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爱的思想家-梁启超

我最喜爱的思想家——梁启超
生平简介：
梁启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

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

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

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

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

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

思想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

接连的外忧内患，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份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

咸丰、同治年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改良生产技术。

各地先后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

1894年至1895年发生甲午战争，清政府被日本打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证明只靠经济上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

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思想过程：1890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

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

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

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

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

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思想命题：
1.教育思想：
主要理论：教育是育人、强国的根本
命题及观点：
他在1896年发表的《变法通议》中指出：“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后来，随着他对教育社会功能认识的深化，且受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思想的影响，梁启超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从培育人才转向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上。

1902年，他发表了《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指出封建传统教育之所以失败，洋务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全在于教育宗旨的失误：或以“升官发财”为宗旨，或以培养少数洋务人才为归。

他认为正确的教育宗旨应该是“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

因为国家的强弱、存亡是由整体国民的素质决定的，要养成特色之国民，就必须从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入手，务使全体国民“备有资格，享有人权”，具有自动、自主、自治、自立的品质，融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为本国之民”，“为现今之民”，“为世界之民”。

、
2.新闻思想：
主要理论：①报馆有益于国事
②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③立论不能无宗旨，举足不能无方向。

命题及观点：
梁启超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论学会》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文章，就曾详细而深透地论证过新闻的作用和意义。

他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

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

这里的“道”，显然就是指思想、观念、道理等；“群”则是通过传播——报纸而使更多的人接受，从而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其中“通”与“塞”也都是指传播的是否畅通而言；而“通”与不通（“塞”），则直接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智”、“强”与“愚”、“弱”。

可见，他已经把新闻的价值看得何等的重要。

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他一开始就论证了“通”与“塞”对于国之强弱的重要作用：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

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

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

言语不通，故闽越之与中原，邈若异域。

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

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3.哲学思想：
主要理论：一、“三界唯心”的自然观：
二、“唯变所适”的社会观
三、“英雄造世”的历史观
四、“慧观致知”的认识论
命题及观点：
1.生是最复杂的、最矛盾的，真理即在复杂矛盾的
中间。

换句话说，真理是不能用‘唯’字表现
的，凡讲‘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
“境者心造也。

一切物境皆虚幻，唯心所造之境为真实。

”（三界唯心）2.“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

”
“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变法的途径有
四种：“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
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
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
国而代变者也。

（唯变所适）
3. 英雄造时势，历史首先是英
雄人物的历史。

：“历
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
“英雄固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

英雄与时势，二者如形影之相
随，未尝稍离。

既有英雄，必有时势；既有时势，必有英雄。

（英雄造世）4. 人谁没有见过苹果坠地，而惟有牛顿能从中
悟出重力之原理；人谁没有见过开水顶盖，而惟
有瓦特能从中领悟蒸气之作用。

“故学莫要于善
观善观者观滴水而知大海，观一指而知全身。

不
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
未知。

是之谓慧观
“慧观”，并不是建立在观察、实践基础上的一种认
识上的飞跃，而主要是主体心灵的直觉顿悟能
力。

他说：“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慧观致知）
4.赋税思想：
主要理论：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

命题及观点：“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

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

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

”
个人阅读体验
“献身甘做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梁启超在中华民族“走出中世纪”、实现近代化的艰难历程中，为一整代青年提供了精神上的滋养，为几代中国学人开辟了继续拓展的思想与学术原野，不愧为沟通传统中国人与“五四”“新青年”两代之间的启蒙思想家、沟通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学术文化大师。

他的
“新民说”和民主宪政思想，在中华民族实现近代化的整个历程中，注定会发生恒久的影响。

，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的历史地位和思想价值。

他被誉为“舆论界之骄子”，他的文字如行云如水，光昌流丽，“笔底常带感情”极具感染力、号召力。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梁启超的文化生命是永远鲜活的，他移植的思想与学术大树，是万古长青的。

而梁启超之所以这么深入人心，首先跟他深厚的家庭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

他的祖父—梁维清一生勤奋、执着、简朴、自信、自尊，律己严、待人宽，是典型的乡间小知识分子，而梁启超和祖父生活了十九年，祖父那种为了改变家庭命运，为了营造一片乡间净土的执着精神，在梁启超稚嫩的心田里，不知不觉中播下了无量数的积极向上、发愤图强的生命基因。

可以说，祖父就是梁启超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位“精神教父”。

他的父亲是一位塾师，教书之余，躬耕垄田，过着“耕读传家”的乡绅生活。

母亲赵氏，出身书香门第，能诗能文，贤淑勤劳，她身上充溢的文化气息，是小小梁启超可以尽情吸允的文化母乳。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他的恩师——康有为，当梁启超春风得意，少年中举是，康有为虽未中举，但已经站在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历史潮头，梁启超曾在《三十自述》中说：“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潮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又说：“先生命治公羊学，每发大同义理，余思想为之一变，始知所谓世界公理，国家思想.”
如果没有时代风云的激荡冲击，如果没有康有为的当头棒喝，没有康有为对他灌注“改革新思维”，梁启超再有才华，大概也只能在科举制度与封建官场中，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传统士人而已。

是时代风云的大课堂，与康有为老师富有时代精神的万木草堂的交相震撼与激发，将梁启超推向了新的思想磁场与人生轨道，为梁启超的辉煌未来，安装了推进器，注入了“高能燃料“……
个人评论
读了梁启超，首先知道他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是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曾经在改良和革命的选择上打不定主意，但至1903年底漫游美洲新大陆归来后，他义无反顾地的回归改良派阵营，他认为“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

”
梁启超认为，社会的现代化，可以通过渐进的改良实现“政治革命”，不可以采取暴力的手段，进行“社会革命”。

而这思想转变跟他的欧美游历有很大关系，他看到了西方社会的一些弊端，使他认为“共和政体不如君主立宪体弊端少，而当时革命浪潮的高涨也使他产生了恐惧心。

不能否认，相比早期张之洞以及他所代表的洋务派所认为的，中国只是军事技术不行，只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必能克敌的观点，梁启超他们看清了要改变中国，必须改变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于是有了“戊戌变法”。

但是变法提出的各种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包括改革官制，裁掉各种无用衙门，废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权，允许平民上书言事等等，每一项改革都将冲击甚至剥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加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动摇了传统学者和广大士绅的思想基础，因此，变法受到巨大阻挠并以失败告终，也就不在意料之外。

另一方面，维新党虽名为改革派，言论却过于激进。

用革命手段进行改革，连本来可以成为盟友的温和一派都通通得罪。

康有为甚至说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这种书生意气的思想也是戊戌变法失败的主因。

而作为一位哲学思想家，梁启超的哲学思想是值得深究的。

他提出了“三界唯心”的自然观，但他不主张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划分会造成偏执一端的结果，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不能正确地说明现实问题。

这表明，梁启超既重视物质的力量，承认物对心的制约；又强调精神的能动性，主张发挥心的创造作用。

他的高明处在于他不仅反对绝对的唯心主义，而且反对庸俗的唯物主义。

同样，他的问题也出在只把唯物主义看成是庸俗的唯物论，而把唯心主义当成理想主义。

把唯心主义当成理想主义，强调“心力”创造作用的哲学思想，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因为这一思想是与当时的社会改良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先天发展不足而力量弱小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统治势力之下进行社会变革，必然表现出信心不足、精神低沉。

这就使梁启超认识到开展一场广泛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必要性，通过思想启蒙来唤醒民众，以提高人们对社会变革的信心和勇气。

在这样的背景下，梁启超片面地夸大了精神的作用，将“心力”无限膨胀、扩张，试图使人相信通过主观的努力，就可以挽救国家，振兴祖国。

他说：“国家之盛衰存亡，非由运命，当纯然以人力能左右之矣。

”人力的核心为自信力，有了自信力，“每处一事，既见得透，自信得过则出一往无前之勇气以赴之，经百折不回之耐力以持之。

虽千山万岳一时崩坼而不以为意，虽怒涛惊澜蓦然号鸣于脚下而不改其容；猛虎舞爪牙而不动，霹雳旋顶上而不惊”。

如此夸大精神的作用，性质虽然是错误的，但在当时却反映了进步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一句话总结，梁公的精神永垂不朽，他是我们新一代青年学习的榜样，未来世界也需要有像梁公这样的人物来改变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