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食_自食与食人_论鲁迅_张爱玲对传统家庭文化负面作用的批判

第19卷第4期济宁师专学报

1998年8月Vol.19No.4Journal of Jining Teachers College Aug.1998

收稿日期:1997—12—05

本文作者: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100875

被食、自食与食人

———论鲁迅、张爱玲对传统家庭文化负面作用的批判

沈庆利　曹华卿

摘　要　鲁迅、张爱玲都对传统家庭文化的负面作用给予了尖锐抨击与批判,两位作家都批判了传统家

庭文化中的“家庭至上”倾向,“寡妇”现象和“老人中心”倾向等劣根因素,所不同的是,鲁迅侧重于对“吃人”文化的整体性反思,张爱玲则揭示了封建家庭文化对人性的异化,从一个特定角度表现了人性中的至恶至丑。不过两人殊途同归,都揭示了传统家庭文化中“被食、自食和食人”的恶性循环链。

关键词　鲁迅　张爱玲　传统家庭文化　批判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新文学的旗手,他以深广独特的艺术风采扣动了一代国人的心弦。张爱玲则作为一名罕见的女作家,崛起于40年代的上海孤岛文坛,成为沦陷区最为走红的女作家。50年代后,她和她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而在大陆销声匿迹,直到80年代初才“浮出历史地表”,逐渐形成“张爱玲热”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

对鲁迅、张爱玲各自思想、作品的研究,早已是硕果累累,但把他们二人放在一起加以比较的学术论文,迄今还鲜有力作。基于此,本文拟就对他们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传统家庭文化的批判倾向略加比照,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

第一个将张爱玲与鲁迅进行比较的是胡兰成。他说:“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卫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受过摧残,所以没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

①

这样的比较显然有抑鲁扬张之嫌,对张爱玲简直

可以说是胡乱吹捧,但他们二人的相通之处却是显而易见的。张爱玲十分佩服鲁迅对国人性格中阴暗面和劣根性的揭露,她自己对人性的精深洞察与描写也令人惊异。他们都发表了大量以婚恋、家庭为背景的小说。鲁迅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是要“暴露传统家族制度的弊害”,他的《伤逝》、《祝福》、《离婚》、《风波》等作品,无不涉及这一主题;张爱玲更不用说了,她的每一篇作品几乎都没有脱离婚恋题材。

在精神气质上,鲁迅和张爱玲都通过自己的创作,集中表现了对封建家庭文化彻底的批判精神,从而使他们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家庭文化意蕴,与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紧密相联。我们认为,这种批判精神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家庭至上”文化的批判。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重视“家庭”轻视“个人”为基本特征的。因此中国是家庭主义价值观念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有罪,连及家族”等,都表明家庭的荣辱兴衰与每个家庭成员是息息相关的,这势必导致家庭强大的向心力,使得人人不得不围绕“家庭”这一中心旋转。那么,个人的价值、尊严和国家与民族的利益都只能处于从属地位了。

鲁迅与张爱玲正是从这一角度批判了传统家庭文化的局限性。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张爱玲《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和《连环套》中的霓喜,可谓是“家庭至上主义者”的典型。当子君庄严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和涓生一道走上抗争之路时,那该需要多大的勇气。但他们由纯洁的爱情组成的小家庭,不到一年时间就全然崩毁,这无法不令人深思:为什么如此坚强的意志却导致如此悲惨的结局?

以往对这一悲剧的探讨多停留在经济角度,这是有道理的,但我们认为,小说中子君的家庭至上观念与涓生的个人至上观念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也是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重要原因。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子君由原来的一位纯洁善良、稚气勇敢的少女,转变成呆钝平庸的家庭妇女,她虽然时时感觉到了眼前生活的凄苦与无聊,却全然不知如何摆脱它而创造别一样的生活。说到底,她的爱情追求更多的是对新的家庭归属的追求;和涓生同居后,她逐渐被自己精心构造的小家庭吞噬了自我。那么,当涓生绝决地提出和她分手后,等待着浮萍一样的子君的,除了回到坟墓一样的旧家之外,也许只有死路一条了。

同样,张爱玲笔下的流苏和霓喜,虽然两人的身份、命运与性情有很大差别,但她们都不得不以婚姻作为归宿和迫不得已的职业。流苏虽然接受过一些新式教育,懂得用法律捍卫自己,甚至和丈夫离了婚。但她所能做的,只能凭着一点残存的青春和赌徒的胆量与机朽,攀附上有经济保障的男子范柳原。而霓喜的命运则更惨,她只能通过姘居的方式求得一点点可怜的男性爱和安全感,随着年长色衰,她最终一无所得。

在这里,女性的悲剧命运是鲁迅和张爱玲共同关心的话题,两位作家对它的探索也极为相似。早在个性解放思潮涌起的五四初期,鲁迅作为一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就已觉察到了乐观底下的虚妄与盲目,他的《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预言,不幸成为五四退潮后确凿的事实。20年后的张爱玲,更没有了娜拉刚踏入国门时的狂热,她以一贯的作风和表达方式,把娜拉的出走比喻成“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而出走的结果却是:“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下来的。”②张爱玲的观点,即使不是对鲁迅先生的主动回应,至少也表明了她和鲁迅心灵上的相通。

其次是对“寡妇”文化现象的思考与批判。

“寡妇”是中国封建文化中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

早在汉代就有人主张寡妇守节明志,特别是经过宋明理学家们的大力提倡,宋元明清直至民国时期,节烈风气仍很流行。

鲁迅极力反对古代圣人的节烈说。他认为“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于他人,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③他痛斥封建礼教泯灭人性的做法,呼唤人类向正当的幸福迈进,让每个人都生活在自然的天性里。

寡妇形象在鲁迅、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鲁迅《在酒楼上》、

《故乡》等小说中的母亲形象。以及《祝福》中的祥林嫂、

《明天》里的单四嫂子等;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怨女》中的银娣,《沉香屑　第一炉香》里的梁太太等,都是典型的寡妇形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和张爱玲不仅满怀同情地描述了她们的悲剧命运,还极其深刻地剖析了她们在封建礼教的重压下所造成的人性异化。祥林嫂在前夫死后,被婆婆卖到山坳里,第二次婚姻的失败更使她受到族人的嘲弄与蔑视,但这一切都没有使坚韧的祥林嫂折服,儿子阿毛的夭折却使她痴傻癫狂了。很显然,祥林嫂对儿子的母爱已经具有超常的变态性质,他是把人生的全部支点都寄托到儿子身上,儿子的死亡意味着她人生意义的消失。

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由于性爱与情感需要的长期得不到满足,发展为对金钱的变态追逐,结果使她“三十年来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透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曹七巧不仅对儿子有一种变态的母爱,更对儿子女儿的幸福产生了可怕的嫉妒心理,并发展到丧失人性的程度。儿子长白的妻子芝寿及做小的丫头绢儿,都因不堪凌辱和折磨先后病死或自杀。她还因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毁掉了女儿的爱情。七巧变态性格的文化意义,在旧中国家庭关系“被食、自食与食人”的循环链中得到了充分展示,这是张爱玲描写人性方面并不逊色于鲁迅的方面,也是鲁迅、张爱玲独到的深刻处。

最后是对“老人中心文化”的尖锐抨击。

中国传统家庭始终是家长专制的家庭,长者在家庭中具有绝对权威:“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虽然“夫为妻纲”,但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婆,对子女也就拥有了相当的权威性。“老人中心”文化的最大弊害是一切只为老者的权威,一切只为家庭的兴旺,而无视晚辈的幸福与个性发展。

鲁迅早在《狂人日记》中就发出了“救救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