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思想对后世诗歌的影响

先秦儒家思想对后世诗歌的影响

一、先秦儒家思想的诗学特点

东西方文化特点不同。古希腊学术向来存在着“诗与哲学之争”的问题。盖因在古希腊存在着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诗学，和以柏拉图代表的哲学两种不同学术流派的巨大差别。一表象、一抽象，一形下、一形上，一感性、一理性。希腊悲剧的产生对二者稍作调和。

中国古典精神则有不同。《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诗化的语言哲学的思想。“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是哲学的语言诗化的思想。文哲不分，文史不分。“含万物以为一”（《庄子-齐物论》）是古典思想的核心精神之一。而先秦儒家更是此种精神的滥觞者。

论及儒家思想的诗学特点，必然要涉及一个重要问题：中国诗的本质特点是什么？中国诗的精神和灵魂在哪里？民国学者闻一多论及唐诗的一段可以给此问题作一简明回答“得到了诗的孟浩然，便可以忘记孟浩然的诗”。诗的本质实在于人格之追求与挺立。

1.先秦儒家思想在儒学思想流变中的地位与特点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李泽厚《中国思想史》中均反复申论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大致可分三个发展时期。分别为：先秦、秦汉、宋明。汉王朝为便于统治将儒学纳入纬谶之学，说经道古之士林立，至汉末经典中的一句话竟被有演成数万言者。宋明为应对佛教的来袭当时学者提出思想世界的本体论——天理，而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天人合一的初衷。古语云：汉人穷经而经亡，宋人明理而理废。非复完全的偏激之词。相比三段而言，先秦儒家思想以其所含之源发的生机给人以洋洋感。而正是这种洋洋的感性认识使得其与以感发为特点的文学形式——诗歌有相昭彰处。文章后面的部分会详细论述。

先秦儒家思想一个重要命题是重视自我生命的从容状态，《论语》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孟子》所谓“求放心”，均是突出自我本真精神价值的实现。并且从珍视人的生命出发（《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均强调生命个体精神价值的实现。“孔颜乐处”亦或“曾点气象”，都表现出一份自得的从容。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论语中夫子强调的最高境界“仁”，其远近与真假，完全由自己实现。这充分肯定了人精神的自由和道德自律的尊严。《论语》：“从心所欲不逾距”，就是一种与自然融合的自由境界，是自然的美好在人领域的实现，也是人精神的尊贵在自然的实现。其所强调的仁义礼智四德，并非向外习得，它们本来就存在于人们心中。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强恕而行，求仁莫近。”（《孟子·离娄上》）宇宙与人生的根本“道体”除却外王的一面而外，自我精神的磨砺与找寻，所以用“自得”“求放心”来表述这种的精神价值实现后的心态感受。自然宇宙之道与人类精神之道只是一道。“尽心知性。知性则知天”。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回复本心，天人合一，从而达到“上下与天地合流万物皆备于我”的至圣境界。

《论语》中孔子自述对生命的认知体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儒家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一个写照；“不逾矩”即不违礼犯规不违法乱纪，“从心所欲”即率性而为，随意而行，不刻意不做作——这就是先秦儒家所追求的终极价值。是一种精神从容感也即一种生命的审美体验。这种对精神生命的审美化，又凸显在孔子“乐以忘忧”的情态中。“修齐治平”的理想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并非轻易可以实现。怎样处理理想与现实之落差，使人从伟大的失落中解脱出来，以安度平凡而气概慷慨的生命？夫子身体力行的示范为：“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即前面强调的赠点气象与孔颜乐处。

2.先秦儒家思想中蕴含的审美意象

《论语》中对此提到“乐”，诸如“孔颜乐处”、“乐以忘忧”等。“乐”按古代的训诂示意，可通“礼乐”的乐。文化发展初期的诗乐舞不分，不可单单理解为一种简单或蒙昧的状态。它更多蕴含着一种生命感受的完满性。一种且舞且歌的真实“存在”。

后儒荀子对此作了理论性的解释：“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故乐者，所以道乐也。”（《荀子-乐论》）“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只看《乐论》所言之乐，便觉的靠近道，太生硬了。但在《儒效》中说明道为“人之道”，笔锋一转将这种高贵的品格追求的自由性还给了人。《论语》有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是最高的目标，而“艺”才是人生的归宿。“诗书礼易乐春秋”诗为六艺之首一点大可注意，儒家为什么把诗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开端？“不学诗无以言”“子曰诗云”等等，诗为什么可以承载儒家那么庞大的精神文化形态？先秦儒家把审美追求作为生命个体的终极追求（李泽厚《美的历程》）个体与世界（社会）、人心（善）与自然（真、美）相互融入彼此支撑。先秦儒家把人生作为出发点与归宿处，肯定人的自由和尊严，关注人的命运与前途。而中国古典诗歌自风骚所形成的传统也是以审美追求——人格的升华、自然的融入为制高点。

宋代大儒兼诗人罗大经对儒家的这种追求有着细微的体认：“学道，须是教心下快活。古曰无闷，不愠，曰乐则生矣，曰乐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饮水之乐，颜子有陋巷箪瓢之乐，曾点有洛沂泳归之乐-------世间一切声色嗜好、一切荣辱得丧看得破，快活意思方自此生。”（《鹤林玉露丙编》）这种儒家哲人所推崇人生境界和自信而发的审美追求对中国诗学审美具有深远的影响。魏晋的陶渊明即一身体力行者。容后文详述。

以上所述多为儒家思想在审美共感上和诗的相通处。而诗不仅在精神本质上与儒家思想有相同处，就是其赋比兴的写作手法也与此照应。

而在先秦就被儒家推崇为经典的《诗三百》（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则因内容与形式的交融张力给后世诗歌一种典范。（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中国两千年诗歌皆以“比兴”而得起性。齐鲁韩毛四家说诗，尤以毛诗对后世影响最大。而毛通篇都以比兴解诗。毛诗所论说的兴体，在国风中出现最多。兴是无意识的一种生命感发。蒹葭苍苍、杨柳依依、皆是目之所及随口而发。故以平民的风为主。而歌颂功德的雅颂“用心”而写则相对很少。这在后世诗歌中影响巨大。例子俯首皆是。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不同的是属于民间的东西被知识分子化了。但“由民间到士大夫，由源生到经典历来是中国文学的老路”（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同样《易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