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评析

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评析

伍俊斌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广东广州510053）

【摘要】哈贝马斯是合法性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以交往行为理论为研究框架，以公共领域为场域，以生活世界的重建为独特视角，深入探究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危机的根源、表现和应对之策。合法性必须在公共领域中得到证明，只有在公共领域中有效的政府行为才能获得民众的认同和忠诚；克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重建生活世界是修复和重构政治合法性的必然要求。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取得了许多独创性成果，但也存在着限度。

【关键词】哈贝马斯；合法性；公共领域；生活世界

尤尔根·哈贝马斯（Ｊü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１９２９－）是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当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也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哈贝马斯是合法性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把历史上的合法性理论概括为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两类，对两者的片面性进行了批判。哈贝马斯以交往行为理论为研究框架，以公共领域为场域，以生活世界的重建为独特视角，深入探究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危机的根源、表现和应对之策，力图在此基础上重建政治合法性理论。

一、公共领域与合法性

哈贝马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对合法性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明确界定，并阐发了合法性与政治说服、政治论证的密切关系。“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合法性要求同用社会一体化力量来维护社会的由规范所决定的同一性相关联。合法性是用来实现这种要求，也就是说，合法性用来表明，怎样和为什么现有的（或推荐的）制度是适宜于行使政权，使对社会的同一性起决定性作用的价值得以实现。至于合法性是否有说服力，是否能够受到信任，当有赖于经验的意向（Ｍｏ－ｔｉｖ）；但是，这种经验意向的形成，依赖于形式上可以加以分析的、合法性本身所具有的辩护力量。也可以这样说，这种经验意向的形成有赖于合法性本身所有的

潜在能力，或者说，有赖于那些能够被发动起来的基本力量。凡是作为基本力量接受的东西，凡是具有旨在取得共识，因而具有构成意向力量的东西，取决于当时所求的为自身进行辩护的水平。”民众在公共领域中可以通过“说服”和“论证”有效地表达他们对现存政权的态度，统治集团也可以通过公共领域收集政治信息，及时顺应民意调整政策。多元的政治价值规范在公共领域中，通过民众的政治说服和政治论证等基本的政治参与方式进行整合，从而最终形成公共舆论，为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提供直接的民意支撑。

合法性是政权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统治制度的稳定性取决于民众的认同。一个政治系统失去合法性，就有可能导致生存危机的直接后果。“如果这种合法性危机的后果，不仅使国家的基本结构发生变化，而且也使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发生变化，我们说，这就是革命”。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主要通过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内涵及功能的探索而阐发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哈贝马斯认为，整个社会结构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以政治国家的形式存在的公共权力领域；二是与公共权力相分离，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后者就是市民社会，它是伴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生成的私人自治领域，它本身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经济领域，包括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及其控制机制；二是由非国家和非经济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公共领域，它主要意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界定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公共领域“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

在市民社会的经济领域和公共领域这两个组成部分中，经济领域是公共领域的基础，公共领域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的自主，即摆脱政治国家的超强干预。“对于这种‘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来说，其社会前提条件在于市场不断获得自由，尽力使社会再生产领域的交换成为私人相互之间的事务，最终实现市民社会的私人化。……随着市场领域的扩张和解放，商品所有者获得了私人自律；‘私人’一词的肯定意义正是依据以资本主义方式自由支配财产的权力概念而产生的。”公共领域则构成市民社会的主体并维护经济领域和整个市民社会的权利，公共领域“实际承担了市民社会从重商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控制之下获得政治解放的语境当中的一切功能”。公共领域通过规约公共权力机关，承担起维护

市场经济社会私人的经济利益、巩固市场经济社会私人的经济地位，使其免受政治国家任意干预的重要功能。公共领域实际上是市民社会派出的“全权代表”，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直接发生关系的部分，它通过公共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国家公共权力机关，与之展开直接讨论、谈判乃至批判，从而扮演维护市民社会利益的重要角色。公共领域的发展起到了双重作用：其一是促进了社会整合和群体认同，人们在这里找寻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其二是为政治国家奠定合法性基础、提升合法性水平，因为人们在参与政治讨论的过程中逐渐认可了公共权力的机制和政治秩序的价值。

哈贝马斯深入研究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他认为，１７世纪以后公共权力的重商主义政策深切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的兴衰，政府当局与广大民众之间形成了公共管理与私人自律的紧张关系，由重商主义政策激发并应运而生的市民阶层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公共权力的对立面，意识到自己是正在形成当中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公众，他们形成了围绕公共权力的商业政策对公共权力进行讨论和批判的群体，形成了一个批判空间。此批判空间不同于先前的代表性公共领域和文学公共领域，而成为带有政治性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这样一种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其前提是市民社会对私人领域的公共兴趣不仅受到政府当局的关注，而且要引起民众的注意，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事情。”到了１８世纪，各种可供公众自由交流、讨论的场所和媒介，如：报纸、杂志、沙龙、咖啡馆等雨后春笋般涌现，广大民众可以通过这些场所和媒介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也可以通过平等对话达成共识，由此，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基本形成。

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探究建立在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基础之上。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一方面明确划定一片私人领域不受公共权力管辖，另一方面在生活过程中又跨越个人家庭的局限，关注公共事务，因此，那个永远受契约支配的领域将成为一个‘批判’领域，这也就是说它要求公众对它进行合理批判。”哈贝马斯指出，对于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来说，

“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一条基本路线，它同样也使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别了开来。”这种境况只存在于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此时期个体才能以独立于公共权力机构的身份自由地从事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内的一切事务，这也是市民社会摆脱政治国家的超强干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对分离的根本表现。到晚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这种境况发生了明显改变，由于国家干预主义的渐趋增强以及福利政策的大规模推行，“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此相应，公共权限也向私人组织转移。公共权威覆盖到私人领域之上，与此同时，国家权力为社会权力所取代。社会的国家化与国家的社会化是同步进行，正是这一辩证关系逐渐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亦即，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从两者之间，同时也从两者内部，产生出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这一领域摆脱了‘公’与‘私’的区别。”“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融合、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融合，市民社会结构由此遭到极为严重的破

坏，作为国家与社会之中介的公共领域也发生了崩溃，这使得表面上繁荣昌盛的资本主义隐藏着重重危机，其中最突出的是私人领域的消解和公共领域的崩溃所引发的合法性危机。公共权力剥夺了公众的权利，“公众同时也远离了权力实施和权力均衡过程，以至于公共性原则再也不能证明统治的合法性，更谈不上保障其合法性了。”即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再也不能获得维持其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来自公共领域的理性批判力量和公众的忠心。

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必须在公共领域中得到证明。在公共领域中民众理性公开地讨论政治问题，检视政府的公共治理是否得到公共领域的认同并承担了理性责任。只有那些在公共领域中有效的政府行为才容易获得民众的认同和忠诚。公共领域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可用于分析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曾经存在过的公共领域诸多类型，而且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可以视为评判的标准对政治系统进行理性分析，确认其在民众中的认可程度。

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中还明确区分了合法性危机与合理性危机。“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尽管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都产生于政治系统，但它们的表现形式并不一样。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转嫁的系统危机，这种危机倾向通过转变为国家机器的瓦解来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危机则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它不是因为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

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与重建

哈贝马斯后期将“生活世界”（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ｌｔ／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概念引入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其合法性问题研究的旨趣也已发生明显改变。在其后期的重要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哈贝马斯明确指出，“市民社会”［Ｚｉｖｉｌ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这个词已经拥有了与自由主义传统中的那个“资产阶级社会”［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ｓｃｈｅ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不同的含义，不再是黑格尔所说的“需要的体系”，即社会劳动和商品交换的市场经济体系，“今天称为‘市民社会’［Ｚｉｖｉｌ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的，不再像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那里包括根据私法构成的、通过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之导控的经济。相反，构成其建制核心的，是一些非政府的、非经济的联系和自愿联合，它们使公共领域的交往结构扎根于生活世界的社会成分之中。组成市民社会的是那些或多或少地出现的社团、组织和运动，它们对私人生活领域中形成共鸣的那些问题加以感受、选择、浓缩，并经过放大以后引入公共领域。旨在讨论并解决公众普遍关切之问题的那些商谈，需要在有组织公共领域的框架中加以建制化，而实现这种建制化的那些联合体，就构成了市民社会的核心。”从以上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