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读后感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读后感
金容恩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感觉到这位作者是一位敢说敢做的，实力派的电视新闻界人士，实属难得。

作为学习新闻专业才刚刚第二年的学生来说实在不能不使自己敬他三分，应该是到了崇拜的地步。

这本书并非描述他在创业十年间经历的新闻类史书，那些关于新闻类史书只是一个对当时创业经历属实的单纯性回忆，亦并非只是叙事类书籍，即使书中大部分是以作者亲身经历乃至感受为记载主体，讲述激情奋进的一群创业青年（包括作者）在经历无数自我牺牲于风险中得到的自我安慰和无可比拟的成就感，在穿插这些故事情节当中作者要着实表达的却是一种由群体所倡导且具有群众份量的情感支柱，从而倾泻作者自己内心深处对于自己从事的电视新闻行业的十年之久当中的电视实验得失的观察以及深刻反省。

也像众所周知的一样，本书故事内容有着不为众人所知的背景因素，极具敏锐洞察力的作者从中捕获相关的前因后果，并透彻揭示出其背后所支撑并推动这些栏目中的电视理念，创新思维以及在此期间所经历的慰抚与艰辛。

它语气平稳沉静，但在不时地绷紧我们的心弦，叩击这我们的思维，就像他在介绍本书时讲道：“本书是平和的、沉静的，但始终总有力量在扣击思维。

希望在阅读过程时时引领读者走进电视新闻理念的深处－用以阅读的书籍能够伴随阅读者，而用以思考的书籍有可能改变阅读者。

十年前，这些满怀理想的激情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吸引他们的是创业，十年后的今天，凝聚和吸引人才的基础仍然是创业－是一种创新机制使得这个集体充满活力。

尽管创业的过程充满艰辛，但我的同事们却用激情和意志堆起了一座理想的山峦。

他们用自己年轻的感受，独特的视角，开放的理念,全新阐释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追求，宣扬着他们对生命意义和人文精神的理解。

这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为了追求一种不平凡的生活，为了给自己的青春和理想一个有分量的交待，义无反顾地走进了一个他们认为能够放置自己生命中最好年华的地方。

”作为有新闻理想的学生来讲，这就是我们的圣经里传播的福音，趋势我们也有用勇气去以他为楷模。

在这十年中，电视媒体在探索中不断的前进。

从《东方时空》的创立，到《焦点访谈》的开播，从《实话实说》的开办，再到《新闻调查》的成功，等等的一切说明了，这些年里，电视已经成功地“从过去企图让人们仰视的‘邪坛’上走了下来，回归到受众中，成为名副其实的‘民用媒体’”。

但是，在我理解看来中国电视的改革尚未完结，曾经的探索还需继续。

因为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堪和困境，电视传播制度中依然存在着许多“未必自圆其说之规则”。

它并不是一味追求商业利益而背信弃义的行业而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行业，其承担的宣传以及教育的工作及其负重，然而一贯乏味的教育式新闻已经在具有比较健全的
形态一是的老百姓面前已经行不通了导致无法迎合群众的胃口，直接引起收视率大大跌折，胆大而又据煽动性的揭露性报导却会碰触到另一个极大的障碍---“政策的范围”。

于是，媒体开始陷入两面为难的大坑里面，不得自由动弹。

为了提高收视率，为了不冒任何政治风险，不犯政治错误，中国的媒体选择远离政治，掀起娱乐化，以达到媒体的经营为目标。

电视节目“通过无休止地刺激人们的享受欲和将人们引向娱乐领域的方法，来转移社会成员对政治问题的注意力”，娱乐化已成席卷全球之势。

伴随着这股娱乐化浪潮，一些节目也越来越往低俗化方向发展。

从煽情新闻到虚假新闻，媒体的泛娱乐化趋势不知何时止步！
有人说，如果上帝给每个传媒工作者面包的话，可能大部分传媒工作者都会是天使。

从某个角度来说，可是如今的局面，或许真的不该完全责怪媒体。

或者说，责备媒体，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媒介要盈利，要生存、发展，也无可厚非不是吗？因为当国家切断他们的资金供应后，无论是电视，还是其他媒介都必须依靠自身的经营来自负盈亏。

就像初学游泳者，在潮头浪尖，自身都无法保全，又怎样兑现为他人、为公众服务的诺言呢？
据说，2005年9月10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出了《关于批准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中国广播电视播音主持人自律公约>通知》，《公约》明确要求主持人“脱俗”，对主持人的用语做出了许多明确的要求。

可是这项《公约》真的能起作用还以待效。

节目考评制度没有变、收入分配机制不做调整，要求主持人“脱俗”、节目严肃、健康向上，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节目健康向上的，收视率低，是“较好不叫座”。

节目低俗的、收视率高，是“叫座不较好”。

必须改良现有的评价制度，才能使节目在收视率与社会效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末位淘汰制并不合理。

不同频道、不同时段，不同节目类型的收视率并没有很大的可比性。

所以应当对它们的收视指标区别对待。

除了收视率考评外，还应当将节目内容、质量、对社会舆论的导向等方面也纳入考评范围，以保证节目的整体效应。

对一些社会效益好，但广告投入低的节目，政府相关部门应当适当的给予扶持。

如一些农业节目、老人健康类节目。

因为电视媒体的最终目标并非单纯的追求商业利益，它还必须为公众利益服务，发挥它在社会公共领域的积极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