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发展综述

中州学刊1998年第1期　

西方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发展与评述

何国华　徐正林

国际收支是一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它不仅综合

地反映一定时期内该国与外国贸易和非贸易往来及

资本流动情况,而且还制约着其对外开放的程度与

国内经济增长的速度。因而,如何对国际收支进行

调节,历来为西方经济学家们所重视,在国际收支调

节问题上也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理论观点:自动调节

论和政策调节论。至于哪一种理论观点占统治地

位,则取决于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1115—16世纪,代表商业资本利益的重商主义占据了当时经济学的主流地位。重商主义者把货

币看作财富的唯一形态,认为国家要致富,就必须增

加货币,而获得货币财富的唯一源泉是发展对外贸

易,因而,在对外贸易中必须遵守多卖少买,多收入

少支出的原则,以求得贸易顺差。然而,当时任何一

个国家都难以完全凭借商品的竞争力保证贸易顺

差,所以,为了促进商业资本的发展,同时也为了从

武力上更好地进行海外扩张,掠夺殖民地的财富,加

速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重商主义者坚决主张建立

统一的封建国家,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对

外贸易上,则主张诉诸保护贸易政策以确保贸易顺

差,从而显示出强烈的政策调节论的倾向。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随着资本原始积

累阶段的逐渐结束,资本主义在对外经济贸易中已

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资产阶级开始不再需要那种带

有封建残余色彩的国家干预主义,而是需要自由竞

争和自由贸易,所以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

应运而生,并取得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与此相适

应,在国际收支理论领域,大卫・休谟主张自动调节

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风靡一时。

休谟认为,在金本位制下,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逆

差,就意味着本国黄金净输出,由于黄金外流,国内货币供给就会减少,从而引起物价水平下跌,本国商

品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提高,而外国商品在本

国的竞争能力则下降,于是出口增加,进口减少,使

国际收支状况改善。同样,国际收支顺差也是不能

长久维持的,因为顺差会造成黄金的净流入,这又会

趋于扩大国内货币供给量,造成物价上涨。物价上

涨不利于出口而有利于进口,从而使顺差减少乃至

消失。这就是所谓“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的基本

思想。按照这一理论,国际收支均衡的恢复,完全用

不着人为的政策干预,在价格机制的自发作用下,国

际收支会自动趋于均衡。

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以比

休谟严谨得多的经济学术语,阐述了与休谟观点相

似的国际收支自动调节论的思想。李嘉图之后,西

方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约翰・穆勒和阿尔弗雷德・

马歇尔在用“相互需求说”或“相互供求说”论证国际

价值的过程中,重申了国际收支自动均衡的观点。

特别是马歇尔首创的“需求弹性”概念,为“价格———

铸币流动机制”锻造了新的重要一环。因为在休谟

那里,进出口需求对于价格是被暗含地假定为有充

分弹性的,而在现实世界中,各类商品的需求弹性是

不同的,从而相同幅度的价格变动对进出口流量会

产生不同的效应,以致即使在古典金本位制下,贸易

平衡问题也比休谟所设想的复杂和困难得多。21休谟的理论是以金本位制的存在和工资、物价的充分伸缩性为前提的。但是,进入本世纪以

后,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各种固有矛盾的不

断激化,金本位制的存在基础日益削弱。随着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金本位制不能适应战

争增加通货的需要,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国际金

本位制中断运行。一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世界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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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稳定时期,各国又相继恢复了金本位制,但所恢复的已不再是原来的金币本位制,而是金块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后两种形式都是削弱了的金本位制,由于其基础极不稳定,所以,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冲击下很快瓦解和崩溃了。与此同时,“价格———铸币流动机制”发挥作用的另一前提———工资和物价的充分伸缩性,也由于大危机的冲击不存在了。大危机以后,由于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特别是垄断组织和工会力量的强大,工资和物价都呈现出“刚性”的特征。这样,国内货币供给减少所直接引起的是失业增加和产量减少,而不是价格和工资水平的降低,从而有国际收支逆差的国家,一旦货币供给不足就不可能迅速地通过价格水平下降而恢复国际收支均衡。

既然传统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已不再起作用,那么怎样才能维持一国的外部均衡呢?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其固有缺陷,这造成了对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不足并由此引起就业不足和非自愿失业的存在。但有效需求的不足可以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减税和货币扩张等措施加以弥补,在达到充分就业以前,这些措施可以刺激产量和就业量的增加,而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凯恩斯革命”对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经济学家纷纷借助新的经济学原理对传统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实施改造或更新。1937年,琼・罗宾逊系统地提出了国际收支调节的“弹性分析说”,集中研究了三个问题:(1)汇率变动能否改善贸易收支;

(2)汇率变动后能否增加国民收入和就业人数;(3)汇率变动是否使贸易条件恶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第一个问题的研究。弹性分析说具有明显的不同于“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的特点:(1)后者以金本位制固定汇率为前提,前者则以金本位制崩溃后的浮动汇率为前提;(2)关于进出口价格变动,在后者看来是由黄金流动引起的,在前者看来则由汇率变动引起;(3)后者未涉及进出口需求弹性或者说暗含的假定是有充分弹性的,前者则把弹性当作汇率变动能否以及如何影响贸易差额的关键。然而,弹性分析说并未完全跳出“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的窠臼,它仍然把贸易差额平衡看作是自动调节的过程,仍然把调节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总问题。所以,弹性分析说还不能算是完全的政策调节论,充其量只是从自动调节论到政策调节论的过渡。

30年代末40年代初,劳埃德・梅茨勒、弗里茨・马柯鲁普等人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外贸乘数说”。这一学说分析的是在汇率和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收入变动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作用,其基本精神是:进口支出是国民收入的函数,自主性支出的变动通过乘数效应引起国民收入变动,从而影响进口支出。因此,当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当局可以实行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降低国民收入,以减少进口支出,改善国际收支;反之,当一国出现国际收支顺差时,当局可以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国民收入,以增加进口支出,减少国际收支顺差。这种通过收支变动来调节国际收支的效果,取决于一国边际进口倾向的大小,亦即取决于进口需求弹性和对外开放程度的高低,因为边际进口倾向为进口需求收入弹性与开放程度之积。一国开放程度越大,进口需求收入弹性越大,那么一定规模的紧缩政策所带来的国际收支改善程度也就越大。显然,外贸乘数说具有明显的凯恩斯主义特征,是典型的国际收支政策调节论。

50年代初,詹姆斯・米德和西德尼・亚历山大等人创立了国际收支调节的“吸收分析说”,这时,凯恩斯主义才真正占领了国际收支理论研究的阵地。在外贸乘数说中,一国对外贸易固然通过进口需求的收入弹性,以及外贸对于国民收入的扩大或紧缩的倍增作用,而与内部经济有机地联系起来,但这种联系是局部的,它反映出外贸乘数说还没有完全摆脱凯恩斯以前传统经济学的局部均衡和微观分析方法的限制。吸收分析说则不同,它以凯恩斯国民收入方程式为依据,明确地把一国对外贸易与整个国民经济活动有机联系起来,鲜明地体现了凯恩斯理论宏观分析的特征。吸收分析说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政策含义。它认为国际收支调节属于政策调节,主张运用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包括汇率调整,或者增加收入,或者减少支出,或者兼吸两者之长,以改善贸易差额。在本世纪50—60年代末的近20年时间里,以吸收分析说为代表的政策调节论支配了西方国际收支调节理论。

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进入滞胀并存的困境,凯恩斯主义对此束手无策而不得不让位于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收支理论领域,罗伯特・蒙代尔、哈利・约翰逊等人则创立了一种新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货币分析说”。货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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