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代两河流域的宗教与战争_杨文

2002年12月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Dec.,2002

第20卷第6期 JO U RN A L OF SOCIA L SCIEN CE O F JIA M U SI U N IV ERSIT Y V ol .20N o .6

试论古代两河流域的宗教与战争

杨　文

(合作师范专科学校政史系,甘肃合作747000)

[摘　要]本文从两河流域宗教演变过程中的作用,两河流域战争中教权与王权关系——并合与冲突两个方面论述古代两河流域的宗教与战争,并以此说明两河流域的宗教在一次次战争的胜败中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形态而得到发展,并在维护新生的政权中起到重要作用的。

[关键词]两河流域;教权与王权;战争;宗教

[中图分类号]K 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82(2002)06-0072-02 古代西亚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是世界古代文明的摇篮。希腊人称这个地区为“美索不达米亚”,意即两河之间的地方。在底格里斯河南部有一座城叫做巴比伦,后来成为统一帝国的中心,所以人们又把这一地区叫做巴比伦尼亚。两河流域的历史是一连串游牧民族征服和变为定居民,又为新的游牧民征服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古代文明的创造者苏美尔人、阿卡德人、赫梯人、亚述人……沉积在历史的底层,他们的种族融合了,语言消失了,但一个接一个的国家的社会制度依然是奴隶制,反映这种制度的宗教形态,却在一次次的战争的辉煌与失败中适应新的历史形态而得到新的发展,新来的战争征服者不会放弃宗教这一有利的统治形式,他们看到了宗教在维护他们通过战争而流血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的作用,愈益重视宗教,因此,宗教的国家性质得到不断加强和发展。

一、两河流域宗教演变过程中战争的作用

两河流域的奴隶制国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战争必然会导致其反映两河流域居民的神灵世界的变化。在两河流域向文明过渡过程中,约公元前4300年,继哈雷夫文化之后,两河流域南部最早的文明创造者苏美尔人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开始了氏族社会解体向奴隶制过渡的过程,在考古学上,这是埃利都・欧贝德文化期、乌鲁克文化期和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期。在埃利都・欧贝德时期(约公元前4300—前3500年)在埃利都遗址,发现一些建筑在高大土台基上的泥砖神庙,如遗址第8层的一座神庙,面积约252平方米,砖石神庙与居民住的芦苇小屋构成鲜明的对比,反映出氏族社会内部的分化。在埃利都遗址的墓地出土了一座男性雕像,左手执一根泥制棍棒。这座男像代表了氏族部落的军事首领,其中的棍棒则是后世王权标的起源,这说明宗教与战争在军事民主制时已出现。到乌鲁克文化期(约公元前3500—3100年)乌鲁克遗址出土了一座石膏瓶,其上的浮雕清楚地表现出两个阶级的对方,一方是奉献产品的裸体群众,另一方是祭司或氏族贵族,神庙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到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期(约公元前3100—前2800年)战争俘虏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在一些经济文书中,男奴称为尼塔库尔,意为外邦的男人,女奴称为姆鲁斯・库尔,意为外邦的女人。还经常提到恩(最高祭司,最高统治者)、恩・萨尔(最高女祭司)、帕・苏尔(指挥官),这时因战争而出现数以千计的奴隶制小城都,各城邦间为水源、土地、人口等不断进行战争。两河流域南部进入苏美尔早王朝时期后(公元前2800—前2371年),因战争而形成的城邦主神神庙的地位最高,神庙人员在城邦人口中也有很大比重,城邦首领也是最高祭司长,据《创世纪》神话讲,众神大会(相当于公民大会)有选举王,决定城邦战和大事,但是操纵众神大会的则是以众神之

父恩利尔和天神安为首的“决定命运的七神”(相当于贵族会仪)。在城邦贵族会议中,祭祀贵族起着很大作用。苏美尔各邦之间为争夺土地,奴隶和霸权展开长期战争,在长期战争中,王权不断扩大,而祭司的权力在不断缩小,但斗争十分激烈。在拉伽什城邦,乌尔南什王朝末王恩南纳杜门执政仅4年就被高级祭司恩涅塔尔吉(约公元前24世纪上半叶)推翻,但是恩涅塔尔吉和其子卢伽尔安达(约在公无前2384—前2378年)上台后,显然背叛了祭祀贵族,而走上王权君主道路。据《乌鲁卡吉那改革铭文》记载,卢伽尔安达侵吞神庙财产,向高级祭司散伽征收贡税,可见因长期的战争导致了宗教势力的弱化,宗教逐渐随战争的过程调整自己独尊的角色,演变为君王专制的御用工具,这种演变在阿卡德萨尔贡统治中得到证明,萨尔贡先后出征34次,南征北战,剑洗于波斯湾,自称“天下四方之王”。他的铭文说:“恩利尔把从上海(即北方的地中

海)到下海(即南方的波斯湾)的地区给了他”。[1](P67)

可见萨尔贡将他战争的胜利归功于恩利尔神。在乌尔三王朝制定的现今所知世界历史第一部法典《乌尔纳木法典》(现仅存一些残篇)序言中也讲“恩利尔从众人中选择了他(即乌纳尔

木)”。[1](P 69)

至其子舒尔吉(约公元前2095—前2048年)时,国王也开始被视为神,被称为“神舒尔吉”,到舒尔吉之子阿马尔・辛(约前2039年)则称为“给全国民众生命之神”。恩西(祭司)则成为由国王任免管理神庙事务,领取俸禄向国家缴纳贡赋的国家官员。战争中强大的王权逐渐地凌架于神权之上,宗教愈来愈是王权的臂膀。古巴比伦王国第六代国王汉漠拉比在统一两河流域建立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后极力宣扬君权神授,他说:“安努(即天神)和恩利尔为人们福祉计,命令我,荣耀而畏神的君主,汉谟拉比,发扬正义于世,灭除不法邪恶之人,恃强不凌弱,使我有如沙马什(即太阳、正义之神)昭临黔首,光耀大地”。汉谟拉比还自称“众神之王”,专制王权与神权趋于统一。汉谟拉比还以法典的形式将其统治神化,在图刻其法典的黑色玄武岩柱的浮雕上部是太阳神,正义之神沙马什授予汉谟拉比神权的图像,下部则宣扬其王权神授,颂扬功绩并表示汉谟拉比遵奉神意保护黎民,故创立公正的法典,以垂久远,后世有敢不遵守法典必因违犯神意而受罚。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由于巴比伦和亚述等地的军事实力大为增强而成为整个两河流域和附近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他们信奉的民族性、地方性的神也相应地扩大了自己的神圣地位和神圣权力。在此前实行的军事民主制的天国政府逐渐演变为由主神控制的君主专制机构,神灵对世界和社会人事的干预大大削弱了。宗教要求人类虔诚地放弃人的一切主动性,绝对地相信和依赖神的安排和干预。与此同时,强调人的罪恶感,祈求神赫罪,向神赎罪的个人性宗教信仰也因此而得到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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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2-05-20

[作者简介]杨文(1966—),男,甘肃合作人,合作师范专科学校政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宗教战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