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献出生命的青年学生

五四运动中献出生命的青年学生

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爱国学生的游行示威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镇压，虽然没有发生枪击事件，却有多名青年学生或者由于疲劳过度而病故，或者由于忧国积愤而自尽，他们以“舍个人生命，争国民利权”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国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对五四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激励着广大青年学生和民众为争取“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彻底胜利而更加英勇地进行斗争。

据史料记载，全国各地至少有19名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又邢壮隽松?命，其中影响相对较大的是郭钦光、徐曰哲和周瑞琦三位同学。

一是郭钦光由于参加游行示威疲劳过度，导致肺病加重而呕血病故。郭钦光原名郭书鹏，广东文昌人。曾就读于家乡的罗峰小学和广东初级师范学校。1917年夏天，在儿子刚满一岁的时候，郭钦光远赴京城求学，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他是一名不畏强暴、舍生忘死的爱国学生，表现出“双重性格”――平时苦志力学、砥节砺行、沉默寡言，谈起国事来却滔滔不绝，尤其是说到近代以来中国政局腐败和惨遭列强入侵蹂躏时，“辄奋眦欲裂、慷慨激昂、悲愤不已”。

五四运动时，郭钦光正患较重的肺病，但运动爆发后，他不顾同学们劝阻，积极投身其中，抱病参加了5月3日夜的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集会、5月4日的天安门集会、随后的游行示威和火烧

赵家楼。

关于郭钦光之死，当时的报道尤为动情：“四日之役，奋袂先行，见当局下令逮捕学生，愤然大痛，呕血盈斗。至法国医院，已有不起势。时有人告以卖国贼之狼狈相，尚能大笑以答。乃太息曰，国家濒危，政府犹以狮子搏兔之力，以压一线垂尽之民气；日政府待我留学诸君之事，不图乃见于生斯长斯之祖国，事可知矣。因益呕血。延至七日，溘然遽逝。英年仅二十有四。时距君兄之卒，亦仅二年。君早失怙，中复丧兄，老母在堂，遗嫠在室，孩雏在抱，伤心惨目，有非生人所忍闻。求仁得仁，君或无恨。然国贼不死，山东不复。君之目，是终不瞑也。”

历史上对郭钦光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一是由于参加游行示威疲劳过度，导致肺病加重，呕血而死；二是由于在火烧赵家楼的行动中，遭到曹汝霖家人和军警殴打，受伤而死。笔者认为，第一种说法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一些著名的“五四”人物亲历记都表明，在火烧赵家楼和痛打章宗祥时，在场的军警受命保持中立并维持秩序，均处于旁观状态，并未动手殴打

学生。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郭钦光因遭受殴打受伤而死的说法呢？据笔者考证，这或许源于当时学生们的一种斗争策略。例如，五四运动游行示威总指挥、执笔起草“五四运动宣言”并提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口号的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在1930年前后的口述文章《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中，对郭钦光的死因作了如下追忆：当时被打的章宗祥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候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与我们打官司，所以狄君武同学提议，就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人打伤至死的。

毫无疑问，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应该批判，爱国学生的正义运动应该肯定，其所采用的斗争策略也应该历史地看待和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脸谱化地描绘历史。而且无论是哪种死因，都不能改变郭钦光的烈士身份。1995年，民政部追认郭钦光为革命烈士。北京大学亦于1998年5月4日将郭钦光的英名补刻在“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上。

二是徐曰哲由于酷日奔驰、连日演讲、忧劳成疾而病故。徐曰哲是江西吉水人，出身官宦人家，系前沪海道尹徐元诰之子。五四运动爆发之时，徐曰哲年仅20岁，是清华大学高等科的学生。他天资聪颖、人品正端，在校数年，屡列最

优等，而且为人和蔼可亲、慷慨好义，同学数百，莫不友善。徐曰哲还担任了青年学生们主办的进步刊物《清华周刊》的记者，在各种进步活动中十分活跃，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被誉为“完全是一优秀之新青年也，有国家栋梁之资格”。

在学生罢课斗争中，徐曰哲连日前往北京顺治门（今宣武门）至西直门一带演讲，酷日奔驰，热心救国，劳累过度，且感风寒，忧劳成疾，于5月22日在清华医院病故。

三是周瑞琦由于忧国积愤，留下爱国遗书，投河自尽。周瑞琦是广西灵川人，于五四运动前十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平日孝顺友善，讲求节义。

五四运动的斗争口号是“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周瑞琦眼见这些目标难以实现，为激励学生与北洋政府誓死抗争，愤而投水，殉义而死，并以北大学长的身份为学友们留下一封爱国遗书：大学诸学友并转学界诸君鉴：

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琦毕业以来，十年不出庭户，罔知世事。近知和会遽停，外交又大失败，我真不知死所矣。五中悲愤欲裂，不知所云。青岛乃圣人发祥之地，乃吾国华，又用武必要之港。要塞一失，门户洞开，何以能国。我闻得诸君开会力争，决一死以作诸君之气。勉为一语，为诸君及国人告：“此次毋再贻讥五分钟热心是幸”，余不多言。

瑞琦绝笔。

除上述三人外，还有多名爱国学生为争取五四运动彻底胜利，以不同方式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例如山东16岁学生刘运增，得知周瑞琦殉义而死的消息后，大为感慨：“人家身为广西人，却舍得为保全山东而为国捐躯，而我身为山东人，青岛都要被日本割去了，难道却还不知道痛痒哉？！”遂投海自尽，留下八字遗书：“命投渤海，为国尽忠！”随后又有汪世衡、李鸿儒、张儒林、胡书农等青年学生为国捐躯。至于以毁体、残肢和咬指、割指、断指方式写血书表达爱国之情的学生，更是难以尽数。

对于在五四运动中多名青年学生献出生命的行为，历来存在一些不同看法。笔者认为，不能用如今太平年代“生命重于一切”的观念来评价他们，而是要回到那个救亡图存的特定时代，客观地看待问题，更要着眼于他们为国捐躯的行为所带来的历史影响，以此作为评价的依据。那么，青年学生献出生命对于五四运动的发展和胜利，究竟发挥了怎样的历史作用呢？

首先，天津学界通过悼念活动将“夺回青岛”的决心四处传播。郭钦光病故以后，受到全国各处鲜花美酒之吊祭，挽联哀辞之追悼。5月12日，天津中学以上学生5万余人在河北公园率先召开郭钦光追悼大会，规模之大为全国之最。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正中设置郭钦光灵位和遗像，花圈挽联重叠悬挂，中间还插着写有“杀卖国贼，夺回青岛”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