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作品中的侠义精神论文正文

论金庸作品中的侠义精神

引言

金庸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当代作家，其武侠作品对当代文学产生了及其巨大的影响，作品的学术性和思想性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金庸把通俗的武侠小说带到了学界研究的大雅之堂，让更多阶层的人们认识了金庸世界中的大侠，让侠义精神深入每个读者的内心并让人们感到现代社会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需要这种精神。

1991 年,大陆研究金学的专著开始出现。陈墨可以说是金学研究的专家,他的《金庸小说赏析》是大陆金学研究专著的第一种。《金庸小说赏析》对金氏15 种小说逐部评介、赏析,对于金学研究,是一项深厚扎实的基础工程,亦可视为一部导论。陈墨认为《红楼梦》与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大奇迹,金学研究将会蔚然成风。之后他又接连推出《金庸小说之迷》《金庸“武学”的奥秘》、《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金庸小说人论》、《金庸小说艺术论》、《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等金学系列论著。陈墨的金学研究系统规范,条分缕析,夹叙夹议,文字典雅,从历史背景与文化背景来探索金庸,遗憾的是行文不够简练,由于过多引用相同资料而带来阅读上的雷同感,并且又缺少注释。另一位金学研究专家是曹正文,他的《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金庸小说人物谱》,在写法上和陈墨是两种不同的体系和风格。严家炎先生在北大中文系开设金庸武侠小说研究的选修课,标志着金庸从大众读者中走进了巍峨的学术讲坛。1996年《, 中国社会科学》和《文学评论》两家权威学术刊物先后发表有关金庸研究的长篇学术论文,《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推出了金庸研究专刊。

在经历了世纪之交十几年之久的轰轰烈烈之后，金庸研究从2003年“华山论剑”和“嘉兴会议”之后进入了一波将平而下一波未至的转换期，但是金庸

的地位已经确立。那么在下一阶段，感性将归于理性，以深刻性取胜，从更加广阔的范围来认识金庸，从更深的层次来研究金庸，金庸的研究会成为一个深刻的、完整的文化结构。纵观几十年来学界从艺术价值、学术高度和其对文学史的影响等方面对金庸作品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但是对于金庸作品中的侠义精神的研究还比较少。

在日常的阅读中，我渐渐发现金庸作品中侠义精神作为武侠故事的龙骨和武侠世界的根基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而对于金庸的研究比较缺少对于金庸作品中的侠义精神的研究。

所以对于金庸作品中侠义精神的研究，首先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金庸及其武侠作品：其次，更加深刻了解金庸笔下武侠世界中的侠义精神和这种侠义精神对于现实社会及人们精神世界的指导意义。

一、金庸作品侠义精神综述

（一）对于侠义的理解

太史公有言：“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侠义”概念的形成，最早起源于我国先秦时期。对于“侠义”的理解，应分为侠和义两个部分。所谓“侠”，《辞海》的定义是：“扶弱锄强，见义勇为的人。”侠文化是中国文化最独特的部分，也是较能体现中国文化本质的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大相径庭，但这些大侠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见义勇为。所谓“义”，既有行侠仗义的江湖义气、哥们义气，也有为国为民的民族大义、国家大义。中国古代众多的侠客们，尽管遭遇不同、性格各异，但他们都是“义”字当头、忠肝义胆。综上所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重信诺然，不变节、不趋炎、不附势，坚守人格、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追求自由人格、自由生命等品格，构成了中国传统侠义精神的基本要素。

金庸先生所写的“侠义”其实是可以在古代的资料和文献中找到本源。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正是“礼崩乐坏”的年代，但是无论是天子还是诸侯都是比较注重“义”的，

这就不得不提到春秋五霸的最后一霸（虽然史学有争议）——宋襄公，他在两军交战时，一不趁胜追击残兵败将，二不在敌军渡河脆弱时攻击敌军弱点。现在说来，虽然这人不适合带兵作战，但是这种精神的确令人佩服，不趁人之危未尝不是一种难得的侠义精神。另外，儒家的“义”也是武侠的道德范畴之一。“义”作为孔子提出的“仁义礼”之一，而后孟子延伸此“五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有扩展为“仁义礼智信”而为现在所说的“五常”。《史记·游侠列传》这样来概述游侠精神“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驱，赴士亡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这就是古代先贤对于侠义的理解。

而我所认为的“侠义”则是把“侠”和“义”这两个字分开来看。行走江湖最重要的就是“义气”二字，那么真正的“义气”我认为指的则是理性的对待人和事，而不是盲目的为了片面的理由而去鲁莽的办事，应该在不违背法律、道德和人性的基础上去两肋插刀；“侠”我则把他理解为为“一身正气”，能称得上是“大侠风范”的必定是一个一身正气的人，在社会中有自己的做事原则并且不求回报的人。把这两个字组合起来的“侠义”则是一个舍己为人，不求回报，有着自己的人生态度的侠义之人。

（二）金庸先生对于侠义的理解

金庸曾经在深圳演讲谈及“当代人最需要继承和提高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侠义”二字。中央电视台做“感动中国”的专题节目，要我推荐“感动中国”的年度人选，我选择的人物都是有侠义精神的人。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侠义精神。”

金庸在他的早期小说《飞狐外传》的“后记”中也写到：武侠小说真正写侠士的其实并不多，大多数主角的所作所为，主要是武而不是侠。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武侠人物对富贵贫贱并不放在心上，更加不屈于威武，这大丈夫的三条标准他们都不难做到。在本书中，我想给胡斐增加一些要求要他‘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

金庸说：“我以为侠的定义可以说是‘奋不顾身，拔刀相助’这八个字，侠义主持正义，打抱不平。”他的作品中十分重视主人公正义感，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坚持自己心中的侠义。侠义精神是中国侠士的写照，也是金庸作品中的核心。体现在小说中就是拔刀相助，威武不屈。在《笑傲江湖》中令狐冲为了救险境中的仪琳，不管自己采花大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