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国内企业文化的变迁

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60年来，中国的经济从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发展到了今天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走过了非常不平凡的历程。

回顾我国企业发展的历史，尤其是企业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企业文化的发展阶段是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形式的变化紧密相关的。“企业文化”这个概念被明确提出并加以认真研究是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20世纪6、70年代，日本企业在世界市场称雄，这让美国人非常尴尬，这是对美国管理界的莫大讽刺。美国企业生产率落后、竞争力下降对美国管理界是沉重的打击，无论是开创“组织职能理论”的孔茨还是主张“决策理论”的西蒙，他们都脱不了与“美国企业相对滑坡”的干系。正是在他们这些着名教授兼高级咨询家或顾问的“调制下”，美国企业输给了日本企业。在进行管理方面的比较研究后，专家们发现，美国倾向于组织结构、战略计划、规章制度等硬件方面的管理，而忽视了对人的重视，因而管理比较僵化，阻碍了企业活力的发挥。这种管理差异背后是文化的差异。日本企业内部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因素，正是日本企业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在推动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人在研究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后，迅速把目光聚焦在本国企业的文化上，掀起了重新认识美国精神的热潮。在1981年到1982年两年间，以《Z理论》、《企业文化》、《日本企业管理艺术》为代表的一批重要管理着作相继问世，一股研究和传播企业文化理论的潮流在西方企业界涌现，引发了企业管理思想的革命，带动现代企业管理理论进入了企业文化时代。

在新中国建国初期，虽然还没有企业文化这个提法，但是不等于没有企业文化。那是的企业文化是和整个国家的文化紧密相连的。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2年开始，国家开始了对旧有的工商业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并在同一时期，很多大型的国有基础工业企业开始建设。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家实现了工商企业的国有化改造。工人成了国家和工厂的主人，这极大的激发了工人的工作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可以说，这时，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这一时期企业文化的精

神支柱，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今天还在为我们称道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英雄辈出、榜样的力量是新中国刚成立时企业文化的突出特点，口号多、口号响也是这个时期的特色之一。那个年代，从大庆的“铁人”王进喜的“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到老英雄孟泰的“为鞍钢谱写的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的创业精神，是那个时期企业文化的具体写照。

在企业中，模范人物是企业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仅是企业员工学习的榜样，更是企业价值观的人格化、具体化。这个时期，企业中涌现出了各种具有突出业绩和贡献的模范人物，出现了各种模范称号，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等等。从企业文化的四个层次考察当时的企业文化情况，会发现这个时期企业的物质文化是匮乏的，但是企业的精神文化是充实的、丰富多彩的。在这种精神文化的鼓舞下，工人和企业的行为文化表现出了一种忘记自我、建设国家的无私奉献精神。在这样的精神文化的鼓舞下，工人表现出了非常高的创新热情。孟泰组织了500多名技术协作积极分子开展了从炼铁、炼钢到铸钢的一条龙厂际协作联合技术攻关，先后解决了十几项技术难题，自制成功了大型轧辊，填补了我国冶金史上的空白，他自己设计制造成功的双层循环水给冷却热风炉燃烧筒提高寿命100倍，给炼钢生产带来了巨大的进步。这个时期，企业的制度文化也在逐步建立起来，企业基本上都建立起了适合当时政治和经济情况的各种规章制度，为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提供了规范的保障。这个时期，作为企业文化核心的企业精神同国家的政治精神是高度一致的，正因为这样，企业可以空前的团结起职工，创造出一个个生产建设的奇迹。着名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就是工人们只用了三年时间在一片荒地上建设起来的，这个建设速度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同时，这个时期企业对员工的关心和关怀也表现出了社会主义的特色。企业纷纷建立起了附属医院、附属子弟学校、幼儿园等等辅助机构，解决工人的生活问题和后顾之忧，这些措施也极大地激发了工人的工作热情。这些附属机构在今天虽然被认为是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东西而被改革掉了，但是从管理学中群体因素理论的角度来看，成员对群体的依赖性是由群体对个体需求的满足程度决定的，

群体越能满足个体需要，即个体越是处处依赖群体，群体的凝聚力就越大，所以，在当时企业建立了完备的附属结构对提高员工对企业的依赖性、认同感和建立主人翁意识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当极左思潮开始蔓延，尤其是十年动乱时期，对我国企业的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前一阶段所取得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建设成就在这个阶段中被摧毁和抛弃了。企业精神缺失，企业的制度文化被破坏，企业的行为文化不再为生产服务。这个阶段是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倒退时期。

随着十年动乱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到来，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逐渐走上了正轨。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领域也迎来了新时期的阳光。国际上先进的管理思想、理论和制度开始传入我国，企业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随着西方的管理思想进入了我国。

首先从文革精神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是国营和集体企业，忘我工作、建设国家重新成为工人们的企业精神。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上海电机厂产生了“争分夺秒、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的“扁担电机精神”，在北京汽车厂产生了“不等不靠”的“二次创业精神”。这些企业精神的复苏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企业文化复苏的号角。在这些精神的鼓舞下，全国涌现出了很多新时期的生产标兵和榜样。如北京第一机床厂的钻工阎庆龄克服文化水平低的困难，自学钻工理论和技术，用9年时间完成了20年的活，被授予“大干四化标兵”的光荣称号。新时期北京公交战线上的李素丽，在平凡的岗位上热情为乘客服务，成为时代精神与本职工作相结合的典范。这一时期，企业的制度文化也重新恢复了，并且，引进了国外的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和规章，完善了企业制度文化的建设。虽然在一些企业中也出现了员工不适应严格的企业规章的情况，但是，总体来说，企业各种规则制度的重新建立对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是必不可少的。在企业的行为文化上，象阎庆龄和李素丽这样的新一代榜样人物涌现了，老一辈的英雄模范事迹也被重新提出和学习，榜样成为激励新时期企业员工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