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

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
时间:2013-04-18 17:20来源:家国网
曾国藩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一生所从事的事业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相关。

而在这其中，经世致用的思想作为曾国藩行为的指导思想，自始至终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一生所从事的事业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相关。

而在这其中，经世致用的思想作为曾国藩行为的指导思想，自始至终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古代经世致用思想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
首先，有必要明确经世致用思想的内涵。

工具书中对这一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

《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为：治理世事；另外，对“经济”的解释为：经国济民；“致用”为：尽其所用。

《辞海》的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

由此可以给经世致用下一个定义：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

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

另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

它不象其他哲学思想那样，用极强的思辨性去解释诸如世界的本原问题，今生与来世的问题或是人世与鬼神的关系等问题，而是很实在，甚至可以说是很实用地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教统治者如何治国。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的传统，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

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

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

但后世的理学家却“把‘修身’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所以落实到行动上往往使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而形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

走上了“穷理”之途，并将“理”的思想僵化，违背了朱熹“经世”的本意，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很难做到学以致用。

因而自明中叶以后，理学走上了末路。

随着理学的没落，陆王心学崛起。

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认为宇宙的
本原是“心”，尤其强调发挥主体人的能动作用，这恰恰弥补了理学后期脱离现实、不关怀世事的弊端。

因此，陆王心学便代替了程朱理学，开始发挥作用。

然而，“心学”的后人，也逐渐抛弃了“经世”精神，只致力于“心学”本身，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不久，“心学”开始衰败。

虽然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没能避免衰落的结果，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

“宋明以来，儒学的理想与儒者的天下国家之责任一以贯之传承于这六百年之间，并以主流文化的感染力影响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与这个过程相伴的，是知识分子的士气日益高涨”。

于是，在明清之际，这一实学思潮达于顶点，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和新兴的士民代表，反对空谈，主张关心时政。

其中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最杰出的代表。

杨国强先生甚至认为“黄宗羲是明代最后岁月里士大夫中走得最远的人。

他在《明夷待访录》中直言人君‘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由此表露出来的沉痛和激愤在当时和后世都具有足够的震撼力。

《明》代表了知识分子批评君权的极端。

……代表了宋明之世知识分子批评精神的最后一阵隆隆潮音”。

的确如杨先生所说，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既达到了顶点，也成为了结束之声。

随着满清王朝统治的建立，早已失去生机的理学又被统治者拾起，但其关怀世运的一面却已不在，剩下的只是泛泛空谈。

另外，由于清政府在思想上实行高压政策，尤其是盛极一时的“文字狱”，沉重打击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勇气，造成了一批批学者无奈地走上闭门治学之路，整日与考据为伴，不再关心议论政事。

至此，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延续的经世致用思想走到了尽头。

清王朝的辉煌只是夕阳西下时一点余辉，随着康乾盛世的结束，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面对淤积已久的严重的社会危机。

“当它们（指一系列社会危机）一下子露出脸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被剥尽光泽，毕显出里头的蛀洞、豁隙和朽烂。

众多的矛盾舛错交结而又此起彼伏，由此带来的重重忧患冲淡了上一代帝王留下的文字之禁，也使天下事日益迫近地成为士人的切己之事。

随后，世风和士风都明显地发生了变化”。

这一次的变化就是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思想。

清嘉庆、道光年间，面对封建末世深刻的社会危机，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和进步学者再一次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实行改革。

其中较著名的有陶澍、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

他们中有“卓著官声政声的督抚大吏”，也有“切于时务的下层官僚与文人学者”，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关注世事，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揭露矛盾，抨击时政，指责清王朝统治的腐败以及官僚队伍的无能、迂腐。

在揭露问题的同时，他们要求“更法”，呼吁“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而且，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世界，出现了“开眼看世界”的新趋势。

林则徐出于反侵略斗争的需要，翻译西书，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随后，魏源在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编撰了《海国图志》。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想，这一思想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

正是有了林则徐、魏源等人在嘉道年间倡导的这一次经世之风，才有了随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又一批地主阶级开明人士在行动上对这一思想的进一步贯彻。

应当说，嘉道年间的经世之风直接影响了曾国藩。

二、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的起源
曾国藩作为接受了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的知识分子，其思想中有积极入世的意识。

同时，
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他自幼的家庭生活环境，以及同时代其他学者的学术思想，对他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并最终付诸行动，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封建社会末期，全面、深刻的社会危机刺激了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并最终采取行动，匡时济世，挽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王朝。

前文已说到，清朝初年的“康乾盛世”，只是夕阳西下时的一抹余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

“长期稳定带来的人口急剧膨胀，以及士人的不断增加，早已给封建统治者造成了不堪负重的压力”，同时，自清朝建立以来一直未间断的各种团体的反清起义也愈演愈烈。

可以说，这对于清王朝而言，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它暴露出了清朝外强中干的本质。

朝廷的官员腐朽无能，绿营八旗不仅装备落后，而且将士作风懒散，在与各地起义军的交战中，根本不堪一击，给清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极大威胁。

更为严重的是，清王朝此时还面对另一个更加强大，而且更加陌生的对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

这个对手正在加紧侵犯和掠夺中国，用十分丑陋的鸦片贸易打开中国的大门，致使烟毒泛滥，白银外流。

鸦片战争后，更是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中国获得了大量战争赔款，造成了清政府财政上的极大困难。

正如李鸿章所说，这正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面对这种巨大的社会动荡，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他们走出书斋，他们要用行动实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道德，积极投身于恢复现存统治秩序的斗争中。

曾国藩率领湘军战胜了太平军，平定了这场历时十四年，遍及十八个省的农民战争，暂时保住了满清政权。

之后，他又倡导并发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之门。

他所做的一切，正是出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家国天下”的思想和责任。

与此同时，清王朝的统治者也一改此前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的高压政策，转而逐渐放松了对学术的禁锢，并开始依靠知识分子，选拔他们到各级部门做官，甚至直接让他们与太平军作战，湘军和淮军的组建就是最好的证明。

事实表明，清王朝统治者的这一改变是正确的，至少暂时缓解了太平军对清政权的威胁，让它的生命又延长了近半个世纪。

应当说，统治者政策上的变化，在客观上促进了曾国藩等人经世致用思想付诸实践。

再有，曾国藩的家乡——湖南湘乡，特有的学术氛围，也成为其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来源。

自宋代以来，湖湘学派的学风就呈现出如下四个特点：“一是奉程朱理学为正宗；二是重经世务实；三是重道德节操；四是兼容并包，融合百家”。

以上四点，非常准确地概括了曾国藩学术思想的特点。

可以看到，曾国藩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就是来源于湖湘学派，其中重经世务实体现得非常明显。

“湖湘学派创立之初，就强烈反对为学‘不充实用，平居高谈性命之际，叠叠可听，临事茫然’的‘腐儒’学风，而主张‘通晓时务物理，’‘留心经济之学’。

所以除经史之外，还必须学会兵农等经世实用之学。

……在知行关系上，湖湘学派重‘行’的作用，强调致知力行，知行互发，认为‘知之非艰，行之惟难’，就是在道德修养上，他们反对单纯的静思默省……寓道德修养于应物处事的日常活动中。

由于湖湘学派重视经世济民，反对空谈性理，因而它带有某些事功倾向，并受到事功学派陈亮的赞赏。

所以当时就有人评价说，湖湘弟子都是‘有用之才，固不徒以文章，亦非迂谈道学者也’。

这恰恰贴切地道出了湖湘学派的一种重要学风”。

曾国藩的所作所为，正是对这一学风的最好诠释。

他对于思想的阐发，总是寓于实践中，从不空谈，而他要用这些思想指导行动，并使其思想的精髓在实际行动中产生良好的效果。

因此，作为曾国藩思想的启蒙之学，湖湘文化的作用不可低估，而其中经世务实的特点也成为曾国藩思想中的主要特色，之后，进一步发展为曾国藩事业上的指导思想。

另外，曾国藩自幼深受其家庭的熏陶，对他思想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

曾氏家族早年是从湘乡的一个偏僻山村迁来的，家中有十几口人，属于中等人家。

曾国藩的降生，似乎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富贵，从祖父到父亲，都对他寄予厚望。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早年失学，深以没有文化为耻，喜欢结交文人，因此更加注重对子孙的教育、培养。

而且，他一生都不丢“勤俭”二字，坚持种菜、拾粪。

他还说过：“作为一个正人君子，就应该为百姓解一方之难，为朝廷尽力，安定社会、平息动乱。

”可见，祖父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曾国藩。

后来，曾国藩在给三位弟弟的家书中，特别强调不仅要让子侄读书，还要让他们学习“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

他认为这些教育是必需的。

除了耳濡目染祖父的言行,使曾国藩自幼就懂得不空读书的道理外,他早年的学习,也为他经世致用思想的孕育奠定了基础.曾国藩在少年时代就阅读了五经、《史记》等著作，孔孟之学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方面，儒家对君国天下的责任感和进取有为的人生态度极大地刺激了曾国藩，“他不仅把远古先王与周公、孔子作为自己的学习的榜样，而且把周、孔的事业作为自己终身致力的目标”。

另一方面，他接触到了仁礼并重的修齐说。

“他后来的思想就是缘着这两个方面发展的，即讲求身心修养的‘内圣’之学和辅物济世的‘外王’之学”。

最后，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还与他在京城为官时，大量阅读了前人和今人的著作并深受其影响有关。

著名的经世学者顾炎武，就被曾国藩视为自己的楷模，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顾炎武认为《春秋》中的经世意义就体现为：“明道”，“救世”。

曾国藩在报国寺养病期间，潜心研读了顾炎武的大量著作，并认为清朝的学者，以顾亭林为宗。

可见，曾国藩不仅接受了顾炎武所言“明道”、“救世”，而且还用行动实践了这两点。

三、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的特点
曾国藩被公认为是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但就其本人而言，他一生却始终致力于成为一代学问家。

曾国藩一生手不释卷，即使是在与太平军交战的前线、军营，他每日也必读书、作日记、写信与同僚或家人探讨学术问题。

“余在军中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

即使这样，在他晚年之际，还时常流露出对于自己在学业上“一无所成”的“忧愧、惭悚”但作者认为，曾国藩在事业上的成就是有其学术背景的。

首先，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深受理学的影响，曾国藩就是一个理学家。

前文已谈到，理学兴起于宋代，其核心的概念就是“理”。

朱熹对“理”进行过详细的阐发，“宇宙之间一理而已。

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二纲，其纪之为五常，盖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这是一个纲领性论断。

由此可见，“理”是一切事物的本源，它既是超自然、超社会的，同时又是社会的、人间道德的。

理学家们更多的是把眼光集中于社会、人间，“理”的范畴就无外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道了，也就是封建社会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

为了维护这一套伦理，理学家认为自省非常重要，强调提高人自身的道德修养。

理学家一生所做的即为：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显然，在这六项内容中，有一半是对自身修养的磨砺，而且还将其置于最先地位。

在这方面，曾国藩深受理学大家倭仁的影响。

倭仁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家，他与曾国藩是同僚，同历嘉道咸同四朝，都从师于唐鉴。

在曾国藩向唐鉴问学时，唐鉴便向曾国藩介绍了倭仁是如何践行理学家自省的方法的，于是曾国藩也学习倭仁，将自己的意念、行事、读书和心得逐日以楷书写在日记上，以便随时检点克制。

他每日课程为“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写日记、日知其所亡、月无望所能、谨言、养气、保身、作字、夜不出门。

”
另外，他还作《五箴》以自警：“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主静，四曰谨言，五曰有恒。

”曾国藩就是这样，实践着一个笃定理学家“内圣”的使命，追求着他理想中的完美人格。

除了追求自身的修养以外，理学还提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任务，但这却被很多自诩为理学家的人所忽略。

因此就出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理学发展路向，即“理学修身派”和“理学经世派”，前者以倭仁为代表，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而后者以曾国藩为代表，更注重建功立业，“实际上是将儒学中的哲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独特的学科，后人称之为‘义理经世学’”。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将“义理”与“经世”统一，源于他将“理”阐发为“礼”的思想。

前文已谈到，“理”是宇宙万物总的、抽象的概念，它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而“礼”则是这个抽象概念在人间的具体化，“‘礼’就是‘纲维万世，弥世乱于未形’的精神武器，”如果违反了“礼”，也就是破坏了封建的伦常，扰乱封建的社会秩序。

曾国藩强调的“礼”或“礼治”，其内涵正是“经世之学”和“治世之术”。

他曾说：“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壹衷于礼而已”。

在他的杂著笔记中，他也提到：“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于礼。

自内焉者言之，舍礼而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而无所谓政事。

”可见，古代的经世学就是礼学，崇尚礼治，其实就是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化。

这样，“理”与“礼”便相通了，“义理”与“经世”就在“礼”上实现了统一。

将抽象的“理”阐发为具体的“礼”，使得曾国藩完成了由一个纯粹的理学家到一个兼容“义理”与“经世”的政治家的转变。

由此可见，“礼”这一概念的出现，对于曾国藩的学术思想、政治思想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是在“礼”的指引下，曾国藩才投身于对外的夷务和对内的“剿匪”。

理学家将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纲常秩序，看作比人的生命还重要，是要以死捍卫的，所以理学家决不能容忍任何破坏“礼”的行为。

而恰在此时，清王朝面临着十分危急的内外局面：内有太平天国的咄咄逼人之势，它不是一次普通的农民起义，而是旨在废灭传统儒教的大劫；外有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

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敌人已经打到了北京，迫使咸丰皇帝外逃，英法联军在北京为非作歹，这种行为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破坏，也是对华夏文明的侮辱与践踏，这令曾国藩和所有传统知识分子决不能接受。

因此，护道、护教的责任使他们这些书生走出书斋，投身于改革、救国的运动中，以信仰作为支撑，用平日所学来挽救这个危险的局势。

通过与洋人打交道，曾国藩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

他开始意识到：中国正面对着一个更加可怕的敌人，而且它还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冲击。

这种严酷的现实，对曾国藩的心灵无疑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此时，依然是出于维护“道”、“统”的需要，他又一次开启了一场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具有深远影响的洋务运动。

对于洋务运动的成果，本文暂且不论，但就曾国藩首倡这一点而言，足以证明曾国藩不是一个空谈心性，不讲实效的文人。

总之，曾国藩投身于挽救晚清危局的实践中，其目的正是要维护他的精神信仰，而这一信仰正来源于理学的灌输。

因此，理学是曾国藩经世思想的基础与前提。

当然，说曾国藩是理学家，其实并不完整。

纵观其学术思想，从中体现了兼容并蓄的杂家特点。

曾国藩曾经将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中的义理、考据、辞章的立意扩展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

他说：“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近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证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

”在此，他把“经济”作为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立的学问单独出来，足见他对“经济之学”的重视。

在曾国藩看来，“义理”是躬行之要，经济之本，“义理”包举“经济”，“经济”服
从“义理”，理学为本，经济为用。

经过这样一番阐释，义理和经济不再天各一方，相互对立，而成为礼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辞章之学同时为“义理”与“经世”所统辖、所利用。

“辞章”是用以载道、阐扬“义理”的，在此强调了“立言”的经世价值。

“考据”之学同样为“义理”和“经济”所用。

在曾国藩看来，考据并不是埋在故纸堆里，脱离实际，而是要为现实服务的。

他以为考据的内容不应仅仅是名物训诂，更重要的是典章制度，“天下大事，应有所考究的共14项：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冠礼、婚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地舆、河渠，考据的重点在本朝，可以历溯前代的沿革本来。

由此可知，考据的内容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

”经过以上的反复论证，曾国藩完成了他理学经世思想的系统论证。

同时，曾国藩不仅对儒学各门各派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针，力图集各家之长，自成一代通儒，而且对诸子百家亦主张兼师并用，吸收各家之长，使之杂糅一体，以提高治国的本领。

他说：“吾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

”“处功名之际，则师老、庄之谦抑；持身型家，则尚禹墨之俭勤。

”曾国藩在治学上的兼收并蓄，实际上就是要吸收各家思想可用之处而用之。

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更注重效果，无需过多考虑其来源。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交战之前，很少涉及军事方面的书，但由于作战的需要，他阅读了大量兵家著作，这对他指挥湘军作战，制定战略、战术，是有很大帮助的。

渐渐地，曾国藩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军事理论思想。

这恐怕是一心要成为学问家的曾国藩始料未及的，也是应时事而产生的。

因此，曾国藩能以兼收的态度对待各家学说，并从中汲取有用的东西，使之为他的事业服务，是其经世思想在实践中走向成熟的标志。

同时，曾国藩在治学上的兼收并蓄，也是他后来能够接受“西学”的重要心理基础。

总之，“理学经世”是曾国藩思想体系的精髓”他认识到：理学---经世---躬行是理学经世思想的全部，而且只有躬行才是理学经世思想的真正价值所在。

而在实践中，他又始终将道德主义与实用主义相结合，前者是本，后者是用。

这再一次证明了“曾国藩是‘我国旧有教育理论与制度下所产生的最良之果之一’”。

四、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
如果说林则徐、魏源等人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那么曾国藩就是大胆向西方学习的典范。

他是传统社会中比较切近时务，了解现实的一个人，他看到了中国所处的变局，更感到了在中西对冲之中的艰难。

因此在众多士人昧于“无事则嗤外国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的时候，他用经世思想中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提出向西方学习，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很有胆识的。

随之而来的便是洋式炮舰被制造，翻译西学的译馆设立，培养近代科技人才的学校的产生，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走出国门……，这在当时传统的中国社会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随着西学东渐拓开门洞，向西方追求真理的道路越走越宽。

更为重要的是，它启发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去了解世界，开启了他们的近代意识，为后来的维新运动提供了思想准备，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从这个角度上看，曾国藩功不可没。

当然，作为传统士大夫，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是有极大局限性的。

这一点必须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