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经学发展

浅谈中国经学发展

摘要：经学特指中国古代儒家经典文本形成、传承、流传、诠释，以及经世致用的一套学问，是维护华夏民族统一性和稳定性的知识体系、价值原则和意识形态。经学作为传统国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上至先秦，下迄今日，无时不影响着我们的思维、生活等各个方面。经之所以为经，就在于它所倡导的价值观。所以“经学思想”即是关于经学的“价值”和“意义”的思想。

关键词：经学；发展；历史；

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经学一直是社会的指导思想，自《庄子·天下篇》、《汉书·艺文志》以及后世关于经、史、子、集的文献分类等等，有关传统的思想文化的陈述都是以经学为纲统合子学的。后世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其影响都是无法与儒家六经相比的。而两千年间的一般知识分子可以不读诸子百家之书，但很少有不读儒家经典的。若一部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不包括经学的内容，你能说它是信史吗？即以子学而言，中国思想家（哲学家）的问题意识，多是从经学衍生出来的，许多哲学命题所讨论的正是经学中的问题，你如果不懂经学，如何能正确的理解那些命题呢？经学的重要性便可想而知了。

关于经学，日本著名经学家本田成之认为，“所谓经学，乃是在宗教、哲学、政治学、道德学的基础上加以文学的、艺术的要素，以规定天下国家或者个人的理想或目的的广义的人生教育学。”正如他所言，广义的经学几乎涉及到了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经学既是制度，又是风俗伦理，还是精魂。对于经学史的研究，既不能仅仅把经学看作是封建帝王实行统治的权术，也不能矫枉过正，把一部经学史简单化成一部经学思想史，甚或变成哲学史的蹩脚的替代品。经学是五千年中国文明所形成的规范和指导中国人生存的大经大法，对它的探讨就是从整体上探讨传统中国文明的本性及其可能性。作为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我们通常所讲的经学指的就是中国古代研究儒家经典，研究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一门学问。

所谓经学，指训解、阐述、和研究儒家经典之学。经指《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儒家经典，故系统地研究、探讨儒家群经之学即称为经学。它包括研究和探讨儒家经典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对经学文字、名物度

数的训诂，对经传义理得阐释发挥，对经书的考据等，都在经学的范围之内。而对经学流派及各派理论演变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对经学与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等，都是与经学相关的经学研究的范畴与内容。

中国古代图书分为四类：经、史、子、集，其中经部的书籍即是经学及经学研究的基本内容。然其他各部，如史部、子部、集部、等亦有记载有关经学的材料。由于经学与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具有很重要的关系，它渗透在学术文化的诸多方面，所以它也是一种学术综合的学问。

经学盛行于汉代，在西汉时称为专门的学术，而它的起源则是在战国。战国的儒家学者已开始阐释儒家经典，好经术、尚礼乐。流传至汉代，经学大盛。孔子在创立儒学时，整理六经，后世根据这些经典，才逐步形成了经学。

现在所谓的儒家经典一般是指儒学十三经，亦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但早期的儒家经典并不是这十三经。

在春秋末年，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长期的政治活动失败后，返回故乡鲁国，编订和整理了一些传统文献，形成了六经。司马迁在《史记· 孔子世家》里指出，孔子编辑了《书》，删定了《诗》，编订了《礼》和《乐》，作了《易》的一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料创作了《春秋》。自此以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课本学习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被人们公认为宝典。

之后到了秦代，由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的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后，项羽焚烧咸阳，以致大量先秦典籍丢失，六经除了《易经》以外也未能幸免于难。

汉朝是经学最为昌盛的时代，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韦贤传》引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汉朝的“以经义决狱”是汉朝经学与王朝政治相结合的一大特色，也是汉朝经学繁盛的一大标志。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并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把经学思想深深的植入了普通民众之中。

从经籍发展来看，西汉时，六经之中，因《乐经》失传，《诗》、《书》、《礼》、《易》、《春秋》称为《五经》，又以《孝经》、《论语》与五经相配，合称《七经》，但汉初并不重视这些儒家经典。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

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因为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上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经学由衰落走向分离的时期。在曹魏时期，出现了王学与郑学之争。王学，是指王肃所创立的经学体系。王肃是司马昭的外祖父，所以王学获得了司马氏的支持，他注解的《尚书》、《诗》、《论语》、三《礼》和《左氏春秋》以及其父所作的《易传》都被列为官学。王学和郑学之间的纷争，并不是纯粹的学术争论，而带有强烈的政治斗争的意味。这场纷争同时也标志着两汉经学的衰落。

魏晋时期在经学取得成就较大的还有王弼、何晏等。王弼注《周易》，摆脱了汉代用“象数”和谶纬解说《周易》的老路，开创了用义理、思辨哲学解说《周易》的新路，这是经学史上一次重大变革。何晏所作《论语集解》收集了汉以来各家之说，对后世影响很大。这一时期经学的特点是经学逐渐玄学化。

南北朝时期经学也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对立而分立为南学和北学。据《北史·儒林传》记载，南学《周易》尊王弼，摒弃象数、发挥义理，《尚书》流行《孔传古文尚书》，《左传》盛行杜预撰《春秋左传集解》；北学《周易》、《尚书》主郑玄，《左传》主服虔。“南人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从学术风格上讲，南学受玄学和佛学影响比较大，能博取众家之长，又喜标新立异，反映了其哲学思辨能力的提高，而北学受北方游牧民族质朴风尚的影响，保持了汉朝经学以章句训诂为宗的特点。

迄至唐代，将《春秋》、《礼经》各分为三，立三传、三礼之名，儒家经典演变为九部，即《诗》、《书》、《易》、《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称为《九经》。

唐代则基于取士的需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推行经学，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这时代的代表著作，同时也是郑玄以来汉学的总结与高峰。它的编纂一方面成为士人的教科书，另一方面则象征着政府在圣统上的合法性建立，影响了后来明代《五经大全》、《永乐大典》以及清代《四库全书》等等政府主导下的经典编辑，至唐后五代之世，宋代晁迥之前，无人异词。这个时期的经学也进入了韩国以及日本，成为诸国所仿效的法典，日本天皇更运用经学确立了他的政治法统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