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1937中国政局变化及其内在联系

1936—1937
中
国
政
局
变
化
及
其
内
在
联
系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14130101班
1413010119
邓茗月
1936、1937中国政局变化及其内在联系
摘要：1936年前的华北事变很大程度上激化了国内的矛盾，使得国内的阶级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国内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中共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不断进行对话，最终在各方努力下达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关键词：华北事变西安事变五届三中全会政局变化
日军在华北所制造的一系列侵略事件，使华北的局势处于危机关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重大。

1936年上半年，日本在华北大量增兵，华北五省名存实亡。

首先，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导地位。

华北事变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作为其独霸亚洲，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的野心。

华北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

事变后，日本准备把战争扩展到更大的范围。

1936年8月，广田内阁确定了“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海洋发展”的侵略方针。

其侵略野心昭然若揭。

其次，华北事变使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成为国共两党由对峙到联合的重要契机。

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亡高潮，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华北事变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
提供了可能。

事变发生后，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于1936年9月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正式将“反蒋抗日”的总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

华北事变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急剧分化，在对日政策上发生分歧，形成以蒋介石为首的亲美英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瓦窑堡会议后，共产党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中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新桂系联合举兵反对蒋介石。

两广地方实力派1931年以来即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与南京中央政权相对峙。

蒋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两广的割据势力。

2日，两广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以陈济棠为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进兵湖南。

蒋一面调集军队入湖南防御，一方面收买陈济棠的部属。

7月，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70余架叛陈投蒋，接着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也通电拥护南京政权，就任蒋委任的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职。

陈济棠不战自败，7月18日通电下野赴港。

蒋解决了广东陈济棠后，便转而对付广西，数十万大军从广
东、湖南、贵州、云南四面包围广西。

广西也征集上10万军队把守边关，摆出决斗架势。

后来在调停下，双方妥协，南京答应白崇禧、李宗仁提出的“确定抗日计划”等条件。

9月中旬，蒋介石、李宗仁在广州会晤，言归于好，广西问题遂和平解决，从而结束了两广与南京蒋氏政权对峙的状态，这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

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

然而也因蒋介石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

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同时，
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6项条件。

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

同时提出四项保证：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

但因国民党方面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

《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
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

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与蒋介石继续谈判。

同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准备抗战的谈话。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

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直接受到威胁，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

8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蒋介石等就发表中共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在南京举行第五次谈判，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10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开赴华中抗日前线。

在共产党的催促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参考书目：《从秘密谈判到共赴国难》郝晏华北京燕山出版社
《国共两党与中国政治》田克勤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民国史》周天度等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