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

第二组数量经济与理论方法（二）（数理经济学等），全文11932字。

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

朱璐璐肖腊珍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摘要】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在对教育投资等内涵的理解基础上，从教育投资规模、教育投资质量和教育投资公平度三个方面选取反映教育投资状况的指标，运用教育基尼系数量化了我国1997-2007年30个省份的教育投资公平程度。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我国教育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因果关系，建立合适的Panel Data和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教育投资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但是当基础教育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开始逐步递减；各区域的高等学历人才并不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非常低；目前东、中部地区的教育投资的公平状况明显好于西部地区，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可以较好促进经济的发展。并提出要继续加大各地区教育投入，同时注重高等人才的培养，继续解决好教育投资公平问题。

关键词：教育投资规模教育投资质量教育投资公平教育基尼系数

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是实现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以及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目标的主要途径，因而经济增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中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充足，但是人口质量不高，人力资本存量不多，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发展的需求严重失衡。人力资本低质量，低存量造成的人力资本缺乏使其外在效应的产出受到严重限制，人力资本收益递增的规律难以发挥。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东部地区发展形势较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差。除了政策以及地域、气候因素外，劳动者的素质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作用。地区差异的拉大使得高素质的劳动力继续往东部流动，尤其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等地，促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快，而东西部的差异继续增大。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实证分析找出我国各省、市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程度的关系，也分析经济增长对教育投资在各不同区域所带来的反作用，同时寻找我国目前教育投资状况不足的原因，给出相关建议。

一、文献综述

最早正视教育投资问题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76）指出劳动创造价值、复杂劳动比简单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1776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最早明确提出并重视教育投资问题，他认为资本的累积、就业人口的增加及技术进步构成经济理论发展基础的三要素。进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

①作者简介：朱璐璐，1985.4出生,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统计学研究生；

肖腊珍，1964.1出生，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硕士，副教授。中国数量经

济学会会员。

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819）明确提出将教师列入生产者范围内，间接提出了教育投资促进国家经济的原理。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里德·马歇尔（A.Marshall,1890）认为“在所有资本之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对人投资而形成的资本”。20世纪40年代前后，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Harrod）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Domar）几乎同一时期各自提出了相类似的增长模型，合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

索洛（Solow,1957）和丹尼森（E.Dennison）的理论统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他们把教育投资当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二战后这一时期对教育投资的研究，是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密不可分的。“人力资本”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在1935年第一次正式提出，到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人力资本理论，其代表人物主要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罗默等。舒尔茨等对人力资本的理解较为一般化，仅把人力资本作为一个影响产出增长的要素。真正用人力资本来解释持续的经济增长还应归功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卢卡斯和罗默。阿罗（Arrow,1962）建立了“边干边学”模型，将技术进步的一部分作用内生化了。罗默（Romer,1986）在《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出了一个具有外溢性知识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卢卡斯（Lucas, 1988）认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

关于我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国内学者也进行过一些研究分析。厉以宁（1984）开始强调智力投资的生产性问题，最早提出“教育的社会经济功能”、“能力工资”以及“知识与技能标准分”等概念。范先佐（1999）提出“通过教育提高人口的质量，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增长，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①”。沈利生等（1999）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熊春文（2002）提出从制度的角度考察教育的经济价值显得更有新意。周天勇（1994）的研究结果表明1952-1990年间人力资本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和27%。蔡增正（1999）考察了1965-1990年世界上194个国家和地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显示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而具实质性，外溢作用是正的且颇为可观。王家赠（2002）发现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促进经济增长，而教育基尼系数的增加阻碍经济增长。王淑芬（2007）采用回归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了百强县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结果表明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水平与其发展综合水平呈同向变化。吴舒卉（2010）实证分析得出华东地区的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超过了固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正向影响。

从我国以往的相关研究来看，存在三方面的不足：第一，绝大部分学者只是强调了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经济增长对教育的反向作用却鲜有人提及。第二，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文献集中研究教育投资的数量与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没有考虑到教育投资质量上的差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第三，目前的研究较少在面板数据模型中考虑到教育投资公平程度的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①范先佐，《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7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