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汉语语法史的分期

二十世纪汉语语法史的分期

关于汉语语法史的分期，有不同的认识。我们认为汉语语法学的形成、发展不是孤立的，是与中国社会的变革、中西学术交流、语言学相关学科的演进、语法研究方法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是内因和外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对汉语语法学史的分期就不能孤立地以某一因素为标准，否则就会失之偏颇。因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多与社会政治文化史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在汉语语法史的分期上，以社会的变迁为主线，考虑其它因素，在具体阶段上互有侧重，来作为汉语语法学史的分期标准。可将汉语语法学史分为一下阶段：

1、自发萌芽时期（《马氏文通》以前的语法研究）

“通经致用”的学术文化传统及汉字的特点隐匿了语法学产生的必要性，但在长期的识字、训诂及诗文评论、创作欣赏中又不自觉地揭示出了汉语语法的部分现象和规律。然而虽有不少研究成果，但终未形成具有体系性和学科性的汉语语法学。

2、自觉建立时期（1898年-1936年）

在中西语言及语文教育交流中，有识之士比照西方语言（如拉丁语、英语）语法学体系，参照汉语的实际和自己研究的心得，开始建立具有较严密体系的汉语语法学。《马氏文通》的出版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正式诞生。从《马氏文通》开始，其后研究虽有修正或革新，但对某种外语语法体系的模仿，却是它们共同的特色。

《马氏文通》的出版，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诞生。《马氏文通》的方法、体系，奠定了汉语语法学发生、发展的坚实基础。以《马氏文通》为代表，标志着中国人开始对汉语语法结构规律进行自觉探讨。五四运动前后，为推广白话文、宣传国语、教化民众，为批驳对白话文的污蔑，人们开始致力于国语文法——白话文语法的研究。从而导致了大量语法著作问世。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该书主义纠正《马氏文通》的错误，注重语法和训诂的结合，以大量的材料，建立了一个以词类为中心的语法体系。李锦熙的《比较文法》。该书论述了比较文法学和比较语法的不同，并指出比较语法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3、革新探索时期（1936年-1949年）

1936年王力的《中国文法学初探》和1938年-1942年在上海开展的文法革新的讨论，对模仿进行了深刻的、彻底的批判，并为革新作了理论上的宣传，对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与法学家普遍运用西方普通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汉语语法，注意到对汉语语法特点的探索、对汉语语法规律的细致描写，具有批判和创新精神。

革新探索时期的汉语语法研究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注重借鉴西方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这是汉语语法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转折。过去的研究主要是模仿西方某一具体语言的语法体系来建构汉语语法学体系，个别的、具体的语言的语法同汉语语法的差别可能是很大的，甚至不是同一种类型的语言。而普通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是对众多语言共性的、一般性的概括和抽象，因而，与汉语的适应面就可能更大一些。以普通语言学理论指导来进行汉语语法研究，正是革新探索时期和上一时期的明显区别。

同时，在汉语语法革新思潮的影响下，语法学家对语法的民族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他们认识到指出不同语言的共同点是不难的，难在指出不同语言的不同点，这个不同点也正是这种语言的特点。这个时期的语法学家更多的是关注汉语语法的特点，把寻找汉语语法的特点当做最重要的工作。

4、语法知识大普及时期（1949年-1966年）

为指导人民群众学习文化和阅读、写作，促使大量实用性语法著作和普及型著作印行，全国性的教学语法体系也得以建立；同时由于“左”的思潮干扰，使得语法研究和发展受到影响，结构主义的方法在此时的汉语语法学中有所运用。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语法研究，掀起和促进了建国初期语法知识普及、语法学习的热潮。

全国性语言研究机构和语文杂志产生，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大增。1950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语言研究所，并把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列为重要任务之一。同时一些全国性的语文杂志相继创刊，如《中国语文》在1952年创刊，《语文学习》在1951年创刊，《语言研究》在1956年创刊。

注重语法的实用性和语法知识的普及。建国初期为普及文化，提高工农兵及干部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语法学界注意了语法学指导说写的实用性和普及性。一大批实用性和普及性较强的语法著作出版，如《语法修辞讲话》、《汉语语法常识》、《语法学习》、《语法初步》等。

结构主义的借鉴与汉语语法研究的曲折发展。跟传统语法相比，结构主义语法把语言看成一个结构系统，注重口语和语言的共时描写，描写中注重结构形式而尽量避开意义，在结构分析时主要运用分布分析法和替换分析法，分析语言结构是注重预压捏够的层次性，以直接成分分析法来分析各级语言单位。最早系统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汉语语法的是赵元任，它在1948年初班的《国语入门》中，就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描写汉语。20世纪60年代展开了对这一方法引进的讨论，并开始运用它具体而深入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某些问题。

5、停滞时期（1966年-1977年）

除少量著作即有关教材、普及读物印行以外，这一阶段对汉语语法的研究基本上空白，拉开了汉语语法学与世界语言学的距离。

6、繁荣发展时期（1977年-）

无论从研究的范围上看，还是从语法学成果的数量、质量上看，或者从研究的队伍、研究的目的及实践运用上看，新时期的语法学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描写和解释的深入与细致、理论意识的增强、流派的逐步形成、重视汉语语法特点的探索等都标志着汉语语法学走向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新的政治条件下，汉语语法学又获得新生。1979年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的问世，标志着汉语语法学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即走向繁荣发展的新时期。1977年-1979年3 年间，除继续出版了大量普及性著作、教材、知识手册外，1978年黎锦熙和刘世儒出版了《论现代汉语中的量词》，就现代汉语量词研究是量词史研究还是量词描写研究，与陈望道的《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展开讨论，涉及方法论问题。

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由于对语法的性质和内容的认识、研究使用的方法、占有的材料、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群体等方面的不同，会逐渐形成不同的研究特色。新时期以前的主导思潮是传统语法，新时期这一局面有所改观。

结构主义的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得以广泛运用，成为新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潮。中国的结构主义或描写语法有中国的特点，不是纯粹的结构主义，这表现在中国的结构主义一直是在充分重视语意的基础上讲究形式和意义相结合，不单纯讲形式；二是结构主义的主流是与多元化倾向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的结构主义主流中融汇了其他思潮，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种主流与多元相结合的趋势更加明显。

三个平面的理论成为热点。“三个平面理论”最先是在有关论著中零星提出的，如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胡附和文炼《句子分析漫谈》、《汉语语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后来胡裕树、范晓又发表文章《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较详细地阐释了“三个平面”的理论，引起关注和讨论。随后不少学者，撰文讨论有关三个平面的问题。人们也已开始用“三个平面理论”来研究具体问题，如对省略、句型句式、语序变化、虚词、句类、非主谓句等的研究。

借助或吸收相关学科的方法、材料、手段、理论来研究语法。随着语法研究的发展，语法学向哲学、逻辑学、吸收营养，形成重视语义分析和御用分析的三个平面的理论；同时语法研究在纵向上突破共时与历时的界限，横向上突破普通话与方言的界限，走古汉语、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