献]
中国模式能够被围堵吗？——新加坡《联合早报》
是时候放下“西方中心论”的傲慢了——新华网
告别西方中心主义——国际观察2010年第2期克服西方中心论批评历史虚无主义——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