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挤压行政审批的寻租空间_毛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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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租”空间是怎样产生的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效果不彰原因是复杂的。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即使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到位,很多审批,如项目审批是需要撤掉的。

在实践中,项目审批,往往需要一个过程,而商机不待人,如果先审批,然后开始,往往商机已经失去。

所以,实际上都是这么运作的:先开始项目,然后审批同时开始,一旦批准了,项目也已经差不多可以运作了。

这时,为了更好地开展项目,就需要尽快得到批准。

恰在此时,负责审批的政府官员就有了寻租的空间。

对负责任的官员来说,他们会加快审批服务。

但是对于不负责任的官员来说,就有了寻租的机会。

所以,这样的项目审批,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

只要对项目进行了相关的评估,然后符合一些要求就可以了。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要做的是如何让项目符合相关的要求,比如环境评估的要求,消防的要求,而不是仅仅给予审批合格或者不合格。

行政审批的很多项目缺乏监督,很容易给寻租提供空间。

比如一个建筑项
目,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是容积率。

经过审批制度改革,申请资料的提交,审批流程的运作,都有了很规范的规则,但是在这些看似规范的规则里,很多规则其实是形同虚设,只是好看而已。

比如行政审批大厅有监督机制,有投诉机制,但是企业一般不会去投诉的,因为一旦投诉,可能投诉成功了,但是项目失败了。

对此,需要的不是无效的形式化的监督,需要的是消费者实实在在的监督。

所以,这时要做的,不是审批流程的规范和监督,而应该是审批结果本身的公开和透明。

行政审批是权力寻租,还是公共服务
行政审批应该把权力下放到基层的岗位,让其拥有权力,且承担责任。

现在,行政审批的权力往往不是配置给一线工作人员,而是配置给各级领导。

领导不在一线,于是,行政审批中心往往是挂号,但不看病,即使看病,也不是真的看病。

一线的工作人员没有审批权,不在一线的领导有审批权,行政审批大厅设置的种种服务流程和监督安
排,势必流于形式。

一线的工作人员有很多经验和知识,但他们却无权利用。

领导在后方,却可以凭自己有限的接触,来随意进行审批。

其结果是,行政审批的组织化,往往为了领导的目的服务,而不是为客户服务,依法审批就很容易陷入依领导的意志来审批的漩涡之中,寻租的利益链再次编织起来。

这时,应该做的是,领导人可以有权力,但要有审批的岗位。

领导和一线工作人员的关系是,一线工作人员有其特定范围内的最高的审批权,而领导岗位也可以有特定范围内最高的审批权,或者复核权。

但一旦在程序上设了适合领导的审批权和复核权,一线的工作就是辅助性的,责任就是领导的。

审批权力的岗位化,岗位之间的权力和责任分工明确,相互关系形成一个程序化的关系,就可以约束审批权力的随意性,减少其寻租的空间。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需要很多物理上的措施。

很多地方行政审批大厅,做到了顾客和公务员之间的平等理念、平等设施。

但是,平等的理念,平等的设施,转变为平等的格局,却依然有很大的难度。

在这里,公务员,即使自称
如何挤压行政审批的寻租空间
从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来看,政府不应该事事审批,而是只对有关公共利益的事项审批,而且不是一般的、抽象的没有具体内容的审批,而是具体的、有特定内容的审批
毛寿龙
延伸阅读
审批“寻租”落马的高官
郑筱萸,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2007年7月10日上午,郑筱萸在北京被执行死刑。

1997年6月至2006年12月,郑筱萸利用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为多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

仅2001年至2003年,郑筱萸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生产文号专项工作中,擅自批准降低换发文号的审批标准,致使许多不应换发文号或应予撤销批准文号的药品获得了文号,其中6种药品竟然是假药。

郑筱萸借审批“寻租”案主要涉及的是审批新药、药品“地标升国标”等环节。

企业每申请一种药名,就要缴纳数额可观的审批费用。

郭京毅,2010年5月,原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正局级巡视员郭京毅成为2003年商务部成立以来落马级别最高的官员。

2003年之后,外商投资审批的法律意见基本由郭京毅给出或审批,由于郭京毅长期把持这个领域,他的一句话往往能决定项目生死。

1998年至2007年间,郭京毅利用其担任外经贸部条约法律司投资法律处处长、外经贸部及商务部条约法律
司副司长,以及商务部反垄断调查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便利,通过在公司
上市审批、股权变更报批、外资并购项目审批、典当公司设立报批以及反
垄断调查等过程中,接受请托,收受贿赂,至案发落马。

李培英,2007年6月,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董事长李培英因
受贿2661万余元,贪污8250万元,涉案金额达1.09亿元被山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判处死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09年8月7日,李培英被执行死刑,
成为民航系统首个获极刑高官。

从2009年底起的半年内,先后有多位民
航高官要员落马,包括民航局原副局长宇仁录、民航局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首都机场原董事长张志忠、发改委民航处原处长匡新等。

这些人腐败
案发,大半与“航线时刻”审批有关。

Sept, 2011 PEOPLE'S TRIBUNE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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