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管理概述—张謇—大生纱厂

大生纱厂

管理模式：（明确的岗位设计）

自1899年投产至20世纪30年代初，大生纱厂的管理机构比较简单。纱厂设总经理一人，由张睿亲自担任。总经理之下设四位厂董，分别主管着各主要部门，即进出货董，负责供销;厂工董，负责生产和工人管理;杂务董，负责全厂杂务;银钱帐目董，负责财务。张誉从江西回到南通以后，在大生纱厂担任协理一职，实际掌管着大生纱厂。

在生产部门方面，根据生产程序的不同，设有轧花、清花、纺织、摇纱、成包五厂(车间)，而纺织车间又分为粗纱车间和细纱车间，此外还有引擎、机修等车间，后来又增添织布车间。而大生纱厂里的技术问题则主要依靠外国技术工人以及少数从上海请来的技术工人。

车间里的管理人员又分为三级，即领班、中班和三班。最基层的管理人员是工头。近代早期国内纱厂一管理工人的方式大多采取包工制，即把整个生产的进行，用招标的方式包给工头，由工头去招进工人进行生产。工头就是第一号工人，他们专门负责监督工人生产，一般不从事工作。“女工头有约束督率各工之权，无论生熟手均须听从女工头调派，违者初次罚，二次倍罚，三次革换。”（负强化）①可见，工头手上握有调罚工人的大权，由此，他们仗势欺压、敲诈勒索普通工人便是经常之事。

在成为大生纱厂工人以后，工厂发给每位工人一块工牌，上面写着黑字:xxx犯了什么错误，罚工多少或停工几天。工头把这个罚工牌挂在哪位工人的机器前，就表明这位工人被罚工了。

大生纱厂《厂约》规定，“偷窃”花纱被搜出的，先把偷来的花纱挂在身上游厂，然后罚站在放工桥门口示众，并开除出厂，永不复用。此外，工人若稍有“怠惰”，或达不到定额，或损坏生产设备，轻则扣罚工资，重则开除出厂。

(二)“活地狱”—工作环境恶劣（反思，没有良好的环境借鉴）

工人们不仅工作时间长，而且工作环境相当恶劣。大生纱厂是在筹股不充分的情况下就建成投产的，张睿等人由于缺少资金，因此在厂房建好，机器搬进来开始工作以后，并没有对工作环境做进一步的改善。厂房的通风性能比较差，一层的地仍然是泥地，潮湿的室内环境使泥地走起来很滑。虽然工厂也盖了工人宿舍，但住在厂里的一般是先前从上海、苏州等地请来的熟练工人，大生纱厂的大多数工人来自附近农村，基本是走着上下班的。工厂是不为普通工人提供饭食的，工人们每天来上班时都拎着一只饭篮，工厂为工人们提供“烫饭缸”。由于丁‘房不透气，生产车间就像一个大闷炉，空气恶劣，没有足够的氧气，令人窒息。“工人们由于热，都穿得很少，因此，室内温度一不平均，就势必要冒;在这种热地方待久了，他们就害怕新鲜空气;而随着身体各种机能得逐渐衰退，体内发出的热量也减少了，这就要靠外面的热来维持，所以工人在窗子关得紧紧的闷热的工厂空气里反而感到最舒服。”。

(四)“被扭曲的身体”—工伤事故频繁（反思，没有良好福利激励）

农民一旦进厂做工，他们的身体便出卖了给了资方，不再由自己任意支配。工人一旦出现工伤事故，厂方会补贴一点医药费，但大多是杯水车薪，况且在工人治疗期间厂方基本是不发工资的。因此，在缺乏资金看病的情况下，工人经常是“小病硬扛，大病等死”。病好之后，如果还能工作，则是幸运的;如果不能工作，便有被厂方辞退的可能。大生企业和上海的许多工厂一样，都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条件，因此工伤事故时有发生。据老工人张瑞清回忆，“我们进厂的时候，大部分还留着辫子。有一次清花车间机器的皮带脱落，工人刘扣林上去维修的时候还把辫子绕在颈部，可没多久弄死，我就亲眼看见他的身子掉了下来，人头还在机器的轴上转动着，血洒了一地。”可见，纱厂工人的工作，多为看守机器，大多

使用的是手部。在飞快转动的机器上摇纱、换纱、接断头，手部受伤的几率是比较高的。而一旦工人手部受伤变成残废以后，他便完全失去了劳动的可能，工厂是不会再让他们继续工作的。

二、“边缘群体”—女工和童工

在近代大生企业工人中，女工和童工是工人中最底层的群体，也是工人中的“边缘群体”。纺织业中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英国等纺织工业发展最早的国家，都曾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纺织工业的主要劳动是接扣细纱或细丝，由于女工和童工的手指纤柔，比成年男性更适合这种工作，况且女工和童工便于管理。更重要的是，“女人和小孩子不仅工资比较低，而且比男人更适合于做这个工作，所以他们就代替了男人。’，③中国在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时，很自然地也把女工和童工作为廉价的劳动力。

方显廷曾统计了1930年代中国主要纺织城市中男工、女工和童工的比例: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长江三角洲的棉纺织工业中，女工的比例大于男工:上海女工比例最高，占72.9%，无锡次之，南通也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大生纱厂位于南通城西北的唐闸镇，这里原本就是农村，且村中妇女素习纺织。张警在创办大生纱厂时就说过，“论工人则通习纺织，女工不待远求”，而且“通州西北乡妇女皆天足，上工能远行，做工能久立”。①然而，大生开车前夕，由于当时农村妇女还不知道进厂做工是怎么回事，同时农村中流传着“工厂要用童男童女祭烟囱，女工要被洋鬼子割乳房”等谣言，所以进厂的女工和童工并不多，厂方只得从上海等苏南地区招来一些熟练的女工。相反，几个胆大的孩童来到厂里，跟着熟练的外地工人接接纱头，很快就学会了，并得到一些现金。这对于手头没钱的农民来讲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不久，谣言逐渐消除，进厂做工的女工和童工便多了起来。据1899年纱厂工料总帐房报单记载，大生纱厂开工初期，细纱车间日夜两班工人为802人，其中童工250人，占当时总工人数的31.17%。②直到1933年李升伯解雇了14岁以下的童工，童工的比例才有所减少。女工，特别是新女工和女童工，处在工人中的最底层，经常受到工头和同行们的欺负。大生纱厂纺织工人的传统歌谣中，就有许多反映女工和童工的歌谣。如《童工谣》:

小辫子象灿鳝干，眼皮底下眼泪干，嘴唇皮上鼻涕干，嘴里嚼点番芋干，小

脚立仔矮板凳，八九岁小官大人样赶!①

反映出童工和成年工人一样工作。童工原先是家庭中的辅助劳动力，大生纱厂投产以后，孩童可以进厂做工拿工钱，许多家长便把孩子送到厂里，让他们挣点钱来补贴家用，而孩子们在工厂饱受虐待之后，便不想进厂了。一曲《吸罗响》唱出母亲把孩子送进工厂的无奈:“喂罗响，要进厂，小官哭吵拉住娘。心肝宝贝勿要哭，厂里转来买块糖。”②童工八九岁进厂做工，从此便失去童年的快乐，每天面对的，不是单调如一的接纱工作，就是工头和其他工人的侮辱、打骂。女工的命运并不好于童工。正如大生纱厂工人所唱的那样，女工同样是被人看不起的群体。“小伙子，娶娘子，勿娶厂姑娘，厂姑娘烂污，厂姑娘勿香。娶仔厂姑娘，困勿到天亮，三声吸罗响，只认得娘舅勿认得郎。”③女工进厂，比起男工来，有着特殊的烦恼和痛苦。女工在生理期间和怀孕、生育期间的特殊情况，并没有得到工头的同情，因劳动时间过长、强度过大而得妇科疾病的女工占有很大比例，她们得不到医治，反而有因病被开除的危险。女童工的身体发育基本是不正常的。女工最大的困难就是要生育。大生纱厂规定女工生育时只能休息一个月，这一个月是不发工资的，厂里给予一次性补助:生男孩5元，生女孩3一4元。许多女工为了多做几天工，直到临盆才肯休息。如果女工在工厂车间里分娩，那不仅拿不到补贴，而且还要罚款，并出钱为工厂“烧利市”④。在南通有一种传统信仰叫“借死不借生”，就是说可以借地方停放死人或办理丧事，但绝对不能借地方生孩子，因为女人生小孩时流出来的血被认为是不干净的，是污秽物，如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