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哲学与科学的一般浅析

关于西方哲学与科学的一般浅析

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专业：小学教育二班

姓名：邢璐

学号：2013040589

前言

西方哲学与科学是紧密联系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自古希腊以来，以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为首的自然哲学家们就试图以哲学思辨的方式来解释世界本原，并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原子论者走向了自然哲学的巅峰。虽然之后经过智者派普罗泰格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和苏格拉底的“将哲学从天空拉向人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依旧高举形而上学的旗帜，为西方哲学奠定了思辨性、超越性、批判性的思想基础。此时的哲学与科学是一脉相承的，或者说，哲学亦是科学，科学乃哲学中来。这也开创了西方哲学与科学相影相随的风格。这一点与中国哲学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哲学注重道德修为和建功立业，无论是孔孟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亦或是二程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和“格物致知”都与人的内在道德修养有关。中国哲学中的知行学说也跟探求客观知识无光。换句话说，中国哲学是追求“内圣外王”的传统，是为了满足为政治实践和道德实践服务的现实需要。这与西方哲学追求形而上学理想的超越性倾向和将知识本身作为终极目标的思想特点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西方哲学与科学的紧密关系也得到足够的证实——科学的目标也是追求知识。

一．古希腊哲学与中世纪经院哲学

传统的古希腊哲学将哲学视为第一科学、科学之科学。这是很明朗的，米利都学派试图用某种自然物来解释万物本原，奠定了自然哲学的基础；毕达哥拉斯学派初步涉足于事物的抽象本质，并证明较多数学公理（如毕达哥拉斯定理，即勾股定理），使数学这个科学工具跃上世界的舞台；赫拉克利特被称为辩证法的创始人，“在赫拉克里特那里，哲学的理念第一次以它的思辨形式出现了”；爱利亚学派则强调存在主义和矛盾范畴的绝对对立。这些思想都包含着科学目标的萌芽和进行科学研究时的方法。

在亚里士多德及其以后的古希腊学派中，哲学与科学依旧不分彼此，同时，亚里士多德将哲学（或者叫科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柏拉图的可感世界之中——数学、逻辑、物理、天文、生物、生理等等当时人们所研究的问题全部被包含在其中。正如梯利所言“哲学或广义的科学，包括一切这种经过理性思考的知识，其中有数学和其它各种学科”。哲学与科学俨然是一体的，亦或者说，哲学是全部科学知识的集合。

当然，古希腊哲学科学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科学是有差异的。古希腊哲学家认为，科学认识的目的就是理解事物的永恒的、必然的和普遍的本质，或者说，古希腊哲学家们试图通过对普遍本质进行理性的思辨来解释万事万物的存在的原因。所以，古希腊这种可以说是较为独断的、粗糙的自然科学是为了寻求解释而不是力图研究，这也就决定了它不可能也不需要是非常严密且精确的。既然作为研究对象的事物是预先给定的，那么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揭示事物如此这般存在的根据和原因，也可以说是事物的共相与本质，而不是去发现和预言新的经验事实。因此希腊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在于其自身是否具有逻辑的自洽性，而不在于是否有在经验上的可检验性。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古希腊科学无法从哲学中脱离出来。

在步入中世纪后，人们对基督教信仰进行理论论证所借助的概念框架是古希腊哲学或科学。这也导致了经院哲学不可能突破哲学与科学浑然一体的希腊血统。对于如日中天的神学来说，哲学与科学在本质上仍是统一的，都是人类自身理性进行哲学思辨的产物。哲学依旧是作为各类科学知识的集合体。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哲学包括形而上学、数学和物理学，这与他之前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如出一辙。同时“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宣告哲学已俨然是神学的工具，在哲学与神学的关系中，神学处于压倒性的地位，导致了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次哲学危机，而对这一危机的反思与拯救，促使人们拿起了科学的武器。也使得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实质性改变有了可能。

二．近代科学的觉醒

当理性的觉醒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近代哲学的历程一方面表现为哲学与科学携手试图将自己从宗教的桎梏中解救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哲学与科学的逐渐分离。这种进程从文艺复兴开始，而在康德那走向结束。理性与科学战胜了宗教，“神学将她的王冠让给了科学和哲学”，哲学从宗教的掌控中挣脱了出来。哲学与科学逐渐分离是也宣告着近代乃至现代科学思想的革新和科学研究方法的逐步完善。

随着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学，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学的创立，以及以伽利略、哥白尼、牛顿等人为代表的实验科学在天文学机械力学和物理学等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各门科学先后脱离哲学这个孕育它千年之久的母亲而自己独立站立起来。文艺复兴时期，一种在各方面都与古希腊科学截然不同的新科学诞生了。它放弃了对事物永恒的、绝对的和本质的思辨与解释，而致力于探究万事万物之间的联系和规律。它要求对经验领域的不断扩展和对新的经验事实的预言，并以经验事实来验证理论的合理性。这一点体现出了它与古希腊科学的根本不同。同时，它也不是绝对的永恒的真理，而是具有或然性的假设亦或者是有条件限制的确定性知识。它也强调数学及其方法在理论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它就是我们现在所称作的“近代科学”。

由此，近代科学与古希腊科学区别开来，但这并不意味着近代科学与古希腊科学或哲学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恰恰相反，在近代之初，科学通常仍被称作哲学的一个分支。牛顿革命性的科学巨著的名字还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此亚·沃尔夫曾有明言：“在近代的初期，哲学和科学依旧是不分彼此的。哲学在广义上仍然用来泛指所有世俗的知识，包括一切今天所称的科学。”但不管怎么样，哲学与科学的分离趋势将星火燎原。

近代唯理论的创立者，笛卡尔仍把哲学看作知识的总体，笛卡尔曾说：“整个哲学好比一棵大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形而下学，树干上长出的树枝可以分为三大类；即医学、力学和伦理学。”笛卡尔强调在整个科学知识的总体中形而上学居于基础的地位，而形而上学的沉思和理论建构对于其他具体科学的研究是前提性的，因此他也为他的形而上学大厦建构了第一条公理，即“我思故我在”。

近代经验论的创始人是培根（不是方济各修会的罗吉尔·培根），培根认为：“哲学是包罗万象的科学知识的总体。”这表明，哲学与科学在培根那里仍是一体的，培根在其《新工具》中详细的阐述了旧的哲学体系对科学研究的危害，并在第二卷中提出了他的科学归纳法。培根的归纳法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他将后者批判为为：“产生错误的根源和一切科学的祸害。”他的归纳法立足于观察和实验，并强调了要对收集到的材料用理性的方法进行分析与综合。霍布斯继承了培根的经验论学说，也将哲学理解为科学。他所言的自然哲学是指自然科学，而公民哲学是指社会科学。洛克对经验论进行了系统化的表述，并把对“人类理智”的研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休谟接受了洛克的观点，将对人类理智的研究扩展到整个人性领域，称之为“人性科学”，他认为人性科学是其他科学惟一牢固可靠的基础，“在试图说明人性的原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提出一个建立在几乎全新的基础上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而这个基础也正是一切科学惟一稳固的基础。”因为一切其他科学的探讨都离不开对人类理性的探讨。他强调，人性科学与其他科学如经典物理学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也必须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并借助经验观察。这样一来，人性科学也就成了一门经验心理科学。按照经验论的原则，人的认识不能超出经验的范围，而关于宇宙、上帝和灵魂的知识超出了现象界，因而理性神学、理性宇宙论和理性心理学就都是不可能的。休谟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否定不仅促成了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分离，也提出了一个难题：科学的形而上学可能吗?

康德认为，形而上学就是哲学，这样，他就把形而上学和具体科学之间的分离转换成了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