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反刍思维及心理弹性与抑郁情绪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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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东海洋大学2017年人文社科项目。

【作者单位】1.广东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湛江，524088；
2.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西安，710062。

【作者简介】周济全（1989—），男，硕士，山东人，主要从事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zhouj_3444@ 。

【通信作者】陈青萍，教授，博士生导师，qingping3150@ 。

【收稿日期】2018-09-19。

·论著· DOI 编码：10.16117/ki.31-1974/r.201805009
大学生反刍思维及心理弹性与抑郁情绪的相关研究
周济全1，陈青萍2
【摘要】 目的 探讨反刍思维及心理弹性与抑郁情绪的关系，为大学生抑郁情绪的调控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反刍思维反应量表（RRS ）、心理弹性量表（CD-RISC ）和90项症状清单（SCL-90）的抑郁因子对广东某高校的1228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

结果 反刍思维正向预测抑郁情绪，心理弹性负向预测抑郁情绪。

心理弹性在反刍思维与抑郁情绪的关系中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表现为反刍思维对抑郁情绪的预测力随心理弹性的降低而增强。

结论 本研究揭示，反刍思维水平越高，抑郁情绪水平越高，心理弹性在二者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关键词】 反刍思维；心理弹性；抑郁；调节作用
Correlation Between Ruminant Thinking, Resilience and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Zhou Jiquan 1, Chen Qingping 2. 1.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enter,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88, China; 2.School of Psycholog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minant thinking as well as resilience and depression,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gulation of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228 college students in a college Guangdong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RRS),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 and depression subscale of 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 Results Ruminant thinking positively predicted depression,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negatively predicts depression.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minant thinking and depression.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ruminant thinking on depression increased with the decrease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Conclusion It suggests that college students who have higher level of ruminant thinking tend to have higher depression and resilience ma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mination and depression.
【Key words 】 Rumination thinking; Resilience; Depression; Moderating effect 反刍思维（Rumination ）指个体在遭遇负性生活事件时，陷入反复分析个人原因，关注自身消极感受和信念而放弃采取积极行动予以应对的思维倾向[1]。

反刍思维的存在使得个体的关注焦点聚集在生活事件的消极被动面，进一步耗损个人意志力，损伤个体的适应能力。

研究发现反刍思维是负性情绪得以持续的重要影响因子，反刍思维的持续存在增加了个体慢性抑郁发作以及罹患焦虑症的风险[2]。

Papadakis 等[3]对223名7~12年级的青少年研究发现，反刍思维与抑郁情绪存在正相关关系。

对770名10~17岁青少年为期8~10周的持续追踪研究表明，反刍思维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密切关系[4]。

Nolen-Hoeksema 等[5]对
496名女性（青少年）进行了长达4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反刍思维能有效预测个体的抑郁发作和药物滥用的情况。

反刍思维被视作一种非适应性的反应方式，个体对消极负性事件的反复关注使得抑郁和焦虑症状持续存在，而持续的反刍强迫思考占用着有限的认知资源，意志力被极大削弱，无助感及无望感也随之出现，个体进一步丧失解决问题的动力，形成了反刍思维与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的强化循环机制。

然而，即便在充斥负性事件的高危环境中，有的个体仍有良好适应的能力，免除其陷入抑郁情绪的漩涡，这无疑打破了反刍思维与抑郁情绪的循环机制。

这种从压力事件和负性情绪中快速恢复的“反弹能力”称为心理弹性[6]。

心理弹性是个体应对各种压力（包括严重压力、灾难和一般生活事件）以维持、促进个体健康成长和幸福生活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特质[7]。

研究发现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呈显著正相关，与抑郁、焦虑呈显著负相关[8]。

良好的心理弹性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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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降低童年创伤经历对成年抑郁的影响[9]。

心理弹性的层次模型理论认为良好的心理弹性使得个体更能积极有效地调动资源灵活处理压力，避免持续陷入负性情绪体验中[10]。

由此可见，心理弹性可能是反刍思维与抑郁情绪关系中的重要调节变量。

高水平的心理弹性有助于缓解持续的反刍思维对情绪造成的压力，降低抑郁情绪体验。

研究已发现反刍思维与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的相互作用关系，但反刍思维和抑郁情绪的关系是否是一成不变的，反刍思维与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是否还受到其它变量因子的调节[11]？这一问题的解决将能进一步明确反刍思维的运作机制，并为反刍思维、负性情绪的调控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本研究探讨反刍思维、心理弹性与抑郁情绪的关系，并检验心理弹性在反刍思维与抑郁情绪中的调节效应。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广东某高校本科在校生，以班级为单位发放问卷1300份，回收有效问卷1228份，有效回收率为94.46%，其中男生650人，女生575人，缺失3人。

平均年龄（19±1）岁。

1.2 工具
1.2.1 反刍思维反应量表（RRS）
采用Nolen-Hoeksema等[12]编制，韩秀等[13]检验适用性的RRS中文版量表。

量表包含22个条目，包括强迫思考、症状反刍、反省深思三个因子。

量表采用4点评分，“1”代表“从来没有”，“2”代表“有时”，“3”代表“经常”，“4”代表“总是”。

测试者得分越高表示反刍思维倾向越高。

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1.2.2 心理弹性量表（CD-RISC）
采用Connor等[14]编制，于肖楠等[15]修订的中文版心理弹性量表。

该量表包含25个条目，包括坚韧性、力量性和乐观性三个分维度。

量表采用5点评分，“0”代表“从来不”，“1”代表“很少”，“2”代表“有时”，“3”代表“经常”，“4”代表“总是”。

分数越高，个体心理弹性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1.2.3 90项症状清单（SCL-90）
90项症状清单，又名症状自评量表。

由Derogatis[16]编制，王征宇译，共90个条目，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10个因子。

本研究选取其中的抑郁因子，包含13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1”代表“没有”，“2”代表“很轻”，“3”代表“中等”，“4”代表“偏重”，“5”代表“严重”。

在本研究中，抑郁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7.0进行数据分析处理，主要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相关分析、线性回归以及层级回归等统计处理方法。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对研究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9个，且最大因子解释变异量的26.48%，小于40%的临界标准。

由此判断，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反刍思维及心理弹性与抑郁情绪的相关分析
反刍思维及心理弹性与抑郁情绪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反刍思维得分及3个因子与抑郁情绪得分显著正相关，心理弹性及3个因子与抑郁情绪得分显著负相关，反刍思维除反省深思因子外与心理弹性得分呈显著负相关。

见表1。

表1反刍思维、心理弹性和抑郁情绪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r）
变量⎯x±s 1 2 3 4 5 6 7 8
反刍思维40.94±9.720————— — —症状反刍20.75±5.580/0.94**————— — —强迫思考10.54±2.690/0.87**/0.72**———— — —反省深思9.64±2.66 /0.80**/0.59**/0.66**——— — —心理弹性95.11±14.21 -0.31**-0.43**-0.18**-0.03^^—— — —乐观性14.43±2.740-0.31**-0.39**-0.18**-0.09**/0.77**— — —力量性32.42±4.650-0.28**-0.41**-0.13**-0.02^^/0.91**/0.66**— —坚韧性48.25±8.160-0.27**-0.38**-0.18**-0.01^^/0.95**/0.63**/0.80**—抑郁情绪 1.53±0.55 /0.63**/0.69**/0.47**0.38**-0.45**-0.43**-0.43**-0.40**
注：*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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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心理弹性在反刍思维与抑郁情绪之间的调节作用
根据温忠麟等[17]提出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采用层级回归方法对心理弹性在反刍思维与抑郁情绪之间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

首先，对自变量的反刍思维和调节变量的心理弹性进行中心化处理，并计算二者的交互项。

在层级回归分析过程中将人口学变量纳入分析，通过三个步骤将各变量纳入回归方程：第一步，将性别纳入方程作控制变量；第二步，将中心化后的反刍思维和心理弹性纳入回归方程，对因变量的抑郁情绪进行回归；第三步，将交互项纳入回归方程，分析两者的交互作用，交互作用显著则调节作用显著。

见表2。

表2 心理弹性在反刍思维和抑郁情绪之间的调节作用
模型 增加的自变量 β t ΔF ΔR 21 性别 /0.11 /03.66** 013.450.012 反刍思维
/0.54 /25.26**
556.090.48 心理弹性 -0.27 -12.86**
3
反刍思维×心理弹性
-0.17
0-8.47**
071.78
0.51
注：**P <0.01。

由表2可知，在控制性别影响后，反刍思维
对抑郁情绪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心理弹性对抑郁情绪有负向的预测作用。

同时，心理弹性对反刍思维与抑郁情绪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β= -0.17，P <0.01）。

通过简单斜率检验[18]分析心理弹性对反刍思维与抑郁情绪之间关系的调节趋势。

根据心理弹性分数将前后27%分别划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

结果显示：高心理弹性组的抑郁情绪随着反
刍思维的上升而上升（β=0.64，
t =14.71，
P <0.01），反刍思维显著正向预测抑郁情绪；低心理弹性组的抑郁情绪亦随着反刍思维的升高，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β=0.45，t =9.36，P <0.01），但低心理弹性大学生的反刍思维对抑郁情绪的影响更显著。

见图1。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反刍思维和心理弹性均是大学生抑郁情绪水平的重要预测变量。

反刍思维可正向预测大学生的抑郁情绪，即大学生反刍思维得分越高，则抑郁情绪水平也较高。

已有的针对儿童、大学生及成人的相关研究都表明反刍思维是抑郁情绪发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子，本研究结果与之一致[19-20]。

反刍思维使个体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陷入重复思考、被动不受控制的局面，持续关注事件的消极内容和负面感受，并放弃采取积极行动予以应对，更容易产生抑郁等负性情绪。

在研究中，心理弹性负向预测大学生抑郁情绪水平，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

研究表明高心理弹性个体具有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在不良环境中更容易发现积极的意义[21-22]。

由此可以更有效地调控抑郁等消极情绪，是应对痛苦和压力的有效资源。

本研究结果显示，心理弹性在反刍思维与抑郁情绪的关系中有调节作用。

对于低心理弹性的大学生来说，反刍思维得分越高，其抑郁情绪更加明显。

也就是说，心理弹性能够缓冲反刍思维对抑郁情绪的影响。

由此看来，在反刍思维得分较高的情况下，更能体现出高心理弹性大学生较之低心理弹性大学生的情绪管理优势。

因此，通过有效训练来提高和改善心理弹性能够使高反刍思维的大学生受益[23]。

心理弹性的条件模型[24]也认为，保护性因素的存在调节或减少了危险因素对相应的发展结果的负面作用，而且与危险因素存在交互作用。

可见，较高的心理弹性阻止了反刍思维加重恶化个体的抑郁情绪体验，即心理弹性是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子，这与已有研究一致[25-26]。

高心理弹性个体在压力事件中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面对压力能够积极寻找应对策略，寻求问题解决的途径，并最大限度地调动利用身边的各种物质、精神以及心理资源，包括个人控制能力、乐观能力等[27]，积极应对当前的压力事件，即便伴随消极负性情绪，高心理弹性个体也倾向于积极的应对，而非消极反复思考负性情绪的原因、结果，陷入持续的反刍思维。

由此，心理弹性的存在意味着个体有能力从抑郁情绪中尽快的复原，这与反刍思维对于抑郁情绪的作用有着本质的不同。

但高心理弹性个体并不意味着不受抑郁情绪的困扰，也不表明其自身不会患抑郁症。

抑郁的产生是多重复杂因子交互作用的结果，反刍思维只是其中一个易感因子。

较高的心理弹性并没有否定反刍思维对于抑郁情绪的预测作
低心理弹性 高心理弹性
图1 心理弹性对反刍思维与抑郁情绪关系的调节效应
抑郁情绪
-400-
用，即便对于高心理弹性的个体而言，长期沉浸
反刍思维也会导致抑郁情绪的增加。

Koster[28]提出的脱离损伤假说模型表明抑郁情绪与反刍思维
之间存在循环作用，问题无法解决、工作能力损
伤以及负性情绪的持续积累会导致抑郁发作，而
抑郁发作反过来增加了个体的负性认知，消极的
自我参照加重了反刍思维。

已有研究也表明：持
续的抑郁症状会严重损伤个体的心理弹性[26]，抑郁伴随的悲伤、沮丧、无望感、无价值感、自杀
意念以及某些躯体症状都会反过来影响削弱个体
应对策略的有效性，损伤个体的问题解决能力，
影响到个体的自我调适。

由此可见，对于心理弹
性在反刍思维与抑郁情绪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仍
需要辩证看待。

综上，本研究发现反刍思维是抑郁情绪的认
知易感性因子，而心理弹性是减缓、降低抑郁情
绪维持个体良好情绪状态的保护性因子。

建议可
以通过有效的训练来提高和改善大学生的心理弹性，强化心理弹性的保护性作用，引导大学生正
确管理自己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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