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研究综述与教学建议

《桃花源记》研究综述与教学建议

[摘要]《桃花源记》历来被奉为经典之作，我国当代对此文的研究较多见于内容的深入研究以及课程教学方面的研究。本文对近年来《桃花源记》的研究做一个综述，并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研究《桃花源记》对更好地带动学习有着深远之意。

[关键词]《桃花源记》文本解读教学内容教学建议

陶渊明长于诗文辞赋，开创了我国历史上饮酒诗文、田园诗文的先河，现存诗歌一百二十多首，散文六篇，辞赋两篇。其中《桃花源记》是他的经典名篇，不仅收录在《古文观止》，同时收录在现行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上册第五单元、北师大版语文九年级下册第六单元、苏教版九年级上册第五单元。以上三个语文教材版本皆是目前在我国广泛使用的教材，由此可见，《桃花源记》一文在我国语文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关于《桃花源记》的研究十分广泛。各界学者对于此篇文章有着不同的界说，影响较大的有体裁争议、桃花源真实性与寄托乌托邦理想的争议、陶渊明隐逸思想倾向的研究、桃花源人与渔者在诚信上的价值研究。另外，研究最多的是当前我国中学教师在《桃花源记》教学设计上的推陈出新。下面就谈谈这篇古文的研究综述及教学建议。

一、文本解读综述

（一）文本创作素材

文本创作素材方面，自陶渊明笔下令人神往的“世外桃源”问世以来，关于桃花源以及里面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子虚乌有，这个疑问一直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那么，文中武陵渔人偶得寻访的桃花源到底是不是存在呢？由此便产生了纪实说和虚构说。纪实之说早在宋朝就已盛行，苏东坡《和桃源诗序》云：“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多数人根据《桃花源记》中开头“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一句即认为桃花源确有其地，而且就在南方武陵，如唐代康骈、明代杜维耀等人皆以为此。现代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桃花源记旁证》独辟蹊径，将《桃花源记》分为寓意和纪实两部分，其中纪实部分的取材大概来自“间接或直接得知戴延之等从刘裕入关途中所见闻”，又认为“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且“真实之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赢秦。”对此，唐长孺先生在《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中提出质疑，认为桃花源的故事是晋宋之间流行于荆湘一代的传说，并且《桃花源记》中所述的“虽已有父子无君臣”的秩序与陈氏所说“避兵集团”是很不同的。

虽然对于桃花源的本来面目存在分歧，但《旁证》和《质疑》的立论都是以承认《桃花源记》的纪实成分为前提的。桃花源所描绘的境界在唐代多被视为是虚构的仙境。唐人以桃花源为题材的诗有很多，据初步统计有二十余首。这些诗中，除了韩愈对神仙之说持否定和批评态度以外，其他诗则往往认为桃花源为仙境。前面我们提到，陈寅恪先生认为《桃花源记》具有“纪实”和“寓意”双重特质，其中寓意部分则认为《桃花源记》中桃花源被移于湖南武

陵，是将刘子骥衡山采药的故事牵连混合进来加以点缀而成。此外，赖义辉从服装和语言方面也指明《桃花源记》中两处虚构：其一，桃源人与外界隔绝六世纪，服装岂能“悉如外人”？其二，晋人去秦已六百年而语言岂可还能与秦人后裔沟通？有人说对于《伊里亚特》，如果你拿它当历史来读，你会发现其中充满了虚构，如果你拿它当虚构的故事来读，你又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历史。对于像《桃花源记》这样一篇内蕴丰富的古代佳作，也必将给研究者们提供无限阐释的可能性。

（二）文本主题思想

关于《桃花源记》的主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批判说。此说按批判的对象不同又可分为：批判东晋王朝、批判刘宋王朝，以及对晋宋、乃至整个黑暗历史时代的批判三类，其中又以主批判刘宋王朝的“愤宋说”者最多。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云：“予窃意桃源之事，以避秦为言，至云‘无论魏晋’，乃寓意于刘裕，托之于秦，借以为喻耳。”指出陶渊明是借避秦寓意避刘宋。到了明代，黄文焕更是明确指出此文为“愤宋之说也”。杨勇、王叔岷等人赞同此看法。现代学者朱自清认可“耻事二姓”、“甲子年号”的说法，以此认为《桃花源记》中确实有一定的愤宋思想。此外，也有部分研究者认为此乃陶渊明为了躲避晋时的战乱所作，意为批判当时黑暗腐朽的官场以及动荡不安的东晋社会。而魏正申先生则明确提出：以《桃花源记》和《感士不遇赋》为标志，陶渊明具有了新的思想高度。主要体现在：第一，诗人由对东晋官场、门阀制度的否定、批判转到对整个历史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抨击。第二，诗人由批判、否定官场发展，肯定田园，到晚年批判、否定现实的农村，进而发展为“罪恶充斥一切角落”的时代性思想高度。

第二，隐逸说。宋人以苏轼、王安石为代表的纪实派明确提出了避世隐逸说，如王安石在《桃源行》中写道：“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巨”，突出了这个与世隔绝的隐逸之地“虽有父子无君臣”的特点。清人葛天柱联系陶渊明生平及作品，尤其以《桃花源诗》中“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为证，提出隐逸之旨：观渊明平生，志慕孔道，迹等夷叔，为吾圣贤之徒。其所记事，与丈人鸡黍同意，其诗云“清风高举”，亦谓侪迹黄绮商山之流。王瑶认为文中所记之事与《三国志》中所记田畴的事迹极相似，又据陶渊明在其《拟古》第二首中有追慕田畴之志从而推论《桃花源记》中也有效田畴而避世之旨。

第三，理想说。现代以来，解读《桃花源记并诗》最为流行的可能要数梁启超的乌托邦之说。他认为：“陶渊明有他理想的社会组织，在《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里头表现出来”，“我想起他一个名叫做东方的Utopia(乌托邦)。所描写的是一个极自由极平等之爱的社会。”此后，徐中玉等许多研究者和评论家也将陶渊明桃源理想社会概括为“虚构的乌托邦”。刘刚、柏涛等研究者认为陶渊明设想通过“避其世”找到桃花源的方式是不现实的，同时，陶渊明没有意识到他的理想与封建社会及其统治者的水火不容的矛盾，因此桃花源理想终成空想，成为乌托邦式的幻想。袁行霈则从桃花源人的特点，以及陶渊明的思想转变两方面肯

定了乌托邦理想，他以为“陶渊明所提供的理想模式有其特殊之处：在那里生活着的其实是普普通通的人，一群避难的人，而不是神仙，只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淳而已”，“陶渊明归隐之初想到的还只是个人的进退清浊，写《桃花源记》时已经不限于个人，而是想到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广大人民的幸福。”在袁行霈看来，陶渊明之所以能够迈出这一步，与他多年的躬耕和贫困的生活体验有着密切的联系，陶渊明能提出桃花源这个空想也是十分可贵的。

第四，多重意蕴说。黄文凯、沈宝民采用虚构与想象理论诠释《桃花源记》并诗引起的想象混乱，阐明其政治影射和隐逸精神乌托邦建构的用意。唐文明赞同此观点，认为文中既有隐者的生活志向也有儒者的政治关怀。范子烨以为陶渊明“旨在寄托其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同时桃花源又“具有浓郁的诗人自我的田园生活色彩，桃花源的境界代表着诗人的生活理想和社会理想”，并且“《桃花源记》是关于人类理想生活的极富有理性的沉思录”。梁衡则提出以人生哲学为核心的多重意蕴观点，他认为陶渊明以政治家的眼光设计了一个理想社会，以游记作家的笔法描绘了一幅最美的山水图，又以哲学家的口吻道出了人生的智慧，“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确实以艺术的魅力激起了我们千百年来对理想社会和美好山水的不断追求。但更有普世价值的是他设计出了一个人心理的最佳状态，这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永是平和自然，永葆一颗平常心”。以上诸多说法似各有道理，但其实它们之间又是相互联系并不矛盾的，此种联系可以在多重意蕴说中窥得一二，我们可以合理地设想，陶渊明正是因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批判从而产生了避世归隐之意，有了避世之心而开始设想心中的理想生活，这就如同陶渊明的思想性格一样其实是复杂的。

（三）文本艺术特色

细节的逼真和整体的虚构。研究者们都认为真实可靠与虚幻迷离的统一是《桃花源记》的一大独特之处。孙绍振先生从真切而朦胧的叙述角度来阐释这个问题，他认为陶渊明以写实的叙述把飘渺的想象说的很逼真。写实的叙述主要体现在以人物的籍贯来证明人物的真实性，营造真实的氛围，比如：武陵渔人、南阳刘子骥。朦胧的叙述体现在：文章虽然一方面在强调时间（晋太元中）、人物（武陵渔人）的可靠性，但是另一方面又在强调地点的不确定性，即不确定桃花源的具体地点（忘路之远近）。同时，故事情节经历了两次曲折，第一次，发现桃花源美好的环境和美好的人际关系，完全是偶然的，是一种没有原因的结果。第二次，明明是亲身经历的，而且回来时还做了标记，却找不到了，去寻找的人也很快死了，这也是没有原因的，这就使得这个超越因果的情节显得很独特，很神秘，迷离恍惚。张电春老师认为陶渊明是通过层层渲染来写出桃花源的亦真亦幻的特点的：从开篇一个“忘”字的渲染到“忽逢”再到遇见大片的桃花林，然后是“初极狭，才通人”的山洞，以及最后“处处志之”却“遂迷，不复得路”的结局、刘子骥的“欣然规往”却“未果”，而且“寻病终”。所有这些细节的不断渲染都增加了桃花源的真实性和神秘性。

平淡自然简练的语言风格。《桃花源记》全文共三百二十个字，陶渊明用最少的语言叙述了一个有人物、有对话、有情节的完整的一个故事，并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淳朴安宁、远离人世的理想社会。有研究者从句法、词汇等角度来看：《桃花源记》中的句子多用散句，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