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方言节目的文化意义

浅谈方言节目的文化意义

作者：石绍军

来源：《今传媒》2011年第05期

摘要：方言节目的兴起对方言文化来讲意义重大。方言节目文化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方言文化的再次回归；唤醒人们对方言文化传承方面作用的认识及方言文化的保护意识；有利于方言文化重新定位；促进了方言文化的百花齐放环境形成；有利于政府对方言文化政策的调整。方言节目的消极意义，首先方言节目消解了新闻媒体的示范性；其次容易造成狭隘的地域文化影响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认同。

关键词：方言节目；方言文化；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G22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5-0151-02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人才流动性的日益频繁，为方便多方的信息交流和加快信息流通速度，通常以普通话为桥梁和纽带，进而加大了普通话的普及程度，而且国家从1955年10月开始推广普通话以来，方言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小，以致影响到了方言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世璇认为，中国的120种语言近一半处于衰退状态，有几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同样，在世界范围内，这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发布最新数据警告说，全世界大约2000多种语言面临灭绝。在这样一个方言生存背景下，中国很多地方电台、电视台，一些以方言为播报工具的节目开始出现，如重庆卫视的《雾都夜话》，杭州西湖明珠频道的《阿六头说新闻》，山东齐鲁电视台的《拉呱》节目都是比较著名且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栏目，而且取得了超高的收视率。同时这些方言节目的兴起对方言文化方面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方言节目对文化的积极意义

（一）促进方言文化的再次回归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高速发展，人才的流动性加大，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人才聚集到一起。语言的桥梁作用显得尤为突出，不管是企业和单位在内外交流上；以及企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塑造上，都需要加强普通话的学习，进而提高普通话在当代社会人群中的就业、晋升、交流等生产、生活的过程中的显著地位。同时由于中国在学生教育过程中方言使用的真空状态，致使方言在社会沟通的过程中遭遇尴尬后，进而引发了方言交流在家庭环境中的屡遭冷遇的现状。以至于土生土长的孩子能说出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能时不时的冒出几个英文单词，但是对自己的家乡方言却一知半解。于是方言与方言文化的社会作用渐渐地被边缘

化。然而当山东齐鲁电视台的《拉呱》等一系列方言节目出现后，以它们超高收视率和社会认同感，让人们对方言交流进行重新认知，甚至人们慢慢开始感觉到用方言是一种流行、时兴、趣味十足的交流方式。人们在交流中使用“俺”“知不道”“拉呱”等方言词汇的频率在增加，让当地人们在去本土化过后的再本土化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方言文化产生了再次接纳，进而引起了广电系统大量的方言节目以及各类方言电影、电视剧的涌现。如云南电视台的《大口马牙》节目、昆明的《开心蒙太奇》节目以及电影《疯狂的石头》等。

（二）重新确认了方言文化传承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唤起人们保护方言文化的意识

方言孕育了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京剧是集徽、鄂二地戏曲之特长在北京演化而成，因此京剧在唱念中融合了北京、湖北、安徽方言的特点；昆曲的演唱本来是以吴语语音为载体的，但在传入各地之后便与各地的方言和民间的音乐相结合；苏州评弹是盛行于江南一带的地方曲艺，起源于苏州，故演出均操吴语；南京的白局，是用南京方言说的相声，流行于南京及其毗邻地区。令人遗憾的是，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方言文化在当今的社会中受到普通话强势语言文化的压力，面临衰退和消失的尴尬局面，传统艺术的生存危机正因方言的退化，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文化焦虑。

以南京地区为例，当南京的方言新闻，如磊磊、娜娜的《滴滴叭叭早上好》、老吴的《听我韶韶》等节目带来巨大社会反响后，一时南京掀起一股说南京话的热潮，甚至还出现了用南京话说唱的歌曲《喝馄饨》等艺术文化形式。南京人对自己方言认同的同时，慢慢地认识到方言在文化传承过程中的意义，也开始着手对自己的方言文化进行保护，人们开始思考这种方言艺术在强势普通话主流文化的包围下，怎么去保持自己的特色和生存下去的状况。2010年南京的各大媒体就南京的“白局”艺术面临消失窘境，进行了大幅的宣传、呼吁以及展开了社会大讨论，从这些举动可以看出人们开始意识到方言的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以及开始对濒危的方言文化展开拯救的行动。同时社会各个地区也开始对本地区的方言文化进行反思和保护，进而形成了一个社会共识。

（三）有利于方言文化重新定位

鉴于上海电视台周立波脱口秀等上海方言节目在荧屏上迅速走红的势头，当前用好独角戏（包括滑稽剧）的文化资源，不失是一项因势利导的好办法。当周立波的脱口秀节目用上海方言播出时，屏幕下方的普通话标准字幕同样可以解决交流带来的障碍，如果让周立波用普通话来播出节目，这个节目的魅力将丧失殆尽。记得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市井流行说“嗲”字，后来发展为“赫嗲”。“嗲”的原意是忸怩作态，当时青年人广泛用其表达“好、美、悦耳、好吃”等等，有人认为其“不规范”甚至“不洁”，在报端引发讨论。然而它们虽遭诟病，却因其另具感情色彩而极富活力，为别的词汇所不可替代。事实上，上海地区在周立波脱口秀势头正旺时，也没有减低社会人群对普通话强势文化的影响，而是呈现两种文化的合理共存。正如胡适在《〈吴歌甲集〉序一》中写道：“我在七年前曾说：并且将来国语文学兴起之后，尽可以有方言的文学。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数据，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如英国语言虽渐渐普及世界，但他那三岛之内至少有一百种方言，内中有几种重要方言，如苏格

兰文、爱尔兰文、韦尔斯文，都有高尚的文学。国语的文学造成之后，有了标准，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学与他争长，并且还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给他新材料、新血脉。”可见普通话与方言其实是并行不悖的。所以我们应在推广普通话时，不能进行去方言化，因为方言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而且它在某些时候是不可替代的。

（四）促进了方言文化百花齐放环境的形成

方言节目大量涌现，不仅是世界多元化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样也是人们在世界趋同的大的世界背景下，开始注重个性解放，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对于自己从小生活的故土文化进行重新认识与定位，当各地的方言节目在此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时，正好找到了合适的土壤，人们发现在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的趋同的强势文化影响之下，自己故土的方言文化却在衰退，甚至是消失。于是涌现出来了像阿六头、小么哥、老吴、赵本山、周立波等一些媒体以及影视相关的公众人物，对方言及方言文化进行反思、挖掘、包装、上荧屏等手段，对方言文化进行大量的宣传，才会有后来的《阿六头说新闻》、《拉呱》、《听我韶韶》、东北二人转、周立波脱口秀等艺术形式的遍地开花。进而引发了全国方言文化的再次崛起和全国各地方言文化的百花齐放。

（五）有利于政府对方言文化政策的调整

自从1955年10月中国开始推广普通话，方言的话语权逐步被削弱。在之后的城市化进程中，方言文化被打上了浓重的乡村烙印，甚至成了搞笑的工具。似乎方言只有在成为“笑话”的时候，才能牵动起生命的脉搏。

虽然2000年，国家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该法对广播电视播音用语明文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播音用语；如确实需要使用方言（如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广播和对台港澳的广播等），必须经过国务院或省级广播电视部门批准。但是，当方言节目再次在荧屏上大量的涌现时，特别像杭州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的《阿六头说新闻》；溧阳电视台的《平陵茶馆》；四川电视台的《新闻书场》等新闻类节目的大量出现，并取得优异的收视率和良好社会反响后。国家没有去禁止这些节目的播出，而是以默许的方式让这些节目存在。当方言文化得到了社会认同时，政府也开始意识到方言文化的重要意义。当方言文化发展到一个适宜的时机时，政府会调整对方言文化的政策和措施，进而提升方言文化在社会文化上的地位。其实这一结果不是偶然，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在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主流文化时，方言文化虽然受到国家行政手段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方言不该被消灭，也不会被消灭。虽然顺其自然的保护就是最好的保护，但是政府可以在保护地方文化时予以特殊政策和资金支持。

二、方言节目的消极意义

（一）方言节目消解了新闻媒体的示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