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心性之学的发展与宋代《四书》学的形成

北宋心性之学的发展与宋代《四书》学的形成

肖永明　殷　慧

内容提要:面对佛道之学的挑战,宋初儒者认识到必须弥补儒学心性论的缺陷,建立起与佛道之学相颉颃的心性理论。为此,他们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心性论领域,展开心性理论的探讨。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中庸》、《孟子》逐渐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论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四书》成为儒家重要的思想学术资源,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四书》进行了阐释、利用与发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四书》学。

关键词:

《四书》之名,起源甚晚。南宋淳熙九年(1182),朱熹首次将《论语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孟子集注》并为一集刻于婺州,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终于出现①。此后,随着理学的兴盛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流传,《四书》之称遂被广泛接受、使用。《明史・艺文志》中立《四书》一门,《四库全书总目》亦在经部中立《四书》类,二者内容分别包括此前历代学者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注解之作。本来,从严格意义上说,《四书》之名确立之前的各种有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解说、注疏之作不应归入《四书》类中,如清朱彝尊《经义考》就于《四书》类之前,仍立《论》、《孟》两类,且凡《四书》之名出现之前说《大学》、《中庸》者皆附于《礼》类,以存其古义。然而,正如四库馆臣所说,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流行于世后,前创后因,久则为律,《四书》之称已相沿成习。更何况“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因此,《明史》等将历代有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著作归入《四书》类,是“循其实”而“不复强析其名”(《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经部・四书类一》,《序论》,中华书局,1965年)。这一看法,虽为一家之言,却不无道理。本文所谓的《四书》学,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是指儒家学者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进行解说、阐释、注疏、发挥而形成的研究成果。

在《四书》学发展史上,宋代具有重要地位。而宋代《四书》学形成,又与北宋时期心性之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当时,儒家学者面对佛道之学的挑战,试图以心性理论的探讨为核心,努力发掘传统儒家经典中的思想资源,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四书》思想资料进行阐释、利用与发挥,宋代的《四书》学因此形成。

一、北宋心性之学的发展

宋初,儒学发展已呈现出衰颓陵夷之势,面临着种种危机。从儒学自身看,汉唐以来,儒家学者

・

86・①参见束景南:《朱子大传》,第385页,第766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关于《四书》之名的确立,有不同说法。邱汉生先生认为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朱熹在漳州刊刻了《四书》,为之作注。《四书》的名称从此确立。”参见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第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在经典解释中多注重训诂考订,而对经典的精神实质与思想内容却缺少发掘。这种取椟还珠的治学方法导致了儒学的日益僵化,其内在活力受到扼制,以经世致用为旨归的儒学不能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与个人的精神生活起指导作用。这种状况,是当时儒家学者必须正视并着手加以解决的。事实上,为了挽救儒学的这一危机,宋初士人们也的确采取了种种措施。他们反思汉唐儒学的弊端,变革治学方法,希望通过重新阐释儒家经典,阐发其中义理以振兴儒学。为此,士人们力图摆脱汉唐经学拘囿于家法、师法,沉溺于考证训诂的治学学风,在经典训释中采取以心契心,自得于己的方式,最终自出议论,独标新义,以义理之学代替了章句训诂之学,为宋代儒学复兴开辟了道路。

但是,当时儒学的更大危机是来自佛道之学的外部挑战。魏晋以后,随着佛道势力的增长,佛道之学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亦不断扩大,其中佛教影响尤盛。到宋初,从皇帝朝臣到下层平民,都有不少人浸淫其中。儒家学者亦往往为佛教精致的思辨哲学所吸引,对佛教的本体、心性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一时士人相率谈禅,以高妙玄远相尚,出现了所谓“儒门淡薄,收拾不住,

皆归释氏”(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五),“今人不学则已,如学焉,未有不归于禅也。”(《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196页。以下引文出自《二程集》者均标注页码,《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河南程氏文集》、《河南程氏经说》、《河南程氏粹言》分别简称为《遗书》、《外书》、《文集》、

《经说》、《粹言》

)的情形。显然,异端之学的挑战空前严重,儒学的地位正在被削弱,已经到了必须对异端之学的挑战作出有效回应的时刻。

然而,佛道之学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绝非偶然。佛道之学长于理论思维,在个人心灵安顿方面有一套颇为精致的说教。从东晋、南北朝开始,佛教思想家就非常注重心性理论的建构,将心性论作为其理论思考的重要内容。到隋唐时期,作为佛学核心的心性问题,有了更为

深入、系统的探讨,各宗派都依据不同的佛教经典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心性理论。

①相对而言,传统儒学主要以现实生活中的日用伦常之事为其致思重点,虽然自思孟学派以后,探讨心性理论的儒家学者代有其人,也不乏精辟之见,但到汉唐时期,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现实政治运作的工具,儒学中强调外在礼仪制度、外在规范的内容被大大突出、凸显,而其中心性之学的内容则往往被忽视,心性主体的构置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因此,从理论思维上看,佛教心性论的精致细密,已非儒学所可比拟。一些佛教思想家对此也颇为自信。如唐华严宗五祖宗密(780—841)就声称:“策万行,惩

恶劝善,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推万法,穷理尽性,至于本原,则佛教方为决了。”(宗密《原人

论・序》)似乎佛教已经垄断了心性领域的话语权。后来北宋仁宗时高僧契嵩(1007—1072)亦谓:“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

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契嵩《镡津文集》卷八,

《寂子解》)这种观点,反映了唐代及宋初一些佛教思想家普遍的自负心态。对这种观点,一些儒家士人也颇为认同,社会上广泛流传“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修身”之论。张载弟子范育曾谈到唐宋之际思想界的这种状况:“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而其徒侈其说,以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谈,必取吾书

为正。世之儒者亦自许曰:‘吾之《六经》未尝语也,孔孟未尝及也’。”(《张载集・正蒙・范育序》

)一时间,对心性问题的探讨似乎成了佛学的专利,儒家在心性领域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

显然,对于宋初儒家士人而言,要真正战胜佛道之学,就必须弥补儒学心性论薄弱的缺陷,建立起能够与佛道之学相颉颃的心性理论。

宋初儒学学者在对佛道之学的长期批判与接触中,逐渐意识到必须“修其本以胜之”(《

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十七,《本论》下),加强儒学自身的理论建设,从根本上战胜佛道之学。同时,他们对佛道之学理论上的长处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如李觏指出,“佛以大智慧,独见情性之本,将驱

・

96・北宋心性之学的发展与宋代《四书》学的形成①有关中国佛教心性论的发展,见赖永海:《中国佛教文化论》,第147—15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