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的社会关系网络现状研究

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的社会关系网络现状研究摘要随着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介于城市市民与乡村农民之间的社会特殊群体“农民工”能否与城市居民进行良好的互动，融入其所服务的城市中去，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研究热点。而青年农民工拥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必须对现阶段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对准确地把握和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农民工；城市适应；社会关系网络

农民工作为在我国经济社会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庞大群体，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也是考量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进程的重要指标。本文以社会关系网络构建为视角，探讨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以期对准确地把握和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一些帮助。

一、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中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的必要性

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2亿人。报告还显示，全国农民工中16至30岁的占61%，31至40岁的占23%，41岁以上的占15%，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据此可知，青年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大多数。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青年农民工文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趋向拥有技能，务农经历越

来越少，对乡土的依恋越来越少。与老一代农民工外出主要是受生计驱使不同，他们外出不再仅仅或者不再主要是基于生计上的考虑，而是带有更多的追求外面“精彩世界”和“换个方式生活”的价值色彩，在整体上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明显增强。对新一代农民工而言，城市越来越多地具有向往之地和未来故乡的色彩。他们中很多人开始厌倦了在外漂泊不定的流动生涯，希望在城里定居下来。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应该包括三个层面：1.经济层面。青年农民工初来城市，首先得有一份工作，取得维持基本生活的工作收入，拥有自己的住所；2.社会层面。进入城市之后，他们便与当地居民产生直接互动，在工作、日常生活、交往等与城市社会各种组织或个体产生联系，学习和适应城市生活习惯、各种法规制度以及日常交往规则等；3.心理或文化层面。通过上述两个层面的融入，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角色开始转变，他们开始认同城市居民的价值观、生活习惯等，从而产生作为一个市民应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出现。国内学者将此群体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青年农民工群体规模庞大；2.青年农民工群体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和就业的非稳定性；3.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工作环境和条件差，工作强度大，工资低；4.文化程度低，收入水平低；

5.缺乏话语权与权益维护机制。这些特征说明了该群体的弱势特征和社会支持的必要性。青年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是其最大障

碍，还有各种社会歧视以及青年农民工自身限制等。作为弱势群体，青年农民工对于社会支持的需求尤显迫切，社会支持系统应对他们融入城市提供必要的帮助。

二、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过程中社会关系网络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社会关系网络支持

在社会网络分析理论中，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分为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和非正式的关系网络。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指的是行政事业部门提供的支持，而这正是青年农民工比较缺乏的。

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城市和农村有着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长期处于差序格局的传统社会网络构架中，农民工在社会交往和社会流动方面都有一定的狭隘性。他们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以血缘、地缘、亲缘为主要纽带的传统社会关系，更加注重人情、面子和缘分，具有明显的狭隘性。进入城市的青年农民工远离了乡土的熟人社会，以血缘、亲缘关系建立起来的长期的、稳定的社会网络逐渐被瞬间的、不稳定的工作关系所取代。从社会关系网络规模来看，青年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比一般城市居民的关系网络要狭小得多，青年农民工在社会现实中较易处于底层和弱势地位，成为城市的弱势群体。

由于缺乏正式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青年农民工在社会保障方面缺乏话语权和知情权，很难完全地接受政府社会保障政策的保护。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的限制，把他们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制度

之外，使得农民在就业选择权利、居住权利、子女受教育权利方面都受着种种限制，进而妨碍了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而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对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上，排斥和抑制的政策多，鼓励和支持的政策很少。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的有形无形的障碍往往使得农民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处于不利的境地。

（二）缺乏有效沟通的“桥梁”——社会组织机构

在社会网络理论中，个人作为网络中的个体，要想有广泛的交流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桥梁”或者说“节点”，信息通过节点的汇聚和有效传达，才能更快、更好地传递到所有网络中的个体。然而农民长期拥有的是传统的社会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农民工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无法有效地向更高层表达意见，缺乏有效表达意见的“桥梁”——社会组织机构。

组织是群体维护自身权益的一个基本保证，对生活和工作在城市中的农民工这一边缘群体而言，其意义尤为重要。组织运用组织型资本可以扩大信任资本在农民工之间的运用，从而扩大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使农民工拥有更多渠道地了解信息和接受信息。通过组织这一外部群体促进农民工更进一步信任城市社会，更进一步理解和接受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不断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更好地适应城市。同时组织的普遍化可以为农民工提供一个在城市提高自身素质的平台，组织各种技能培训，从而提高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能力。例如城市企业中普遍设立的工会组织和一些规范的

维权机构，这些都是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有效组织，这些组织可以在农民工维护合法权利、提高社会地位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通过组织，农民工在城市中便不再是孤立无援的被排斥的社会弱势群体，而可以通过组织更好地融入城市。

然而，现实中的实际情况是：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务工，逐渐脱离了农村的行政体制，不属于原先的农村政治区域，但是由于现实的原因，他们也无法被城市的行政体制接纳，徘徊在一个令人尴尬的真空地带。

（三）缺乏有效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

农民工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所拥有的个人社会网络只是一些最基本的初级关系，比如亲戚、朋友。进入城市以后，农民工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是初级群体，即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包括亲戚、老乡、朋友、同学等同质性群体。这个关系群体构成了农民工进城求职过程中的依赖群体。在这种群体内部，强关系成了联系相似者的纽带，它的维系主要是靠群体内部的互动和互相之间的帮助和支持。但是由于长期处于城市非主流领域，农民工难以得到城市居民的认同和接纳，因此，他们的个人社会网络群体难以扩大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