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

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

时间:2013-04-18 17:20来源:家国网

曾国藩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一生所从事的事业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相关。而在这其中，经世致用的思想作为曾国藩行为的指导思想，自始至终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一生所从事的事业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相关。而在这其中，经世致用的思想作为曾国藩行为的指导思想，自始至终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古代经世致用思想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

首先，有必要明确经世致用思想的内涵。工具书中对这一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为：治理世事；另外，对“经济”的解释为：经国济民；“致用”为：尽其所用。《辞海》的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由此可以给经世致用下一个定义：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另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它不象其他哲学思想那样，用极强的思辨性去解释诸如世界的本原问题，今生与来世的问题或是人世与鬼神的关系等问题，而是很实在，甚至可以说是很实用地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教统治者如何治国。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的传统，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但后世的理学家却“把‘修身’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所以落实到行动上往往使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而形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走上了“穷理”之途，并将“理”的思想僵化，违背了朱熹“经世”的本意，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很难做到学以致用。因而自明中叶以后，理学走上了末路。

随着理学的没落，陆王心学崛起。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认为宇宙的

本原是“心”，尤其强调发挥主体人的能动作用，这恰恰弥补了理学后期脱离现实、不关怀世事的弊端。因此，陆王心学便代替了程朱理学，开始发挥作用。然而，“心学”的后人，也逐渐抛弃了“经世”精神，只致力于“心学”本身，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不久，“心学”开始衰败。

虽然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没能避免衰落的结果，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宋明以来，儒学的理想与儒者的天下国家之责任一以贯之传承于这六百年之间，并以主流文化的感染力影响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与这个过程相伴的，是知识分子的士气日益高涨”。于是，在明清之际，这一实学思潮达于顶点，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和新兴的士民代表，反对空谈，主张关心时政。其中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最杰出的代表。杨国强先生甚至认为“黄宗羲是明代最后岁月里士大夫中走得最远的人。他在《明夷待访录》中直言人君‘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由此表露出来的沉痛和激愤在当时和后世都具有足够的震撼力。《明》代表了知识分子批评君权的极端。……代表了宋明之世知识分子批评精神的最后一阵隆隆潮音”。

的确如杨先生所说，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既达到了顶点，也成为了结束之声。随着满清王朝统治的建立，早已失去生机的理学又被统治者拾起，但其关怀世运的一面却已不在，剩下的只是泛泛空谈。另外，由于清政府在思想上实行高压政策，尤其是盛极一时的“文字狱”，沉重打击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勇气，造成了一批批学者无奈地走上闭门治学之路，整日与考据为伴，不再关心议论政事。至此，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延续的经世致用思想走到了尽头。清王朝的辉煌只是夕阳西下时一点余辉，随着康乾盛世的结束，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面对淤积已久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当它们（指一系列社会危机）一下子露出脸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被剥尽光泽，毕显出里头的蛀洞、豁隙和朽烂。众多的矛盾舛错交结而又此起彼伏，由此带来的重重忧患冲淡了上一代帝王留下的文字之禁，也使天下事日益迫近地成为士人的切己之事。随后，世风和士风都明显地发生了变化”。这一次的变化就是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思想。

清嘉庆、道光年间，面对封建末世深刻的社会危机，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和进步学者再一次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实行改革。其中较著名的有陶澍、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中有“卓著官声政声的督抚大吏”，也有“切于时务的下层官僚与文人学者”，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关注世事，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揭露矛盾，抨击时政，指责清王朝统治的腐败以及官僚队伍的无能、迂腐。在揭露问题的同时，他们要求“更法”，呼吁“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且，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世界，出现了“开眼看世界”的新趋势。林则徐出于反侵略斗争的需要，翻译西书，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随后，魏源在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编撰了《海国图志》。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想，这一思想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正是有了林则徐、魏源等人在嘉道年间倡导的这一次经世之风，才有了随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又一批地主阶级开明人士在行动上对这一思想的进一步贯彻。应当说，嘉道年间的经世之风直接影响了曾国藩。

二、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的起源

曾国藩作为接受了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的知识分子，其思想中有积极入世的意识。同时，

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他自幼的家庭生活环境，以及同时代其他学者的学术思想，对他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并最终付诸行动，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封建社会末期，全面、深刻的社会危机刺激了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并最终采取行动，匡时济世，挽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王朝。前文已说到，清朝初年的“康乾盛世”，只是夕阳西下时的一抹余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长期稳定带来的人口急剧膨胀，以及士人的不断增加，早已给封建统治者造成了不堪负重的压力”，同时，自清朝建立以来一直未间断的各种团体的反清起义也愈演愈烈。可以说，这对于清王朝而言，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它暴露出了清朝外强中干的本质。朝廷的官员腐朽无能，绿营八旗不仅装备落后，而且将士作风懒散，在与各地起义军的交战中，根本不堪一击，给清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极大威胁。更为严重的是，清王朝此时还面对另一个更加强大，而且更加陌生的对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这个对手正在加紧侵犯和掠夺中国，用十分丑陋的鸦片贸易打开中国的大门，致使烟毒泛滥，白银外流。鸦片战争后，更是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中国获得了大量战争赔款，造成了清政府财政上的极大困难。正如李鸿章所说，这正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面对这种巨大的社会动荡，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他们走出书斋，他们要用行动实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道德，积极投身于恢复现存统治秩序的斗争中。曾国藩率领湘军战胜了太平军，平定了这场历时十四年，遍及十八个省的农民战争，暂时保住了满清政权。之后，他又倡导并发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之门。他所做的一切，正是出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家国天下”的思想和责任。

与此同时，清王朝的统治者也一改此前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的高压政策，转而逐渐放松了对学术的禁锢，并开始依靠知识分子，选拔他们到各级部门做官，甚至直接让他们与太平军作战，湘军和淮军的组建就是最好的证明。事实表明，清王朝统治者的这一改变是正确的，至少暂时缓解了太平军对清政权的威胁，让它的生命又延长了近半个世纪。应当说，统治者政策上的变化，在客观上促进了曾国藩等人经世致用思想付诸实践。

再有，曾国藩的家乡——湖南湘乡，特有的学术氛围，也成为其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来源。自宋代以来，湖湘学派的学风就呈现出如下四个特点：“一是奉程朱理学为正宗；二是重经世务实；三是重道德节操；四是兼容并包，融合百家”。以上四点，非常准确地概括了曾国藩学术思想的特点。可以看到，曾国藩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就是来源于湖湘学派，其中重经世务实体现得非常明显。“湖湘学派创立之初，就强烈反对为学‘不充实用，平居高谈性命之际，叠叠可听，临事茫然’的‘腐儒’学风，而主张‘通晓时务物理，’‘留心经济之学’。所以除经史之外，还必须学会兵农等经世实用之学。……在知行关系上，湖湘学派重‘行’的作用，强调致知力行，知行互发，认为‘知之非艰，行之惟难’，就是在道德修养上，他们反对单纯的静思默省……寓道德修养于应物处事的日常活动中。由于湖湘学派重视经世济民，反对空谈性理，因而它带有某些事功倾向，并受到事功学派陈亮的赞赏。所以当时就有人评价说，湖湘弟子都是‘有用之才，固不徒以文章，亦非迂谈道学者也’。这恰恰贴切地道出了湖湘学派的一种重要学风”。曾国藩的所作所为，正是对这一学风的最好诠释。他对于思想的阐发，总是寓于实践中，从不空谈，而他要用这些思想指导行动，并使其思想的精髓在实际行动中产生良好的效果。因此，作为曾国藩思想的启蒙之学，湖湘文化的作用不可低估，而其中经世务实的特点也成为曾国藩思想中的主要特色，之后，进一步发展为曾国藩事业上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