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
（2009-10-9）
一、交易及其交易费用的含义
1.交易。

奥利弗•E•威廉姆森是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者。

他认为交易是指“某种产品或服务从一种技术边界向另一种技术边界的转移，由此宣告一个行为阶段结束，另一个行为阶段开始。

”②这种定义表明：①交易的对象是产品与服务；②交易是产品或服务在不同的人之间的转移，即产品或服务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从一个人到另外一个人的转移过程，或者说是“让渡”；③交易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我们的生活时刻进行着交易，一段交易的结束伴随着另一段交易的开始；④交易必须是技术上可分的，也就是说，产品与服务在技术上可以在不同的单位个体之间转移。

这种技术上可分的说法限定了交易的具体的现实范围；⑤交易是一种关系，可以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也可以发生在组织之间。

威廉姆森给出了交易的条件和表象，但是没有说明交易的动机，即交易为何发生的问题。

2.交易费用。

至今经济学家们仍未对交易费用给出一个很好的定义。

具体来说，交易费用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
科斯在1960年的一篇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这样描述交易费用，“为完成一项市场交易，有必要找到愿意交易的人，告诉人们有人要作交易以及交易的条件，有必要进行讨价还价，签订合同，并监督合同条款的执行情况等……”。

简单地讲，这里提到的交易费用包括事前的搜寻交易对象的费用、事中的讨价还价与签订合约的费用以及事后的监督执行合约的费用。

威廉姆森将交易成本形象地比作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

物理学中，为了分析的方便，常常忽略摩擦力，经济学中也往往这样。

威廉姆森将交易费用分为合同签订之前的交易费用和合同签订之后的交易费用，并特别强调合同签订之后的交易费用问题。

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由于交易行为偏离合同导致的交易双方的“不适应”成本；②为纠正事后不合作行为而进行的讨价还价的成本；③为解决合同纠纷而建立治理结构的成本；④为保证合同条款兑现而付出的成本。

④这种事后的交易费用来源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导致的事前签约的不完备性。

由此看来，事先的签约成本和事后的签约成本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

事先签订的合约越详尽，事前的交易成本越大，事后由于签约不完全导致的合同纠纷，从而产生的事后的交易费用就会越小。

由于存在不确定性，人们无法充分预见未来并且签订严密的合约，事先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的交易成本的替代性具有一定的范围，二者不能完全替代。

交易费用还可以分为市场组织方式中的交易费用和行政组织方式中的交易费用。

前者如起草契约的费用、调整契约的费用和契约纠纷引起的费用等；后者则包括行政管理费用、激励弱化导致的费用以及企业内部人员为了争夺职位导致的内耗等。

因此，科斯区分的内部组织生产的成本和运用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在威廉姆森这里一般化为交易成本——不同方面的交易成本。

二、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假设
威廉姆森将自己的分析建立在“合同人”的假设上，而不是其他诸如“经济人”、“工作人”或者“政治人”之类的假设。

他认为，“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作为合同问题来看待，这对于了解是否能节约交易成本很有用处”【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对交易费用的分析建立在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和机会主义假设前提上，开创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建立了资产专用性、治理结构等一系列的分析框架，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企业组织理论的认识。

1. 有限理性
所谓理性，即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当事人所做出的理智的行为决策。

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理性也就是理性，是在当前的条件下能够作出的最好的决策。

但是，在经济学中，理性似乎
包括这样一层涵义，即人们是充分信息的，没有信息成本，也不会出现不确定性。

在这种条件下，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会作出收益最大化的决策。

威廉姆森将理性分为三个层次：强理性、弱理性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等理性。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的行为假设是“经济人”假设，也就是说，每个人总是想方设法地付出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

这种假设的优点在于，不用考虑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人产生的不同的激励问题，从而将生产者的行为归结为特定生产函数和约束条件下的产出最大化，将消费者的行为归结为特定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

而生产和消费是分开的。

这种简化当然有助于分析市场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但是忽略对各种经济组织的分析，既与可观察到的复杂多样的经济组织的现实不符，也不利于解释组织内部的效率、更替和演化问题。

以收益最大化为方向的“经济人”假设实际上就是一个强理性的假设。

人们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考虑信息问题、风险问题、讨价还价问题和激励问题，因为这一切都被简化掉了。

但这些因素对于经济组织的分析却是十分重要的。

弱理性的概念源于经济演化理论，它是现代进化论方法和奥地利经济学派所主张的程序理性或者说有机理性(OrgankRational计y)。

演化理论认为各种制度不是通过设计或者说人的理性行为获得的，而是在经济体的自发演化过程中产生的。

没有人能够设计出未来发展的蓝图，人类对于未来的对策更多的是去适应，对于未来的设计也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这种演化的理论，从一定程度上说，认为人的理性在经济体中是无能为力的。

介于强理性和弱理性之间的中等理性也就是威廉姆森所指的“有限理性”。

威廉姆森称有了有限理性，“交易成本经济学才能成立”。

可见有限理性对于交易费用理论的重要性。

有限理性的概念来自西蒙。

我们说理性有限，并不是说没有理性或者不讲理性，而是说人们只能在已知的条件下，作出最优的决策。

然而，生活中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人们能够作出的理性只是短暂的、有限的，而不能对未来作出很好的判断。

同样，不同的知识背景和人生阅历也会导致人们在认知能力上的差别，对于同一事物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认识。

但是，这并不否认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正是因为有限理性的存在，制度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有限理性导致“合同人”在签约时无法保证合同的完全性，也就是说，双方无法对事物的现状和未来有充分的了解，并且细化成一条条合同条款。

正如威廉姆森所说：“如果承认理性是有限的，那么，再想签订面面俱到的合同，借组织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了。

”因此，研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减少由于有限理性带来的交易成本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

但是，有限理性的假设必须与另外一个假设——机会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充分说明制度研究是必要的。

因为，即使是有限理性，但是如果交易双方的行为不具有投机的性质，那么，大家仍然按照合同行事，而不会出现一方利用不确定性及自己的信息优势来欺骗对方的行为。

这样一来，制度研究或者说治理结构探讨就显得多余。

2. 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或者说投机)假设是指，只要自己不被处罚或者自己的行为不易被发现，人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就会不择手段地(甚至在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牟取私利。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对于人的基本假设是，人是(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自私自利的。

正是每个人的自私自利行为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繁荣。

经济学中关于人是自私自利的假设一直延续至今。

不过，传统的假设认为人是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最大化自己的收益。

显然，这种假设对于现实的解释力是不够强的，因为在现实中存在太多的欺诈行为，如短斤少两、出尔反尔、欺上瞒下、损公肥私、偷税漏税等等。

也就是说，交易费用理论假设人不仅是自私自利的，而且往往会损人利己。

威廉姆森将人们追求私利的行为分成强、中、弱三等。

最强的追求私利行为就是交易费用理论所说的投机行为；一般经济学理论的假设是中等的追求私利的行为，即在不损害他人
基础上的自利行为；最弱的一种追求私利的行为指服从行为，即个人服从集体，个人不追求自己的私利，这是社会工程学中关于人的行为假设。

对人的行为的投机假设是一种很贴近现实的假设，人们要不是害怕损人利己行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并要承担自己行为造成的后果，投机一定会十分盛行。

因此，机会主义假设似乎触及到了人类的本性。

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在有限理性条件下，需要设计出一定的组织形式或制度以减少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的投机行为或者解决由于投机行为导致的不良后果，这就如同减少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一样。

这种针对投机行为的机制设计有利于减少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成本，从而使交易变得有利可图而又充满效率。

经济学家将投机行为分为两类即事前投机和事后投资两种，这两种投机行为又被称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或者投机行为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三、影响交易行为或交易方式的三个因素
如果交易费用很高，厂商很可能依靠内部产品，而不是依靠市场。

在签订排除潜在机会主义行为的协定时，很难排除这种情况。

在辨别这些环境时，有三个交易尺度非常重要：1．频率。

想象一个厂商为了获得设备服务签订协议，如果这些服务只是需要一次或几次，厂商可以利用市场。

另一方面，如果厂商反复需要这些服务，那么利用市场的交易费用就会过高，因为存在多次重新签订协议的成本。

厂商对于一个投入晶的需要的频率越高，内部生产为厂商节约的交易成本就越多。

2.不确定性。

威廉姆森讨论了三种不确定性。

初级的不确定性的提出是因为环境会变化并且没有人能够完全预测将来。

第二级不确定性是由缺少交流带来的。

决策者可能不知道其他人制定了怎样的计划，并且准确地、完全地传输信息是一项很难的工作。

最后，廉姆森提出第三种不确定性，即行为的不确定，它能够由决定信息的泄漏的策略或者机会主义行为产生。

交易过程中出现的不确定性具有原发的和继发的两种，前者是指随机发生的不确定性问题，后者是指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一方无法了解另一方的行为决策。

前者具有不可预测性，但是后者属于人的投机行为带来的问题。

有限理性决定了交易双方无法签订完全的协议，源于投机行为的不确定性使得交易关系变得复杂。

不确定性会对经济组织产生影响吗?这要看具体情况。

当交易不涉及专用性时，即使出现不确定性，交易出现中断，交易也可以通过建立新的贸易关系重新延续。

例如，即使没有房客租住，市中心的房子也可以轻易地改为写字楼租给公司或者改装为商店。

因此，不确定性不会单独对交易性质产生影响，但是一旦交易涉及到专用性问题，不确定性的增大就要求交易双方设计各种机制以解决可能带来的问题。

3.资产专用性。

资产专用性(assetspecificity)意味着一些资产对于一个企业所具有的重要价值的程度。

威廉姆森认为专用性资产至少有四种类型。

①专用地点。

这是指特定的区位对于特定的交易具有专用的特性，如码头对于海运公司具有专用特性；②专用的人力资本。

即由人力资本投资而掌握的某种特定的技能和知识的拥有。

例如专注于某一领域的专家、企业的管理者、注册会计师等等。

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往往来自于特殊的长期的教育培训以及生产活动中的"Know-hOW”等；③专用的实物资产。

如固定资产设施、机械设备等等；④其他的特定用途的专用资产。

如商誉、晶牌。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专用性的资产只有针对于特定的目的时才具有专用性。

例如，某一领域的专家只有在研究特定的问题(与其研究方向一致)时，其知识和经验才具有专用性；注册会计师的技能只有在进行与其相关的活动(如财务管理)时才会有专用性。

这些专用性资产往往由于这些特殊的投资而产生一种租金，给其拥有者带来高额的利润回报。

不同的资产专用性投入需要不同的组织形式与之结合，因此，资产专用性的概念对于后面认识一体化行为、非标准合同、公司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资产可以被专门作为地域安臵的结果、物理特性或者特殊的人力资本。

一个能很好地教授产业组织的教授对于任何想开设这门课程的学院或者大学(或者成为“厂商”)来说就是有
价值的。

但是在某个特定学校里，计算机教室只是对那个学校有价值，因为它不能被挪到别的地方。

其他的专用资产包括：一个从炼油厂到被隔离的终点地区的管子、用来压印汽车车身零部件的巨大模具以及商标资产。

涉及高度专有资产的交易很可能是昂贵的。

一旦做出了一项专有资产的投资，买家和卖家就成为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关系的两方，这很可能导致有难度的和高代价的协议，很可能涉及相当大的讨价还价，以及双方的欺诈。

以汽车钢型(用来压印汽车车身的模具)为例，钢型对于特定的车来说是专有的：丰田需要凯美瑞钢型来压印其凯美瑞车身，所以这个钢型的所有者就有权利议价。

但是这个钢型不能用来做其他的模型，所以它的所有者也只能依靠丰田。

在这种情况下，丰田自己拥有钢型就讲得通。

总的来说，专有资产的所有权归使用者会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动力并且会减少相关的交易费用。

综上所述，威廉姆森对科斯原有观点的发展，仍然保持了厂商致力于成本最小化的通常假定。

增加的部分可以被看做普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总和。

交易越频繁，不确定性越大，资产专用性的程度越高，厂商就越有可能采取内部的行为。

四、交易费用与纵向一体化
交易费用理论被广泛用来分析生活中的各种组织制度和组织演化行为。

换句话说，是交易费用的变化决定着经济组织的形式和变迁。

许多经济学家把交易费用理论运用于解释各种经济组织和合约安排，其中包括企业规模的演变、企业合作的方式、企业兼并与分离甚至文化习俗的形成和作用。

本节介绍交易费用理论对企业纵向一体化的解释。

1. 纵向一体化。

纵向一体化是指把在生产阶段上具有连续性的各个环节纳入同一个企业的过程。

一个产品从投入原料到最终生产出产成品，其中一定会经历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可以在企业内部通过管理进行，也可以通过处于不同环节的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易进行。

例如，沃尔玛公司原来是一个销售公司，以前它销售的所有商品都是供应商生产的，它通过购入产品(即市场协调交易)然后卖出商品的方式获利。

在这里，沃尔玛之类的销售商(中间商)和为其提供产品的供应生产商以及生产商的原料供给者都是产品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

如果原料供应商、生产商和销售商之间的交易是通过市场价格进行的，那么就可以说这个价值链是非一体化的。

相反，如果沃尔玛不仅销售购人的商品，而且自行生产产品自行销售产品，那么就可以说沃尔玛具有纵向一体化的特征。

这种由销售向生产方向一体化的形式，我们称之为后向一体化；相反，由生产阶段向销售阶段的一体化，我们称之为前向一体化。

生产家电的厂商不是把产品卖给销售商，而是建立自己的营销网点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就是前向一体化。

我们说的“前向”就是指企业向价值链的下游(消费者一端)延伸，而“后向”则相反，是指企业向价值链的上游(产品和原料生产方向)延伸。

一般来说，纵向一体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就某一项产品的价值实现过程来说，从原材料到消费者最终购买产品，其中有很多的阶段，而且生产和销售每个阶段本身也可以分为很多的环节。

就生产来说，有的企业专门生产零部件，有的企业则专门利用这些零部件组装产品，当然也有的企业既自己生产零部件又自己组装产品；就销售来说，一般有零售商和批发商之分，还有不同层次的代理商。

因此，每一个企业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体化的性质。

完全的非一体化很少见，但是完全的一体化也是不可能的。

简单地说，生产商可以前向一体化自己销售商品，也可以后向一体化自己生产原料，但是这家生产商并未实现完全的一体化，因为生产原材料的工具还是需要从外面购人。

只有完全集中的计划经济，全国就像一个大工厂，完全没有市场协调，才称得上是完全一体化，但现实中很少见。

新制度经济学需要解释的是，企业为什么要进行一体化(或者非一体化)?换句话说，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企业一体化的程度?实际上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科斯的企业的边界问题，纵向一体化实际上就是企业边界扩张的一种形式，因此，我们需要回答企业与市场的替代问题，交易费用理论对此的一贯解释是交易成本是决定企业一体化程度的根本因素。

2．纵向一体化的传统解释：技术决定论。

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复杂的技术需要复杂的组织与之相适应。

例如大型的生产机器的发明，可以将不同的生产环节连接在一起，从而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降低单个产品的生产成本。

通过技术节约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的典型做法就是“福特制”，即通过机器的使用实现制造方式的标准化、装配环节的流水化。

这种大量生产方式显然要求企业有较大的规模。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技术的革新，人类的生产活动已广泛采取迂回生产方式，即通过制造机器来提高生产效率。

机器的使用可以使大规模的生产变得可能，从而实现规模经济。

规模的扩大必然导致企业的兼并与扩张，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将技术与纵向一体化联系在一起。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是“黑箱”，要素投入其中就产生了产品，至于生产过程的组织形式却很少有人关注，因为投入产出效率由生产技术函数先验地决定了。

从这个角度讲，技术决定论被广泛接受也是不足为奇的。

由技术进步导致的规模经济还会伴随着另一个效应——范围经济。

技术促使规模生产更加简单易行，规模的扩大导致副产品的使用有利可图，企业从一个领域扩张到另一个领域，从一种产品生产延伸到相关产品的生产，可以充分发挥企业的潜能，降低企业整体的成本，降低企业经营的风险。

这样一个过程反映在交易由“看不见的手”向“看得见的手”转变的历史进程中。

钱德勒对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企业发展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工业革命以后，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主要表现在蒸汽机的使用、电力的运用、铁路网络的构建以及通讯技术的发展。

这些技术进步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组织结构。

以美国为例，贯穿南北的铁路运输网的建立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通讯技术的发达降低了大规模企业沟通协调的成本，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了劳动分工与专业化，专业化经理人阶层诞生，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管理能力，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美国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兼并浪潮。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家们不以为然。

威廉姆森认为只有当以下两个条件得以满足时，经济组织才是完全由技术决定的：①拥有一种唯一的、绝对优于其他技术的技术；②这种技术要求建立独一无二的组织形式。

而且他认为这两种条件都满足的技术极为罕见。

②因此，使人们作出纵向一体化决定的原因不是技术，而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所指的“交易费用”，即只有当纵向一体化可以带来交易成本的节约，企业才会选择纵向一体化。

2．交易费用的解释：治理成本。

无论是市场交易还是企业内部协调都是有交易成本的。

在交易费用理论中，我们将所有的关系都称之为契约(或者合同)。

因此，无论是市场交易还是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都是契约关系。

不同的契约关系需要不同的治理结构来节约交易成本。

如果我们将现实世界中的交易简单地分为市场和企业，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各有其优劣，威廉姆森称之为“治理成本”。

科斯将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称为组织成本，把市场上交易的成本称为交易成本，企业会扩张直至通过企业组织一单位交易的组织成本等于通过市场组织一单位交易的交易成本。

后来，经济学家将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都一般地称为交易成本。

威廉姆森将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具体地称为官僚主义成本。

他认为市场和内部组织之间的区别有三点：第一，市场比内部组织能更有效地产生强大的激励并限制官僚主义无能；第二，有时，市场有通盘解决需求的长处，由此实现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第三，内部组织更易于建立不同的治理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