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的语言观和方法论

社会语言学的语言观和方法论

一、语言的社会性

社会语言学认为，应该从语言和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语言本身存在方式的角度研究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这里包含两层含义：

1、从语言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看，语言的生命取决于人类社会对它的使用。语言不仅是人类社会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还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法国社会心理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梅耶认为，语言学是一种社会科学，要想了解语言的变化，就必须了解社会的变化。房德里耶斯指出，唯有研究语言的社会作用，才能懂得语言的本质。弗斯在继承了英国语言学历来重视语言应用研究传统的同时，深受英国功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坚持认为语言研究必须重视语言的社会功能。在他看来，语言不仅有形式意义，还有情景意义，因此应当在社会环境中描写和分析语言。韩礼德进一步发展了弗斯的学说，建立了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的功能、语篇、人际功能都与语言的社会环境以及该语言所属的文化存在着密切联系。

2、从语言本身的存在方式看，不同语言学派有不同的认识。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具有社会性。但这里的社会事实非指语言和社会间的关系，也非指语言所表达的社会文化内涵，而是抽象的、同质的社会心理系统，即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集体意识”，即索绪尔所说的“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的真正对象是语言，而言语是无序的，“语言科学不仅可以没有言语活动的其它要素，而且正是没有这些要素掺杂在其间，才能建立起来。”但是，特定语言系统中每个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对每个社会成员是不是共同的，每个社会成员是不是同样掌握了语言系统中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即语言是不是一个抽象同质的形式系统。社会语言学认为，同一个语言社会中的成员，常常分属不同的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因此掌握的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有差别的，即语言是一个由符号的各种变异形式构成的系统。因此，语言的历时性变化不仅明显地表现在不同时代的语言使用者中，而且表现在同一代语言使用者甚至同一个语言使用者身上。可见，语言的历时变化不仅有语言结构内部和社会外部的原因，而且与语言的共时变异有密切关系。社会语言学对语言的变异研究不排除语言变异的共时描写，把语言事实（语音、词汇、语法等等）和社会事实（社会阶层、性别年龄、职业等等）联系起来，从中探讨二者的相互关系，目的是更全面地揭示语言结构、语言变异的特点。这样一来，复杂的语言变异现象由于跟社会结构联系了起来，因而便进入了一个有序的结构系统。

二、语言变异

1、语言的异质有序性。萨丕尔认为所有的语法都有漏洞，即语言的不规则性。布龙菲尔德指出，没有一个言语社团曾经是完全统一的。但他们把不一致的语言形式排除在语言描写和语言结构的分析之外。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和言语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任何一种语言都只能以言语变异的形式存在，而言语中的各种变异又和语言系统以外的某些因素有着规律性的联系，因此，表面上看来无序的言语变异形式就进入了有序的规则系列。如果语言是杂乱无序的，就会失去最基本的交际功能，如果语言是纯一同质的，就会导致语言功能的缺失。社会语言学把异质和有序结合起来，并作为语言系统的特性，体现了一种新的语言结构观。

2、语言的变化和变异。历史比较语言学建立了语言发展变化的观念，但语言的变化总是要受到某些条件的制约，如语音演变只在特定的地域和时间内起作用。社会语言学把语言结构内部和社会外部两方面的制约因素结合起来，将变化和变异结合起来，有效地解释了语言演变的局限性问题。

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同质有序的，他们研究语言系统的内部结构时，主要侧重于语言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语言本身不是他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比如研究语音系统时，一般都以语音成分之间的对立作为基本原则，至于语音变异，只要不构成意义上的对立，或者说只要不与其它语音形式构成对立，不影响同质的语音结构系统，都可忽略不计。总之，系统是重要的，变异不计。索绪尔进一步认为，语言的变化没有目的性，和语言共时状态的系统性无法调和，必须排除在语言分析之外。社会语言学不仅将语言的共时变异和历时变化有机结合起来，而且建立了语言变化的解释机制。

3、语言变异的类型和成因。在社会语言学家看来，历时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共时的变异，共时的变异又体现了历时的变化。语言变异有语言结构系统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原因。①内部变异指由于语言结构中某个或某些成分的变化而引起的变异现象，如汉语浊音清化使大量同音词的产生，导致复音词的增加和声调系统分化。而且内部变异与外部因素有密切联系。②外部变异指由于社会因素而导致的变异现象，主要有：个体之间的变异，指说话人因社会特征的不同如性别年龄、阶层职业、教育程度等导致的变异，如“女国音”现象发生在女孩中；个体内部的变异，指同一个说话人因交际场合、交际对象、谈论话题的不同而产生的变异；纯自由变异，不论社会特征、不论语体形式而发生的变异，这类变异的形成既没有合乎音理的语音条件，也很难说它们与不同语体或说话人的社会特征有何直接联系，这类变异现象值得注意的一是它们在不同时期、不同社团中是否有区别，二是它们是否具有扩散的倾向，是否反映或预示语言中可能出现的变化。

从变异现象在语言社会中的功能看，变异或者可以是言语社团的象征，或者可以起到标记语体的作用，或者具有标记语言发展演变残迹的作用。

4、语言变异的研究。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热衷于在共时描写的基础上建立语法规则，把变异作为例外现象置之不理。历史比较语言学主要依靠语言共时描写的成果研究语言中已经发生或者说已经完成的变化。马丁内（功能语言学家）虽对语言的社会环境方面有浓厚兴趣，但也只是采用经济原则来解释。社会语言学家不仅看到语言内部异质性的特点，并且找到了观察语言变化的有效途径。区分了两种变化类型：①自觉的（conscious），指语言使用者不仅意识到了语言的某种变化，而且主动地、有意识地去推动这种变化。拉博夫称之为“自上而变”（change from above）。②不自觉的（unconscious），指语言使用者并没有意识到变化的发生，拉博夫称之为“自下而变”（change from below）。

传统观念一般认为，语言创新形式的扩散大都是从上而下的，社会压力和羡慕心理使地位较低的说话人仿效地位较高的说话人；而地位高的说话人为了维护本集团的身份，则继续创新，甚至借用有权威的外国语。拉博夫认为，起变的集团未必都是精英阶层，大众未必都是追随高层。普通人的创新形式在当地人或同等人心目中也能显出威望，为众人所采纳。总之，不同的社会集团具有不同的标准和规范，语言的变异可能是由于标准体的权威价值与土话的同等价值之间的对立而导致的。由于不同的社会集团具有不同的标准和规范，因此标准变体的权威性和非标准变体的集团认同价值之间的对立是导致语言变异的重要因素。

关于语言变化及扩散方式，社会语言学家主要得出了以下五点认识：①一般情况下，变化常常是从语言中已有的形式中产生出来的；②当一群人有意识或潜意识地以另一群人为榜样并且模仿他们的说话特点时，变化就产生了；③为显示或维护自己的身份特征并与其它社团集团相区别，说话人会有意强化某些变异形式或变异特点，如英国诺里奇市的男性偏爱当地方音并加以强化；④变化可能是通过偶然性的接触，从一群人传播到另一群人，如在交际中有意无意地兼容对方话语，导致学到了对方的一些发音特点；⑤典型的变化是按照“从一群人到另一群人”的方式传播的。

三、社会语言学的具体研究方法

1、索绪尔式的矛盾（Saussurian paradox）。索绪尔将语言和言语区分开来，这一区分在有助于明确语言学研究对象、强化语言共时研究的同时，使语言学失去了本该属于自己领域的言语现象的研究。要全面研究人们的言语活动，就必须同时考察语言和言语两个方面，这样，研究言语活动与社会相关的一面（语言）的时候，只要观察任何一个人包括语言学家本人的言语活动就可以做到，因为索绪尔认为语言是潜存于每个人脑子里的一套语法系统，是一个内部有序的同质系统，是言语活动的社会方面；而研究言语活动与个人相关的一面（言语）的时候，却要从社会环境中去观察，因为对于个人言语事实的获得，只能从许多个人运用语言的言语行为中寻找。这就是索绪尔式的矛盾。

有效地解决索绪尔式的矛盾，不仅关系到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对语言学的性质和研究范围的界定，而且直接关系到搜集语料的方法。社会语言学家认为，应当在社会环境这获取实际使用着的话语作为语言分析的材料，这涉及到：①怎样确定调查对象；②怎样与调查对象交谈；③怎样使谈话达到最理想的状态。三个方面不仅仅关系到研究者能否有效获得真实可靠的话语材料，而且关系到研究者的工作态度和操作方式。

2、观察者的矛盾（observer’s paradox）。要想获得真实可靠的、正在被使用的语言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