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收录)中国古代礼法中的讽谏与避讳文化

中国古代礼法中的讽谏与避讳文化杂文收录

在中国古代礼法中，尊者、长辈的名是不能直呼的，由此产生了一种今天看来既有趣又严酷的规矩——避讳。有的避讳是被动的，如皇帝名字；有的却是民间主动创造的“避讳”，特别是那种朝廷不许说，百姓们又很想说的人或事。

在国家政治生活与民间对接的桥梁中，那些看不到、摸不着的隐喻、隐语是构成这个国家语言系统的重要部分，它指代性时而模糊，时而明确，或幽默，或刻薄，或严酷，充分反映了升斗小民对政治的看法，以及政治对他们的影响与限制。

在中国，避讳是逃不开的概念。

政治隐语是被恐惧和愤怒逼出来的无可奈何的“艺术”

手在甲骨上雕刻和在帛纸上书写的感觉肯定不一样，前者只能一刀一刀费力刻画，后者却可以运笔如飞，书写自如。但甲骨文和纸上文字最大的区别却并非省力或费力，亦非字形，而是内容——前者秉笔直书，直言不讳；后者却时时曲笔讳饰，遮遮掩掩。所谓笔不由心，口是心非。

也许恰恰是因为甲骨刻画费力，所以上古先人才懒于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禁忌避讳来隐藏自己的意图。所谓“夏之政忠”，翻看记载上古王臣言论的《尚书》就会发现，不仅君主的名字可以叫来叫去，不必避讳，就连恐吓威胁也是赤裸裸不加修饰的：“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如果不听话，不仅杀了你，还要灭你全家。

甲骨文中大都是直截了当的简单对答，在一则最典型的甲骨文中，商王很直白地问臣下：不好，有祸患，到五月丁酉日，西边将有灾祸。（“有祟，其有来艰。乞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臣下也很直白地告诉君上，确实有土方、工方两个方国对东西边境发起进攻。（“土方正于我东鄙，灾二邑；工方亦侵我西鄙田。”）君臣之间并不懂得什么是委婉，什么是报喜不报忧。

但也恰恰在这个时代，历史上第一句“政治隐语”被制造出来。那就是民众对夏朝末年暴君桀的那句耳熟能详的诅咒：“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决心和太阳同归于尽。

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能表现出民众对自己领导者的极度憎恶了。但这句话最巧妙的地方是，它不仅恰当地使用了比喻，将人间的主宰君主比作天空的主宰太阳，更是一语双关，因为在上古时，“日”与“帝”的发音是相似的。只要别有用心的人把舌头稍微拐一拐，“时日曷丧”就变成“时帝曷丧”。

为何人们一定要采取这种隐语的方式去诅咒君主，却不像以前一样直言不讳地批评君主的过失？原因只有一个，直言进谏付出的代价只有死亡，所以人们只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小心地包裹起来，用隐晦的语言将其道出——政治隐语是被恐惧和愤怒逼出来的无可奈何的“艺术”。

不能明说：讽谏与避讳

语言和文字原本是为了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直观而明晰，但最后却用来将真实的看法和观点包裹起来，没有什么比这一矛盾更具讽刺性的了。

但也恰恰是从这句话开始，人们发现隐语有时比直言更有力量，将自己的观点稍加修饰，就像把礼物装在一个漂亮盒子里一样，用这种隐语的方式推销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更能引发他人拆开包装时的好奇和兴趣，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包裹得太多太繁琐，以至于让人失去耐心。

伊尹一定谙熟个中之道，这位辅佐成汤灭夏建立商朝基业的贤臣，正是使用政治隐语赢得了成汤的信任。史籍记载，在第一次拜见成汤时，伊尹扛着一只烹饪用的大鼎，用食物的滋味作喻向成汤陈道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段精彩的对话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后世却有无数人将伊尹作为效法楷模。

春秋战国时代在列国间奔走，企图捞得一官半职或是打算宣扬自己主张的“诸子百家”，几乎都会采用伊尹当年的手法来说动君主，翻翻《国语》、《战国策》就会发现，这方法屡试不爽。无论是将自己比作泥沼中悠闲的乌龟而谢绝官爵的庄子，还是那位苦恼于鱼和熊掌之间抉择的亚圣孟子，都是伊尹的异代子孙。

这种用讽喻来表达自己主张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讽谏”。这种“不能明说”的语言艺术是一种思维工具。但政治隐语另一个重要功能却是禁止思考，它就是“避讳”。

避讳，顾名思义，就是被禁止的话语。在夏商两代，只有遇到桀纣这样的残暴君主，直话直说才会面临危机转而用讳语，但进入礼乐文明的周代后，避讳成为了一种常态。

首先出现也是最重要的避讳，就是君主的名字。第一个被避讳的名字可能就是周代开国之君周武王的名字“发”。在提到武王的名字时，

不能说“发”，只能用“某”来代替。这一趋势到了后来，甚至发展成假使有别的名字和君主的名字相同，都要避讳。春秋时宋武公的名字叫“司空”，所以宋国就把职官名“司空”改为“司功”，晋僖侯的名字叫“司徒”，所以晋国的司徒也被改为“司城”。

避讳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般来说，如果某个字需要避讳的话，只需要用另一个字去替换一下儿，或者在读到这个字时改读另一种读音即可。

唐代以降，还可以用缺笔的方法，比如《红楼梦》里面提到林黛玉在读书时凡遇到母亲贾敏的“敏”字时都念成“密”，写到敏字时，都会缺一两笔。

这仅仅是开始，被禁止的字会随着后续君主的出现越来越多，而且避讳的方式也花样翻新。如果你生在像秦朝这样的短命朝代，那么你只需要忍受为避秦始皇嬴政的名讳，把“正月”改为“端月”的麻烦。

倘使你生在汉代这样绵延400年有着24位皇帝的朝代，那你需要在避讳的丛林里小心行事。你不能说“邦国”只能说“封国”，因为汉高祖名叫刘邦；同样，你也不能说“启动”只能说“开动”，因为汉景帝的名字叫“刘启”。

你还不能文雅地说养了一只雉鸡，而只能说自己养了只野鸡，因为汉代官方规定为避吕后的名讳，所有的“雉”都必须改为“野鸡”。即使你是像东汉严光那样，和光武帝一起睡觉时可以把脚压在皇上肚子上的天下名士，也难逃避讳之殃，严光原来不姓“严”，而姓“庄”，他之所以姓了“严”，是因为那位被他压了肚子的皇帝，有个儿子名叫刘

庄，日后也是皇帝。同样被改了姓的不只是严光，还有被后世尊为“后圣”的荀子，因为汉宣帝的名字叫刘珣，所以只能委屈荀子改姓孙。

汉代的避讳纵然繁琐，但比起后世来说可谓小巫见大巫。北齐时的著名儒士熊安生，在拜见当朝权贵和士开与徐之才时，因为和士开的父亲名安，徐之才的父亲名雄，所以熊安生为了避这两位家讳在他们面前只能自称“触触生”。

隋代因为开国皇帝隋文帝的父亲名叫杨忠，所以整个朝代都不准提“忠”字，也难怪这个朝代最终被一群不忠的叛臣灭掉。尽管唐代皇室奉佛甚笃，但即使是神灵也不得不在避讳前退避三舍，因为唐太宗名叫李世民，所以观世音菩萨就变成了观音菩萨。

唐代也有一位和汉代严光遭际相同的人，就是刘知几，因为唐玄宗名李隆基，不仅“基”字要避，就连和“基”音相近的字也要避讳，于是终唐一代，刘知几都按照他的字被称为“刘子玄”。但成了“刘子玄”也非一劳永逸，到了清代，他的玄字又触了康熙皇帝玄烨的御讳，所以他又成了“刘子元”。

一般来说，避讳有时不仅避本字，还会避与这个字音同形近的字，被称为“避嫌名”。“嫌名”一般规定并不严格，但宋代对“嫌名”避讳甚至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根据《礼部韵略》所记，宋高宗名讳“构”

延及的嫌名多达“遘、购、媾、篝、傋、冓、够”等55个字，可谓前无古人，人们只能期盼皇帝能体恤民情，起个无论是读音还是字形都罕见的名字。

与“避讳”的茁壮成长相比，政治隐语真正的嫡子哲嗣——“讽谏”却日渐委靡，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