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黄州词的思想意蕴(修改稿)

论苏轼黄州词的思想意蕴

内容摘要：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先后多次被贬，然而贬谪经历却成就了他在文坛的丰功伟业。黄州之贬是苏轼一生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他第一个文学创作高峰期。谪居黄州时期，他的词作不仅数量多，艺术水平高，而且具有丰富的思想意蕴。这些词作一方面反映了苏轼遭遇贬谪之后内心的苦闷，以及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在痛定思痛之后依然不改初衷，执著于现实，并实现了自我人格的超越。正是因为有了黄州这段经历，苏轼的思想境界、艺术境界才实现了一次飞跃。

关键词：苏轼；黄州词；思想意蕴

苏轼，作为一位“雄视百代”的中国古代作家，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不仅在文学方面创造了奇迹，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在人格方面，魅力四射，卓尔不群，成为宋代乃至后世历代文人及广大读者景仰的楷模。就象他气象万千、多资多彩的诗、词、散文一样，苏轼的一生也是波折迭宕，大起大落，他曾经被污入狱，险遭不测，也曾因太后恩宠，享尽殊荣。面对挫折，苏轼曾有过深刻的认识和反思，他说过“人生识字忧患始”“平生文字为吾累”，也说过“我被聪明误一生”。然而尽管有时心存顾虑，“多难畏事”，“多难畏人”，苏轼并未因此停止写作，而是当仁不让地承担起继欧阳修之后宋代文学领军人物的重任，佳作迭出，成就斐然。更为难得的是苏轼的文学创作高峰都是出现于其政治上遭遇不幸的贬谪时期。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虽然是自嘲，但在我们看来，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被贬黄、惠、儋三地时期都是他的创作高峰期。或许可以说，正是因为被贬三地，才成就了苏轼作为一个文学大家的千秋伟业。

苏轼45岁时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贬居黄州是苏轼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他实现人格超越的重要时期，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谪居黄州期间，苏轼的诗词文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世人有目共睹。其中词占总数（三百四十首）的五分之一，这些词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它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苏轼，一个深沉地思考着现实与人生的苏轼，一个实现了人格超越的苏轼。叶恭绰在《东坡乐府笺序》中指出：“盖东坡词，纯表其胸襟见识情感兴趣者也。”方东树《昭昧詹言》也说：“东坡，自以其真面目与天下相见。随意吐属，自然高妙。”苏轼把他的襟怀思想、喜怒哀乐都毫无掩饰地在诗词中表现出来，这里我们主要从他在黄州的词作出发，探寻他谪居黄州时期的内心世界。

(一)苦闷与怀归

“乌台诗案”对苏轼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此之前，苏轼虽因反对新法被迫离开朝廷，历任“四州”（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但这一变化并不妨碍他有所作

为。其间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谁知灾难突然从天而降，身陷囹圄，被贬黄州，命运仿佛同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这一切对一直踌躇满志的苏轼而言可谓当头一棒，他由此看到了官场的险恶、仕途的艰辛。尤其是来到黄州之后，“不得签书公事”，“布衣”“蔬食”，“债负山积”，贫病交加，余悸犹在，名为贬职实则软禁的尴尬处境不能不让他陷入到深深的苦闷与思索之中，甚至屡屡生出对人生、对世事的怀疑和厌倦的情感。元丰四年作《江城子》“孤坐冻吟谁伴我，揩病目，捻衰髯”，寄托对故友的思念，感慨自己的孤独处境；元丰五年作《水龙吟·小沟东接长江》，忆起自己从京宴饮对歌的“瑶池”之乐境急剧“飘堕人间”的孤独地位；元丰六年作《西江月·重阳栖霞楼》，感叹人生之短暂而“莫恨黄花未吐”。从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此时思想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同时词人自觉“早生华发”，理想破灭，“人生如梦”的虚幻感明显增强，失意落寞的意识相随而生，梦的意象在他的笔下频频出现：“笑劳生一梦”（《醉蓬莱》），“梦中了了醉中醒”（《江城子》），“人生如梦”（《念奴娇》），“万事回头都是梦”（《南乡子》），“身外傥来都似梦”（《十拍子》）等等，这些词句都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他内心的苦闷与孤寂。作于元丰三年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一首更真实地反映了他此时的心理状态：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此词作于元丰三年二月。这时苏轼初到黄州，寓居黄州城东的定惠院。词中作者营造了一个幽独孤凄的环境，残月、疏桐、漏断，一系列寒冷凄清的意象，构成了一幅萧疏、凄冷的寒秋夜景，而幽人、孤鸿的出场愈添一层凄凉。“一切景语皆情语”，凄凉的环境暗合了作者凄凉的心境。而下文写被惊起的孤鸿不断回头和拣尽寒枝不肯栖身的一系列活动也正是词人此时复杂、矛盾、痛苦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再如写于此后不久的《西江月》一首也反映了作者此时的心境：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这首词作于初贬黄州的中秋佳节。清风、明月，和四年前密州的中秋之夜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作者的心境却截然不同。全词扑面而来的都是萧瑟悲凉的秋意。临风对酒之际，全然没有了当年在超然台上“把酒问青天”的豪气，没有了“千里共蝉娟”的轻松与愉悦，却是“把盏凄然”的伤感，“谁与共孤光”的苦闷与寂寞。

正如古往今来的一切迁客骚人一样，经历了“乌台诗案”、黄州之贬的苏轼，在遭遇了政治风雨的洗礼之后，面对残酷的现实，痛定思痛，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归隐。对于一个仕途受挫的失意的封建士大夫而言，归隐无疑是解除内心痛苦、摆脱尘世纷扰的一剂良药。为此，过去有陶潜“归去来兮”的执著，有李白对“散发弄扁舟”的向往，也有白居易东坡种花的闲适。此时的苏轼何尝不想找到一处属于他的精神家园，一处灵魂的避难之所呢？

在黄州期间，本来早已深受禅学濡染的苏轼，又向佛教走近了一大步。一到黄州，

他寓居定惠院，结交名僧，“间一二日辄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基础，怀归之意屡屡见于他的笔端。在他的黄州词中，有对陶潜的钦慕，如：“手把梅花，东望忆陶潜”（《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江城子》）；有对官场名利的淡漠，如“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满庭芳》）；也有对隐居生活的向往，如“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念奴娇》）而最能反映他归隐情怀的当首推《临江仙·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僮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觳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此词作于元丰六年。词中“长恨此身非我有，”句，典出《庄子·知北游》。原文写道：“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夫有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熟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这里的“我非我有”表现了庄子对人生的虚无主义态度，而这正与苏轼此时“人生如梦”的心境相吻合。词中“何时忘却营营”句典出《庄子·庚桑楚》：“无使汝思虑营营。”这又是化用庄子的话，劝说自己应忘却人世间的功名利禄，以求得身心的统一。而该词最后两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则直言不讳，表达了自己欲远离尘世的愿望。难怪当时曾数次误传苏轼病故或出走，甚至连神宗皇帝也得到了这个消息，这与他的诗文和平时的言行不无关系。

(二)执著与超越

苏轼从小即受到儒家入世思想影响，“奋厉有当世志”。步入仕途之后，更渴望“致君尧舜”，“书剑报国”。但是黄州之贬却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经世济民的理想化为泡影。孤独、寂寞、苦闷时时困扰着他，佛老思想一时间成了他的精神支柱。然而苏轼没有象陶渊明醉心于“东篱”“南山”，消隐山林，不问世事；也没有象李白发出“我本不弃世，世人独弃我”的愤愤不平之鸣和“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那捶胸顿足的呐喊和抗议；更不学白居易“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世事从今口不言”，消极生活，享乐人生。他虽身在贬所，蒙受冤屈，但仍念念不忘神宗之“圣明宽大”，对君王帝业、朝廷政事、民生疾苦的关切之情始终不减。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还发出了“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的心声。甚至还为自己不能有补“国事”而深深遗憾：“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初到黄州》）

苏轼一生襟怀坦荡，了无心机，虽然屡遭陷害和贬谪，但时时处处都以国计民生为己任，始终不渝。在黄州期间，他为当地百姓做了大量好事。他为黄鄂间溺婴现象忧心、奔走；他重视农业生产，帮助当地农民改进耕作技术。更为可贵的是，当时黄州发生一次瘟疫，苏轼施舍圣散子药，被救活的百姓不可胜数。

苏轼忧国忧民的襟怀在他的词作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在元丰五年写作的《浣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