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风险与新闻报道

现代中国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新闻报道

苏衡新闻学52132300005

内容提要：在现代信息社会，人们对新闻信息的依赖越来越大。新闻报道越来越成为公众获知信息资讯、了解和认知周围社会乃至遥远世界的重要途径。然而，新闻报道的立场和角度的不对，新闻的真实、客观、完整缺乏，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会直接导致人们对所处环境的错误感知和判断，进而做出错误的选择和行为，引发负面情绪甚至恐慌。另一方面，媒体公信力和权威性被质疑，遭致媒体面临信任危机。这构成现代社会的另一种人为风险-----媒介化风险。因此，考察当今新闻报道的现状，发现报道存在的问题，对于规范新闻报道，促进媒介化风险的治理意义重大。

关键词：风险；新闻报道；媒介化风险；风险治理

中国正处在思想家和哲学家们热议的以现代性为特征的时代，现代性的风险社会俨然成了我们的境遇：我们每天无时无刻不是处在感知和经历大大小小风险的环境中。有学者指出，当今中国社会，除了非人为的自然灾害，如雾霾、台风、暴风雪、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外，社会制造的风险，如污染、食品不安全、医患纠纷、腐败等在风险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甚至一些自然风险都已经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中国已进入了一个社会风险凸显期。

一、现代社会风险与

风险的界定

风险是可能发生的危险。

风险则是一个人会被某一种特定危害所伤害的机率, 是指事物具有的不确定性对人造成影响。

风险就是不能确定的知道，但能够预测到的事件状态。

社会风险是由社会各个领域中的不确定因素引发社会动荡、社会冲突、社会损失的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关系状态。这种不确定性来自社会的生态、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

现代化风险指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是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切后果。

其实，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但是唯有在现代性意义上才有所谓的“社会风险”，即社会原因造成的风险、以及带来社会性影响的风险。与传统的风险相比，目前的风险主要来自于人的决策和选择，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这样断言，如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风险与前现代面临的风

险有很大的不同。在他看来，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期的风险，其风险机理和内在逻辑相对而言是可以感知、控制的，而且这种风险的影响范围和效果相对明确。如今的风险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控制能力，风险“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风险的实际影响已经超过了地缘政治的边界,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其后果的难预测性”。更有甚者，“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转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乌尔里希·贝克关于现代社会风险的描述，表明了现代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不可测量性、流动性和全球性以及风险分配及影响所具有的普遍性、风险显现的时滞性、风险发作的突发性等诸多特征。

斯科特·拉什则认为，现代人始料不及的风险不再是由工业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而是从信息领域、从生物技术领域、从通讯和软件领域产生出的风险。由此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包括两大类，一是“实存性风险”，主要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生态的和技术的风险；一是“建构性风险”，主要体现为心态的、舆论的、文化的以及意识形态的风险

从本质上讲，当代并不比其他时代的风险更多或更危险。受技术、科学和不断发展的世界知识的影响，当代社会的人造危险显得更为突出。我们所面临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人造风险。

二、舆论风险：媒介化的社会风险

三、媒体报道与风险的传播

物质化的、实体上的风险是硬风险。信息领域的风险是软风险。它是虚拟化的、观念化的、符号化的风险。更为重要的是，承认风险的可建构性，有利于理解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的多张面孔：传媒参与了风险的建构或形塑，传媒自身也是各种界定风险的权力力量的角斗场，传媒甚至还是最危险的“风险放大器”。贝克指出：“毫无疑问，大众传媒事关选择和操纵……像金融系统一样既具有全球性、又能实时运作的唯一一种制度就是大众传媒。”①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亦强调说，传媒能制造出全球化的“信息螺旋”，在这个螺旋中，相关的事件自动集合成一个冲量，可能导致无心插柳的结果和无法预测的结局。②目前的结构性悖论是，一方面信息系统越来越合理化，反应速度更快，覆盖面更广，影响力更强；而另一方面，信息螺旋也越来越无法控制，传媒时常加强了而不是消解了社会的混乱与无序。

德国社会理论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了“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理论，此后的二十年中，如贝克所预言的，现代社会的偶然性、矛盾性、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疯牛病、SARS、“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2011年中东政治动荡以及日本海啸引发的核泄漏危机，使得“风险社会”日渐成为全球共识，恐惧、焦虑、不信任成为普遍社会心态。

事实就是这样：人们往往在风险面前显得如此无能为力。现代社会风险的这种状态将如何延续下去，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问题。

现代社会风险与传媒：施为与被施为的假设逻辑

风险到底从哪来？也许有千万个答案。其中一个就是传媒实施的信息传播行为。我们对风险的感知，日益借助于传播。在互联网为特征的时代，人人皆媒体，处处皆新闻的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里游离，我们卷入在制造新闻和被新闻的漩涡里，风险往往被强化、扩大、蔓延······在传播中，风险不断发酵，酝酿更多更具影响力的风险，我们的恐慌在无限扩大，我们的危机感在如日剧增。尽管正能量传播的同时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减我们的恐慌和危机。

当前中国是凸显现代性风险社会的主体之一，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普遍认识。尤其是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社会群体事件、环境污染事件、机场爆炸事件、医患事件、传媒界的记者事件以及股市等资本市场的风险，频频发生。而这些风险无疑满足了风险社会理论中有关风险的诠释。

从本质上讲，当代并不比其他时代的风险更多或更危险。受技术、科学和不断发展的世界知识的影响，当代社会的人造危险显得更为突出。我们所面临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人造风险。

拉什：硬风险与软风险审视

斯科特·拉什发现，现代人始料不及的风险不仅仅是由工业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而是从信息领域、从生物技术领域、从通讯和软件领域产生出的风险。物质化的、实体上的风险是硬风险。信息领域的风险是软风险。它是虚拟化的、观念化的、符号化的风险。当今的不少风险现象是“硬风险”和“软风险”交织互动的产物。

案例：厦门PX项、云南“躲猫猫”事件，湖北邓玉娇事件、杭州飙车案、上海“钓鱼”执法事件

探究当代社会风险的意涵和特征，至少可以说明这样几点：

是现代风险的结构已然发生了变化。现代性的断裂、现代性的变迁在极大程度上加深了风险的不确定和多样性。

是在现代性的全球化、现代性的反思性框架下风险所具有的独特性，普遍性，培养性较以往社会有过而不及。

专家系统对风险的评判受到质疑。有些时候，我们甚至对他们并不报以期待或信任，我们转向掘取尽可能的信息,即全球化的网络背景赋予我们的信息对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风险做出选择和采取行动。换言之，作为信息传播的传媒个体和组织，其传播行为本身，在社会风险塑造和施为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当代媒介技术演进下的传媒资源环境的变化

传播主体

传播客体

传播的手段（媒介、渠道、途径）

传播效果

媒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