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甘薯在我国的引种

明清时期甘薯在我国的引种、传播和影响
庞兰 10历史 1002070122
【摘要】甘薯起源于墨西哥以及从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到秘鲁一带的热带美洲。

明朝时期开始引入我国种植，由于明清时期天灾不断导致的粮食短缺并且甘薯有易活、高产、稳产、耐旱、抗虫害等优点，在政府官员的大力倡导下，甘薯得到迅速传播。

明清时期甘薯的引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饮食结构，也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粮食单产增加，促使农民开垦更多耕地，抗灾能力、生存能力增强、自耕农增加，另外，大土地所有者，由于农业经营风险大、利润低，有的人已经逐渐在脱离农村，使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

【关键字】甘薯引种传播影响
一、甘薯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引种与传播
甘薯因其来自外洋，又称“番薯”。

因结瓜于地下，故名“地瓜”，因根块颜色为红、白色，故称“红薯”“白薯”，因产量极高，灾年救饥胜金，故又称“金薯”此外，还有“山芋”等不同俗称。

这些不同俗称，大都因地而异。

甘薯起源于墨西哥以及从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到秘鲁一带的热带美洲。

洪堡援引哥马拉记载：哥伦布初谒西班牙女王时，曾将由新大陆带回的甘薯献给女王。

16世纪初，西班牙已普遍种植甘薯。

西班牙水手把甘薯携带至菲律宾的马尼拉和摩鹿加岛，再传至亚洲各地。

甘薯传入中国通过多条渠道，时间约在16世纪末叶，明代的《闽书》、《农政全书》、清代的《闽政全书》、《福州府志》等均有有关记载。

清陈世元《金薯传习录》中援引《采录闽侯合志》：“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

明万历年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

值闽中旱饥。

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

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播。

”还说：“以得自番国故曰番薯。

以金公始种之，故又曰金薯。

”又据：陈振龙 6世孙陈世元及其子陈云，先后以甘薯传种于鄞州（浙江宁波）、胶州、青州（山东省青岛、益都
一带）、豫州（河南朱仙镇一带）各地，渐次在浙江各地传播，时为清乾隆二十年前后。

以上史实证明甘薯系在16世纪末叶从南洋引入中国福建、广东，而后向长江、黄河流域及台湾省等地传播。

二、甘薯在我国迅速传播的原因
由于甘薯来自于番外，一开始并未受到政府官员和一般民众的高度重视，故地位不高。

根据文献记载，甘薯早在引入福建、广东前就被引入云南等地，但却没有在西南地区得到传播，反而是舍近求远，向东部沿海地区引进。

甘薯在从日本传人浙江舟山一带后也没有得到传播。

《金薯传习录》记载。

甘薯最开始传人中国并未得到广泛种植。

适逢福建大旱，当时的总督金学曾便下令推广高产的甘薯，这样甘薯才得以广泛种植。

这说明甘薯的传播是需要契机的．其在我国迅速传播的缘由大约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天灾导致的粮食短缺。

《金薯传习录》记载，陈振龙将甘薯从吕宋引入后并没有马上得到传播，先只是在自家田地里试种，后遇旱灾才得以推广．在福建广泛传播。

由此可见。

甘薯是作为一种应对自然灾害的作物被推广的。

徐光启归纳的甘薯“十三胜”。

便指出它具有“防灾救饥”及“不妨农功、可避蝗虫”等优点。

指出“农人之家，不可一岁不种。

此实杂植中第一品。

亦救荒第一义也”；徐氏在《农政全书》中有“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大”之说。

乾隆时期任黔江县令的翁若梅同样发出甘薯“救荒第一义也”之慨叹。

清朝光绪版《江津县乡土志》记载：番薯“性同粳米，最能养人，过荒年，民无菜色”，可据此度日。

根据严奇岩先生对明清贵州470年的资料统计分析发现。

明清时期贵州水旱灾害越来越频繁，是其水旱灾害的多发期。

《清实录》记载，清代贵州共发生自然灾害5344次，其中旱灾最为严重。

顺治初年，四川苍溪、达县等地“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

十七世纪是我国自然灾害的频发期，学术界称为“明清宇宙期”，且旱灾最为严重。

在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高产易活的甘薯自然得到重视并被推广。

2．自身优良的生物特性。

甘薯有易活、高产、稳产、耐旱、抗虫害等优点。

单产每公顷可达75吨以上，即使在瘠薄恶劣的栽培条件下，也可取得较高产量。

此外，甘薯“即以蜀中论，子不见西南诸壤，翠叶紫茎，累累而秋实者非薯乎!不择地而生。

不择时而长”，或是小块土地，或在房屋周围的角落也可以种植。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1628年)有“甘薯十三胜”之说，指出甘薯具有高稳产、抗逆性强、适应性广、易栽培、营养丰富、用途广泛、繁殖快等特性。

《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中提到甘薯“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田，皆可以长”。

因为甘薯有“六益八利”之优点。

加之陈振龙考虑到“闽省隘山阮海，土瘠民贫。

畅雨少愆，饥馑涛至，偶遭歉岁，待食嗷嗷至厘”方才冒险将薯藤苗种带回中国。

3．政府官员的大力倡导。

甘薯由于自身优良的生物特性被引入我国。

加之人口增长和自然灾害等因素促使甘薯广泛传播。

而在甘薯传播的过程中，政府官员的大力倡导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何柄棣先生在《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中写道：“甘薯在十八世纪传播日广，固与人口增加、食料需要日广有关，但也部分的由于官方的倡导。

”正是由于巡抚金学曾的推广。

甘薯得以在福建广泛传播。

乾隆年间，甘薯在西南地区的有效传播。

相关文献有一定记载，这里根据历史文献整理成下表。

乾隆非常重视甘薯的推广。

曾两年之内下六道喻旨要求广种甘薯。

乾隆十七年(1752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和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清廷都颁布诏令，在全国推广种植红苕。

《酉阳直隶州总志》对此就有记载：“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冬，高宗纯皇帝特允侍郎张若淳之请，敕下直省广劝栽种甘薯，以为救荒之备，一时山东巡抚陆耀所着《甘薯录》颁行州县，自是种植日繁，大济民食。

”而作为当时黔江县令的翁若梅，“爰进里老于庭，出是书示之，告以种植之法与种植之利”，动员民众广种红薯。

三、明清时期甘薯引种的影响
甘薯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我国甘薯栽培面积和总产仅次于水稻、小麦和玉米，居第四位。

甘薯产量高，增产潜力大，在较好的栽培条件下，能够大面积获得折粮（5：1）亩产500公斤以上的高产。

此外，甘薯适应性强，抗旱、耐瘠、抗风、抗雹，在土质差、施肥水平低的情况下，也能获得亩产500公斤以上的鲜薯。

因此，甘薯是一种高产、稳产作物。

甘薯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甘薯块根中淀粉含量占鲜重的15～26%，高的可达30%，可溶性糖占鲜薯重的3%左右，蛋白质约占2%，脂肪占0.2%，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尤其是丙种维生素和胡萝卜素(红色薯肉)含量丰富。

以5公斤鲜薯折1公斤粮食计算，其营养成分除脂肪外，比大米和白面都高。

甘薯属“生理碱性”食物，食用甘薯可中和体内因常吃肉、蛋、米、面等酸性食品而产生的过多的酸，保持人体的酸碱平衡。

甘薯是发展畜牧业的好饲料。

甘薯茎叶含蛋白质1.62%，脂肪0.46%，碳水化合物7.33%，灰分1.65%，纤维2.04%，其营养价值与一般豆科牧草相当，是良好的鲜饲料和青贮饲料。

甘薯块根加工后的粉渣等也有很高的饲用价值。

因此，种植甘薯对促进畜牧业发展有很大作用。

甘薯是重要的轻轻工业原料。

甘薯能加工成多种副食品，如粉条、粉丝等。

在工业上，甘薯是制造酒精和淀粉的主要原料，100公斤鲜薯可制造淀粉15～20公斤或酒精6～7公斤。

利用甘薯还可制造葡萄糖、柠檬酸、人造丝、味精、饴糖、塑料等。

甘薯是较好的救灾作物。

甘薯为无形繁殖作物，块根和茎叶均可作为繁殖器官，而块根又无明显的成熟期，只要条件适宜就可持续生长。

因此，甘薯的栽种期和收获期不象其它作物那样严格，能够充分利用生长季节和土地。

在因旱、涝灾害其它作物不能播种时，改换甘薯仍可获得一定收成。

（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饮食结构
汉代以前，我国主要粮食作物是粟和黍，汉以后南方以稻米为主，北方以麦、粟和高粱为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南宋末年，吴自牧有一句著名的格言：“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七样必需品，到今天尽人皆知，中国的学童将其当做一种韵律句子来学习，但是这样一句简单的话道出了八百年前，我们祖先的饮食情况。

其中的米是主要的食物(南方大米、北方小米)。

明清之际，甘薯等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与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种类的构成。

明清时期正是我国人口高速增长时期，全国人口增加了6倍，而同期耕地只增加了4倍。

人多地少，耕地不足，给粮食供给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甘薯等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不仅使原来不适于耕种的边际土地得到了利用，也使得人力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近代以后，虽然粮食生产南稻北麦总的格局未变，但比重略有下降。

相比之下，甘薯等美洲作物的生产，无论从播种面积还是总产量都有相当快速的增长。

甘薯等美洲作物传入以前，北方以小麦、小米为主食，辅助以高梁、大豆等。

甘薯等美洲作物传入以后，由于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北方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民国二十四年(1935)《莒县志》记载：“蓣薯，俗名地瓜，乾隆年间来自吕宋，今则蕃衍与五谷等分，红白二种，红者普遍，春夏皆可种，高卜沙地咸宜，今为重要民食。

”
（二）甘薯等美洲作物的引进推广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影响
甘薯作为第一生产力要素反应在两个方面：一是粮食亩产量得到提高；二是开垦了山地、废地，使得耕地总面积增加，粮食总产增加。

(1)粮食单产增加
与其他作物比较，甘薯在常规作物中产量比较高，适应性也比较强，耐旱、耐瘠薄。

明清时期劳动力密集和土地的紧缺，是问题的关键，问题集中到提高土地利用率上了，而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唯一办法。

当时的耐旱、耐瘠薄的甘薯正好担当此任。

甘薯等美洲作物的引进是清末民初粮食单产、总产提高的首要原因。

（2）开垦增加耕地
甘薯等美洲作物引起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使得明清后期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分散成为近现代中国的大趋势。

民国十八年(1929)《单县志》记载在：“自明以来，仍以耕桑为业，而赋税易完。

近(民国十八年前后)生齿日繁，人满地少，凡宅边隙地与斥卤弃田，无不垦种。

”
人均土地占有量的下降对生产力的进步不会有促进作用的，相反会制约生产力的进步。

在这种人口激增，耕地不能继续增加，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的时候，在其他途径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粮食问题的情况下(如改进农业生产工具、水利、肥料等)，通过引进新品种，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从而达到提高粮食总产的目的无疑是一种最好的办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甘薯等美洲作物的引进、普及推广是明清之际的农业生产中最高水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后来的生产关系也产生了深刻地影响。

(3)抗灾能力、生存能力增强、自耕农增加
甘薯等美洲作物优良的生物学特性和良好经济价值。

正是这些优秀的特性决定了其广泛地适应性和普及性。

明清以来，农民由于逐渐地接受、认可了这些优秀的外来作物，也使本身的抗灾能力和生存能力大大加强了。

许多农民由于有开垦能力强的作物品种，能够开辟原来无人问津的荒山废地，而不必非得去租种地
主的地或到地主家做工。

如此相反大地主的经营变得越来越艰难了。

清代土地买卖更加自由，城居地主增多，佃农经济独立性进一步增强。

另外，大土地所有者，由于农业经营风险大、利润低，有的人已经逐渐在脱离农村，使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

民国二十年(1931)《增修胶志》记载：“州之田多归于仕宦与士商之家，散在四乡，不能自种，佃于人。

”变化的原因有多方面的，既有世代子孙分家——诸子均分制的继承习惯，造成的土地分散的原因,也有甘薯等美洲作物品种造成的原因。

但是甘薯等美洲作物使原来不能开垦或者不愿意开垦的土地，在明清时期几乎全部开垦殆尽。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美洲作物使得，原来必须依赖于地主生存的佃农们，依靠美洲作物的耐旱、耐瘠薄、高产、稳产、经济效益高的优点，完全可以脱离原来的东家——地主，自己到山上开辟一块无人耕种的废地或者荒地，自己养活自己甚至全家
小结：
在中国历史上，物质资料的生产水平决定了或是限制着人口的增殖水平，甘薯等新作物的引进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是所有因素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其结果是：清代时期，人口规模从一亿上升至四亿。

甘薯等新作物的生物学特性决定了其优秀的品种和超常的适应性，使得粮食单产提高成为可能，使得开垦丘陵山地扩大耕地面积成为可能，使得技能不高的农民生存变得更容易，使得土地更加分散(许多山地是流民们开垦作物出来的)，所以甘薯等新作物，成为粮食单产提高的关键因素决定了中国晚清民国时期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也影响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建立了几千年来生存能力最强、生命力最旺盛的小农经济。

甘薯等美洲作物作为先进的生产力直接影响生产关系，明清之际农业产量的提高主要原因是粮食品种资源的丰富——甘薯等美洲作物的传入，甘薯宜于荒地废地，农民对原来好地的依赖性降低了，荒地废地利用起来了，很容易形成五亩地就吃饱饭，有衣服穿的局面——新的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

参考文献
(1)《甘薯》烟台地区农科所编著科学出版社1978年
(2)《中国农业史》吴存浩警官教育出版社
(3) 《薯类栽培》农业出版社
(4)中国农业科学院花生研究所编：《花生栽培》，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3年章之凡、王俊强
(5)《20世纪中国主要作物生产统计资料汇编》，2005年
(6)《中国农书》第一卷，1942年版，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