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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歌”文化传承与表达创新

“红歌”文化脸谱，色彩纷呈。它既能引发人们“红色历史”的自豪感，进而爱国主义教育所重视的文化向心力，也能引发人们对“红色现实”的失落感，陡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避的文化离心力。由于“红歌”活动营造了特殊的历史语境，使得红歌活动成为人们怀旧情结的代言人；“红歌”在当代的歌曲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主题，“红歌”成为折射人们社会诉求的传声筒。

一、“红歌”文化的传承性

文化传承是一个庞杂的动态文明体系，它离不开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文明形态的同构。“红歌”作为中国当代文化传承的特殊因子，具有社会主义文化的特殊基因――红色基因。中国“红歌”作品、精神及其文化的传承，需要官方和民间的文化互动，得以发展。

（一）“红歌”作品传承

“红歌”作品及其表演形式，具有一定的传承性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红歌”以其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美声、民俗、通俗以及少儿歌曲等多元化的表现形式，使“红歌”更加现代化、艺术化。然而，作为无产阶级的精神财富，“红歌”历史并非断代史，其艺术形态也并非红色革命年代所特有，传承痕迹鲜明。

“红歌”核心作品主要创作于红色革命时期，但其音韵、节拍、曲调大多是从民间山歌小调等简单创作模式中衍生而来。民歌中的山歌、小调、灯歌、儿歌在不同程度上被沿袭下来。就其语式、段式和体式而言，以苏区“红歌”作品为例，音乐作品大多以七字和五字为基本字句，如《红色

歌谣千千万》，相对而言，其段式比较自由，有单节的歌词和分节的歌词两种类型，体式更加简单，几乎都是与曲式结构相协调的一段体。而民歌是日常生活中，生产劳动中的真实体现。民歌带有强烈的地方性，与当地的自然地貌、民风民俗、语言、经济条件不可分割，以致于“红歌”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地方色彩。但是当民歌被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后，人们对演唱民歌的热情得到了充分的激发，在歌曲不同的侧面反映着革命斗争，成为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

（二）“红歌”精神传承

“红歌”精神及其表达，具有一定的传承性特征。儒家音乐思想强调的是音乐与现实的联系，认为音乐和政治是相通的，太平时代的音乐往往是安乐和谐的，而祸乱时代的音乐作品所蕴含的精神常常是悲哀的，当音乐作品与欣赏者的内心情感产生共鸣后，则会表现出与乐曲本身要展现的相一致的行为和态度。

在和平年代，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是一种和睦融洽并且各阶层齐心协力的社会状态，“红歌”开始以一种轻松愉悦的面貌走进人们生活中，这与古代的儒家音乐思想不谋而合，对古代文化的传承也将在社会发展的浪潮中越发的浓烈。而且在当代社会，“红歌”的精神层面被越来越多的利用到德育中，柔化它的斗争性，提升它的教育意义。在学习“红歌”的同时，传递它的精髓。

（三）“红歌”文化传承

“红歌”文化及其现状，具有一定的传承性特征。如果说音乐是一种动态的文化，那么“红歌”则是充满历史动感的特殊文化。中国“红歌”

与生俱来的政治学属性，天然地赋予了“红歌”活动相得益彰的传播学义务。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只要有“红歌”活动的存在，其传播形式都一定是自上而下地开展，其传播效应也一定是自下而上地反馈。

观察“红歌”文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在观察我国大众文化的政治路线图，或能为党史研究补缺。“红歌”不仅仅是一种演唱艺术，更是人们群众的历史文化和内心世界的融合产物。动态地显现了新中国革命史、建设史与发展史。[1]是人民群众和共产党间的互动史，也是人民群众和共产党的奋斗史。

二、“红歌”传播的创新性

“红歌”作为无产阶级斗争而衍生的产物，如何将其斗争性更加柔和地转化和利用，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各界音乐人士在中国转型和发展期间面临的重大考验。“红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集合，如何采取一种非灌输的方式让当代人愿意接受，亟待创新。

（一）价值创新

“红歌”文化价值需要不断挖掘。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在近现代救国图存、开拓进取气节的写照。它不仅具有历史赋予的革命性、战斗性、集体性等硬实力特征，而且也具有人文性、时尚性、舒适性等软实力特征。在各种嘻哈、通俗、流行音乐泛滥的社会环境中，“红歌”作为一种庄重严谨的音乐，因其历史发展脉络一直都与中国共产党融合在一起，所以人们对它的认知也是一种有着国家高度的党性音乐。它的庄严神圣让没有经历红色年代的新一代忘而却步，新一代的人们不能像老一辈那样在红色歌曲中寻找年轻的记忆和那些峥嵘的岁月，他们不能与之产生共鸣，所以我

们必须重新定位和审视红歌的价值。首先红歌作为革命年代极具标志性的历史成果，毫无置疑具有教育性，它以歌曲的形式记录着历史，传承着历史。然而教育意义再大不能被广大群众接受也是徒劳。所以我们需要深度挖掘它的可欣赏性和时尚性，即可供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休闲娱乐用，以更加多元化和现代化的方式来表达过去的艰苦奋斗和现在生活的欣欣向荣。

（二）内容创新

“红歌”文化内涵需要深入剖析。过去的“红歌”大部分由民间小调衍生而来，发展到后来革命时期，留洋海外的文人志士所创作的大部分也是文辞严谨曲调高亢，不敢夹杂任何音韵来破坏“红歌”的庄严，然而人们的生活质量在提高，“红歌”单一的艺术形态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所以我们首先要扩展“红歌”的艺术形态，如将通俗、流行、嘻哈与“红歌”相融合。“红歌”在中国，是一个敏感而长青的话题。敏感在于其政治音乐的天然属性，使“红歌”活动时冷时热；长青在于它与党史如影相随，使“党史”原形若隐若现。“红歌”的大众音乐属性与党的群众路线同根，所以“红歌”传播内容的创新，不但应该是一种转化内容表达方式的创新，而且也应该是一种符合时代精神内涵的内容创新。“红歌”服务人民群众的基本路线不能改，表达人们群众意志的道路不能改。可见，“红歌”内容创新的方面是需要十分严谨的态度。

（三）形式创新

“红歌”传播形式需要不断开发。过去由于条件的限制，人们只能从广播中收听歌曲，现在人们可以从电视、电影、广告、网络等各种途径中

了解红歌。然而社会越发展，人们就越不满足。所以红歌的电视节目形态也顺应而生――“中国红歌会”寓教于乐的传播方式，属于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创新。红歌借助“红歌会”活动丰富其概念内涵。中国“红歌”从建党初期的国际主义属性，到民族独立的革命歌曲、抗战歌曲等民族民间音乐形式，不断拓宽为通俗歌曲、艺术歌曲、仪式歌曲等更广的范畴。

现代“红歌”更多的是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方式，通过电视强大的展示能力，渲染意识形态的碎片，通过日常的娱乐节目变成交流中的意识形态，最后在受众的大脑中拼凑出来。这种潜移默化的德育方式，在无形中传播了“红歌”的德育内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且“中国红歌会”的集体受众行为让更多受众能展开更深层的文化历史与现实性思考。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意义上的“红歌”，借助流行音乐“大众化、时尚化、人性化、快餐化、商业化”的营销模式，经由网络空间、影视动画、文化旅游等流通渠道，逐渐形成“中国红歌会”精品栏目。这种新的传播方式，无疑是“红歌”再现历史价值的最佳形式。

结语

“红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政治产物与历史文物，在多元文化并存、多级世界建构的当下，极具话语价值。学界与其因顾忌“红歌”政治面貌的敏感性特征，而阶段性地徘徊在束之高阁或趋之若莺的学术人格分离之间，莫若直面“红歌”历史容颜的无伪性特征，去尝试性地徜徉于历史回溯和现实守望的学术价值重构之中。如何有效打造“红色音乐”文化平台以消解西方文化霸权的消极影响、如何积极引导优秀“红歌手”的社会责任担当、如何从“中国红歌会”品牌的成功运行中进一步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